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考消息》1月6日报道,林肯通常不被认为是一个在外交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总统;林肯也自称“对外交一无所知”。《世界中的林肯》却认为,林肯是外交政策对后世最有影响的美国总统之一。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2月28日文章】题:世界中的林肯:政治家的成长和美国权力的序幕(作者斯蒂芬 布迪安斯基)

对他的很多国民来讲,那个1861年入主白宫的人并不比前线的“土包子”强多少:在正式尊贵的典礼场合常常感到不安,举止不雅且笨拙,满是皱纹的外表、凌乱的头发和皱皱巴巴且不合身的西服,总是讲一些通俗的、甚至是粗俗的段子。

对在华盛顿的欧洲使节来说,新总统显得更加欠缺一些东西,尤其令他们感到困惑或者说惊骇的是,这位新总统缺少高雅和世界性。亚伯拉罕 林肯从未去过欧洲,和海外的人也从来没有任何工作或是私人的联系。荷兰大使不屑地说:“他的谈话总是充满了粗俗的轶事,而他自己却肆无忌惮地大笑。”法国大使向国内报告说:“他的思想普遍被认为是很普通的。他和他的妻子就像西部的农民,甚至在这个没有权力挑剔的国度,他们的习惯和方式还是被人无情地嘲笑。”林肯自己也对一名外交官说:“我对外交一无所知,我将会有可能犯大错误。”

凯文 佩拉伊诺在《世界中的林肯》一书中指出,林肯通常不被认为是一个在外交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总统。但佩拉伊诺坚称,在美国内战的高潮时期,美国的外交环境异常危险,是林肯亲自灵巧地驾着美国这艘轮船冲风破浪的。他认为林肯应该是外交政策对后世最有影响的美国总统之一,是值得今天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深入研究的对象。

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在林肯自我贬低自己政治及军事天才的背后,其实是林肯对人和事具有准确判断且熟练驾驭的能力。因此,佩拉伊诺认为,我们对林肯没有外交策略的形象也应该持怀疑态度。佩拉伊诺在书中写道,其实,林肯很了解现实政治和任何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而且他巧妙地利用大众媒体等工具直接与外国观众沟通以推进美国的利益,并不遗余力地建设一个中央集权的美国政府(这是美国后来崛起的先决条件之一),特别是加强总统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权。

佩拉伊诺在书中着重描写了林肯是如何处理特伦特危机的。特伦特危机是指1861年11月,美国海军军舰截住了一艘英国的邮轮,并从邮轮上带走了两名“南部同盟”去欧洲的使节。英国对美国的“暴行”十分恼火,扬言要惩罚、甚至要对美国宣战。英国政府要求美方立即道歉并释放两名被捕外交官。在书中,佩拉伊诺描述了林肯是如何巧妙地利用外交手段将美国从这一灾难中拯救出来,既平息了英国的怒气,又得到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和理解。

佩拉伊诺在书中还描写了林肯在1862年秋季如何化解复杂的外交难题。当时美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外交难题是,英国准备承认“南部同盟”独立,而且准备组成欧洲同盟干涉美国内战,强制美国停战。一般的历史观点认为,1862年9月“安提塔姆会战”联邦军的胜利,再加之随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表,改善了北方的国际地位,使英国等未敢贸然承认南方。但佩拉伊诺称,“安提塔姆会战”联邦军的胜利实际上加速了时任英国首相帕默斯顿促使双方停战的决心。至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最初被帕默斯顿首相视为“垃圾”。

佩拉伊诺认为,改变英国人心态的其实是美国直接向英国的曼彻斯特以及其他工业城市的工厂工人宣传的结果。尽管这些工人靠从美国南方进口棉花来维持生计,但是他们坚决反对奴隶制度。林肯亲自给这些工人写公开信,赞扬他们以大游行的方式来展现他们崇高的基督教英雄主义精神,并感谢这些工人在1862年秋季到1863年春季之间以大聚会的方式来支持联邦政府。到这时,英国干预的威胁才消退。

佩拉伊诺在书中其他部分描写林肯与世界相联系的事件是比较牵强的。尽管整本书的结构安排比较巧妙,比如在一些章节中,佩拉伊诺将林肯与一些假想的敌手相比较(林肯与拿破仑、林肯与马克思等);但如何做到贯彻统一,佩拉伊诺似乎在挣扎。整本书偶尔还缺乏结构的严谨性和重点。

佩拉伊诺观察到,作为新兴崛起大国领导人,林肯天才和高效率的一部分就是他对人性弱点的洞察。林肯曾将其国务卿为他起草的第一任就职演讲稿中的“我们国家的守护天使”这句话改为“我们人性更好的天使”。这对林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即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它有任何天生的道德或是神的帮助,而是因为它一直不断地和自己人性的缺点作斗争。这也是对国家谦逊的赞同,即使是伟大的强权也要始终铭记这一点。

(原标题:林肯外交成就被严重低估?美学者新书为林肯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