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特夫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近读胡适日记，发觉1922年卷提到吃饭的次数尤其频繁。这年胡适的日记始于2月4日，止于11月23日。粗粗统计，2月份共十一次饭局，其中四天有两顿都是在饭局上解决温饱的。这些饭局的出席者大都是所谓“高眉”（highbrow），真正“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过也有例外，2月10日是严敬斋请客，在胡适眼里，“席上一班都是俗不可耐的人”。这伙人吃过饭，就“推三百元的牌九，一点钟之内，输赢几百”，胡适觉得很无聊。有个赌徒还拍马屁，称赞胡博士的“学派”，说是“唐宋元明都比不上”！自然，温文尔雅的胡夫子在表面上可能一笑置之，心里却憎恶得很：“和这一班人做无谓的应酬，远不如听两个妓女唱小曲子！”

3月，胡适赴了十一次饭局。主人有朱经农、黎劭西、蒋梦麟及瑞典学者喜仁龙、梵文专家钢和泰等。4月的饭局有十二次，5月十三次，6月十五次。7月1日，胡适赴山东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9日回京，这期间胡适得了痔疮，大多数日子在家养病。月底，胡适跑到天津为南开暑期学校讲课六天，报酬是讲学费一百元，旅费二十元。暑假热浪逼人，胡适还这么奔波，大概也是没法子——“书到用时方恨少，钱到月底不够花”呀。要知道，当时北大教授好几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胡适月薪两百八十元，不可谓不高，但他开销也大。该年5月31日是旧历端午节，当天放假，胡适还没起床，四五家书店的伙计就上门讨债了。胡适此前欠下书债六百多元。不得已先向好友王文伯借了三百元，一会儿就花完了。

从8月6日胡适返京算起，当月饭局十五次，基本上是他人在餐馆请胡适，或者胡适到朋友家里做客。用一个字来形容——“窘”。胡适在8月28日的日记里承认：“窘极了，写信到上海叫亚东寄了一百元来。今天向银行取出，为[胡]思永、[江]泽涵学费。”9月17日，“晚在明湖春请[吴]兴周、[汪]东木、刘先黎、张希骞吃饭。近来大窘，久不请客吃饭了。”世人恐怕想不到，堂堂北大教授、名闻遐迩的学者胡适之也有这样窘迫的时候。

9月胡适的饭局达到二十六次之多，几乎每天一场。9月4日那天更是穷于应酬：“与蔡先生同到撷英菜馆，刘式南（彦）邀吃饭；未及上席，我们就走了。到东兴楼，陈达材（彦儒）邀吃饭。”不过，这样经常不在家吃饭，不知胡太太江冬秀会作何感想？据知情人所述，“江冬秀不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女子”，“到了北京后，家中事情都归她处理。她有魄力，有决断，颇有些才华和男子气概”（石原皋：《闲话胡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55页）。而且，江冬秀厨艺很不错，“烧的一手好吃的徽州菜”（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82页）。那胡适为什么很少在家请客吃饭呢？除了这个时期手头比较拮据外，也跟他的家庭状况有关。当时他和江冬秀接连要了三个孩子——长子祖望1919年3月出世，长女素斐1920年8月生，次子思杜1921年12月生。想想家里baby复baby，会是怎样一幅场景。胡适基本上不操持家务，也不怎么带小孩，虽然雇了佣人，一天到晚也够江冬秀忙碌的了。

10月9日至19日，胡适在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除去中旬不算，该月上旬、下旬的饭局共有二十次。日记的最后一个月（11月）饭局最少，只有五次。年底胡适养病去了，日记停了好几个月。

看到这么多的饭局记录之后，我总是禁不住悬想女主人江冬秀的态度和感受。可惜限于史料，我们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倒是1922年6月6日的胡适日记有点惹眼：“我昨晚忽然想做诗纪一件事，初稿很长，后来删成短诗一首。《有感》：咬不开，搥不碎的核儿， /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石原皋认为，这首诗是胡适为表妹曹诚英而作的。他说，胡、曹谈恋爱时，常凭鱼雁传情，1922年是热恋时期。到了1923年夏天，胡适在杭州烟霞洞终于过上了“神仙生活”。1924年石原皋住在胡适家，还见过胡适的一首长诗手稿，首句是“百仞宫墙”，末句是“关不住少年一片心”。（《闲话胡适》，44、237页）看似言之凿凿，但毕竟是多年以后的回忆，未可轻信。

于是，我就查阅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增订版）》，这是迄今研究胡适情感历程最全面最精到的一部著作。据江先生考证，至少到1922年6月为止，曹诚英仍然是心向她的丈夫胡冠英的。但他判定曹诚英1922年9月写给胡适的信却让我疑窦丛生：“我上半年，给你那封信之后，就收到你给我的尝试集。当时我又写了一封信给你，哪里晓得一直多少时不见赐复，那时我真失望，再也不敢有第三封寄上了。”（《星星·月亮·太阳》，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104页）第一，“又写了一封信”，到底是什么内容，让胡适不作回复——这很不符合胡适的脾性；第二，曹诚英为什么觉得事情严重到“再也不敢有第三封信寄上了”。此中或有隐情？

江勇振书中没有讨论石原皋提到的那首诗，胡适晚年却欲掩弥彰：“此是我进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若不加注，读者定不会懂得我指的是谁。”对此，石原皋引用曾与胡适过从甚密的唐德刚的话：“坦白地说，胡先生并不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政客的程度罢了。”而且，石的问题切中要害：“胡适一连接着写了四则日记，每则都是相隔六七天。前三则都谈到溥仪，为什么最后一则不提及溥仪而只说记一件事呢？因他心中有鬼，不是指着溥仪而是指着曹诚英啊。”（《闲话胡适》，236-237页）另外，熟知胡适的徐志摩提醒读者，“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隐资料。”（转引自《星星·月亮·太阳》，87页）显而易见，胡适的这句注释是弄巧成拙了。再加上胡适明确告知原作“初稿很长，后来删成短诗”，跟石的回忆吻合。这样看来，石原皋关于胡适与曹诚英恋爱的判断大体是站得住脚的。

有了这段隐秘的婚外恋作铺垫，胡适1922年的饭局是不是可以再作检讨？就目前史料看，似乎只能停留在“大胆的假设”的阶段，而难以“小心的求证”。——胡适向来爱惜羽毛，非常注重保护个人的隐私，因此从不轻易在书信、日记上留下任何情感方面的鸿爪。所以，如果只注意胡适说了什么，而未意识到他可能隐瞒了什么，那我们对这位大人物的认识就很难超越雾里看花的朦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