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首富王健林的政商丛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万达王健林|内地首富|政商丛林|王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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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博客天下》报道，中国新首富对外是规则的挑战者，对内则追求不可抗逆的规则。他从林业工人、军队独行者到商业巨头，得益于他对各种边界的准确掌握和对政商规则的高度敏感。

1969年，四川省大金县的原始森林树叶浓密，在大约一年时间里，15岁的王健林几乎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步行穿过林间。

当时王健林还叫“王建林”，他的母亲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父辈的事业是建设林业(不知因为什么，后来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作为阿坝州大金县森林工业局营林处一名工人，王健林的劳作内容是栽树挖坑，以及烧炭。

丛林自有其规则，但王健林从未完全屈服。某种意义上，中国最有钱的商人王健林始终未脱离丛林。在营林处工作一年多之后，一贯大胆、有主意的他决定自己掌握命运。此后的生涯中，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商人，他都以少年时学会的法则对待环境：适应丛林，利用丛林，改造丛林。

王健林人生中丝毫不缺乏他在原始森林里遇见的那类挑战。他凭着对财富的冒险追求以及对政治边界的高明把握成了中国最富有的人。他下一个目标是尝试用自己强大的资本扭转以往企业对政府谈判的弱势局面。

曾经贴身采访王健林的美国《财富》杂志记者大卫·惠特福德(David Whitford)认为，王健林是一个不知疲倦、极具野心的工作狂。他在军队待过很长一段时间，随后他选择进入市场开始了自己的小产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帝国的建成

“王建林这样的人，他野心的规模、渴求达成的目标，都不是我们能比拟的。”

“我钦佩他充沛的精力和野心。”《财富》记者惠特福德在波士顿的办公室告诉《博客天下》，王健林正致力于使万达集团成为跨国企业。“很明显对于万达集团来说，王就是整个宇宙的核心。对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一天晚上，惠特福德来到王健林妻子林宁经营的会所，进入一间卡拉OK房间。王健林已经早早在那等待他们，房间内同行的还有一些年轻时尚的女孩，这一幕让这位《财富》记者略显尴尬，“我们一群人，基本都是男士，我当时想，天啊，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知道是我搞错了。”来中国前，惠特福德就曾听过亚洲卡拉OK房间里会发生的很多故事，但这次不一样。她们都是北京一所音乐学院的学生，是其中一位客人的朋友。

卡拉OK厅里的设施极为现代，绚丽的灯光，巨型的舞池、还有宽大的真皮沙发。但气氛却仍然停留在王健林最熟悉的1980年代的歌厅时代——开场由这些年轻女表演者先上台演唱，然后就轮到惠特福德等客人。无论谁上去，在唱到一半的时候，王健林都会上台献出一束玫瑰花，那人就拿着这束花继续唱，直到唱完下台后，把花放回桌子上。继续轮到另一个人上台，王健林依然会站起来向演唱者献花。这种带有仪式感的重复动作让这位美国记者觉得，“当晚的一切都很纯洁、很美好”。

但当晚王健林的表演还是最出乎惠特福德的意料。显然，这位59岁的房地产大亨还是一位一流的男高音，他演唱了极耗体力的压轴曲目：藏族和蒙古族民歌。

王健林的精力充沛，他从来不知道疲倦，甚至几乎不会休息，每天非常专注着自己的工作。当年轻力壮的美国记者感觉累的时候，采访对象还在精力充沛地讲述对公司的展望与未来。

“他是一个极富野心的人，如果没有野心的话，他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惠特福德告诉《博客天下》，他被王健林的野心折服。

王健林毫不讳言自己的野心是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王健林告诉《博客天下》：“当将来做到1000亿、2000亿美元收入，我不可能还是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公司。”在商业军团出海背后，他始终被蒙上了一层国家主义色彩。

起于童年

他是长子、“匪头子”是穿行于林间的劳工

管理10万人的王健林最初的管理生涯，应该始于他童年的“孩子王”和“兄长”身份。没有证据证明童年王健林有什么野心，但至少能够断定的是，他对商业所知不多。4岁时，他跟随家人远离了中心城市的生活。

他的父亲王义全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此前，外界对中国首富的家庭背景的了解，大多停留在一些年代久远的传言。有人说王义全担任过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还有人说他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高级干部。

王健林极少承认或否认这些传言，他这种放任的做法部分加剧了外界对他拥有显赫家世一事的错觉。

可以说，王健林父亲的身份带来的神秘感一直贯穿着他商业帝国发展的全程。

“他父亲是大金县森林工业局(以下简称森工局)的副局长，副处级。”曾任大金县副县长的谢芸生对《博客天下》确认。

1958年，王义全受四川省林业厅的指示，带着妻子秦嘉兰和4岁的王健林到大金县负责组建森工局。谢芸生对这个“个子不高、穿着有些朴素”的老红军至今印象深刻，从1958年到1972年，王义全在大金县(1960年改名金川县)生活了14年。

2013年11月29日，王健林84岁的母亲秦嘉兰住在成都一家顶级小区的别墅内接受《博客天下》采访。这套三层别墅由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开发，市场价如今已逼近1000万元。室内布置并不奢华，没有多余的装饰与家具，秦嘉兰也保持着早年朴素生活的习惯，她只在右手上戴了一只边框已经有些发灰的手表。王义全今年5月去世，去世前，他担任的最后职务是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校区副校长。

秦嘉兰曾担任四川一个乡的首位女乡长。1953年元旦，在区委书记介绍下，她与大自己18岁的王义全结婚。组织介绍的婚姻关系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非常普遍，所幸王义全是个好人。

“他一辈子没有欺负过我。”秦嘉兰说。

在秦嘉兰眼中，1950年代举家迁往大金县城是一件幸运的事。

“外面都在饿死人，我们还能一个星期打一只兔子吃。”紧邻着藏区的阿坝州有不少荒山，秦嘉兰独自一人过铁索桥去对面山上开荒，种苏联甜菜，自己养兔子。

王健林幸运地没有饿肚子。“他不高，胖墩墩的。”王健林少年时的朋友陈志阶说。

王健林是家中长子，当时已成为大人最得力的帮手。白天，他的父亲要去开会议，负责森工局档案管理的母亲则忙于日常工作，晚上还要去地里开荒。照顾4个弟弟的责任只好全部落在王健林身上。“老大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聪明能干，弟弟们都愿意听他的。”她不停地向记者强调这一点，外人眼里的首富和风云人物，在她的话语系统里始终是童年那个可以依赖的儿子。

在青春期到来前，王健林很好地扮演了家中这个“长子”的身份，这种处于家庭中心的心态也让他在外面成为孩子们的中心。

“他是个匪头子，是一群孩子的头。”陈志阶说。在四川话中，说一个孩子是“匪头子”意味着，这个孩子不喜欢墨守成规，是集体中的不安分者。

似乎要证明那句四川老话“循规蹈矩在屋里头的娃娃没出息”，童年的王健林留给周遭人的印象都是独立、有想法、调皮。

与众多森工局职工子女一样，王健林幼时就读于在大金县东方红小学，之后进入金川中学。但他在大金的教育经历一共只有7年。陈志阶回忆：“森工局内部要招收职工子女，到营林处去工作，他就从学校出来，成为营林处的职工。”

营林处的工作是一项苦活。同是林业工人的陈志阶对此有着痛苦且深刻的记忆。当时城里的孩子不大愿意去，都是从农村招的工。“他能吃苦。”陈志阶说。

从家属区到工作地点，王健林要爬一个多小时的山，如此反复的过程维持了接近1年。没人知道在这一年多中，林业工人王健林都在想什么。但在营林处工作了1年多之后，他决定去当兵。一年前，中苏边境爆发珍宝岛冲突，出于对战争危机的考虑，中国迅速增补了一大批军人。

王健林当兵的想法也得到了母亲秦嘉兰的支持，这位老红军的家属认为，子女应该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家里的老大就应该是个军人。

但王健林的参军过程却颇费周折。“因为阿坝州不征收城市户口的青年，我们就把健林送回了苍溪老家，在那里上山下乡后，才去当了兵。”秦嘉兰回忆。

与秦嘉兰的说法不同，陈志阶的叙说却是另一个版本，“王健林表现得相当好，本来可以直接从金川去当兵，但因为森工局说他母亲成分不好，就在这件事情上卡了他。”

陈志阶认为，这段不悦的经历是造成日后王健林对他童年生活过的大金县冷漠的原因之一。阿坝州州庆时，现在已经更名为金川县的大金县组织“雪梨节”，县上请王健林，却被王健林本人拒绝。

“我只是在这里读过书，参加过工作，对金川，没有任何感情。”陈志阶转述说，“这是他的原话。”

参军后，王健林改掉了自己原先的名字“王建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走，以后这种“走出去”的行为在他身上不断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