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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事件”仿佛是医疗界愤懑情绪的极致爆发。遗憾的是，公众与医护人员们的诉求南辕北辙。医护人员认为：刺死一个医生，可以让社会反省一些；不少公众则觉得：刺死一个医生，应该让医生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医护人员、医院……但凡与医疗有瓜葛的，都成为不少人的“心头之恨”。“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觉得医生是个好人，在我印象里，他们就喜欢欺骗老百姓。他们开的药方，我从来就不认识。”作为医生，在网上看到这些仇恨医生的帖子，总是非常痛心。2012年3月，哈医大王浩医生不幸被杀害一案后，央视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受调者对该案表示“高兴”。弑杀他人性命，却能引起观者高兴，这是一种怎样的变态与扭曲？
记者柴静曾用“虚构的仇恨”来形容哈医大杀医案。在采访里，患强制性脊柱炎的李梦南说，“但凡医生”就该杀。换言之，他的仇恨指向的是整个医疗群体，通过毁灭别人倾泻内心里的愤恨。再往前想，2010年山东齐鲁医院发生的“男子因父亲去世仇恨医院杀害肿瘤科女医生、刺伤女护士”的案例，与之大致相似。
仇恨医生，仇恨医院，仇恨医疗系统……大抵是医患矛盾或紧张的具体表现。遗憾的是，无论哪一方，都没有越过这表面的仇恨，看到背后的根本问题。医护人员与就诊患者，成为仇恨链条上的主角。仇恨这种恶，会扭曲人的心灵，埋葬人的理性思考，使人对所遇的人或事投去仇视与怀疑的目光。普通人群并不具备过多的医学知识，加上并不合理的医疗体制，就医问诊的患者成为潜在的“危险分子”。如果治得好，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如果治不好，他们会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医院，对医疗群体产生仇视，甚至采取极端措施。
医者皆明白，医学进步昌明，有些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却复杂棘手，医生的治疗手段也很有限。尤其是愈发兴盛的“赔偿文化”，让行医路途如履薄冰。有评论道，“见死不救是道德问题，但能否救活是科学问题。”遗憾的是，长期的仇恨教育，让普通民众形成了固定思维只要到了医院，只要患者病情加重或死亡，完全是医生和医院的错误——只要闹一闹，总会有回报。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彼时鲁迅在日本仙台留学。当课间目睹中国人被砍头的影像与照片时，他决定弃医从文。在他眼里，拯救国人的心灵或许比单纯的肉体之苦更加重要，用手中的笔为刀，唤醒国人麻木之心，剜除心灵之恶。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医护人员被砍杀，当弑杀医护事件频发，又会有谁的心灵被触动？又会有谁放弃从医？
有位医生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它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为选择影响一生。真是对现世的莫大讽刺。医生人人自危之时，即是国民病入膏肓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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