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克

2014新年气氛尚未完全消退，法国社会就目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素来富有争议的喜剧演员迪欧多内，因为新剧涉嫌反犹主义，成为社会各界的争议焦点。在内政部长强硬警告、最高行政法院核准禁令后，迪欧多内的首演告吹。

对法国人来说，或许这不过是此君十年来惹的一系列麻烦中的最新一出，甚至还不如总统奥朗德秘密情人的桃色新闻来得刺激。而对域外热衷批评“西式民主虚伪性”的评论家来说，这不啻送上门来的武器，和斯诺登事件一样，都表明监控审查无所不在，用来揭露法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简直再顺手不过。但迪欧多内事件折射出来的问题，对观察当代法国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标本意义。

迪欧多内·姆巴拉·姆巴拉（Dieudonn M'bala M'bala）生于1966年，父亲是喀麦隆人，母亲是法国人，他从小在巴黎南部郊区长大。1990年代，他先是和一名犹太演员埃利·瑟蒙（Elie Semoun）组成二人喜剧组合“埃利和迪欧多内”，随后因为经济问题和观点不合，这对组合于1997年解散，随后他开始单飞。时至今日，用家喻户晓来形容迪欧多内，也并不为过。

在登台表演之余，艺人发表公共评论甚至直接参政的现象在法国并不罕见。同样，迪欧多内不甘安身于舞台上的小聚光灯下，他频频通过剧中言论和场外活动，进入更大的政治高光地带。

这位具有巧克力肤色的非洲裔混血大叔，起初的政治立场是控诉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尤其是奴隶制的原罪。整个1990年代，他都以左翼面目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政见主要集中在保障移民各项权利。1997年，他参加法国中北部德勒地区的议员选举，还和该地区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唱过对台戏。

2000年，迪欧多内成为“法国黑人大进军”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同年，他甚至还雄心勃勃地宣布将作为左翼候选人参加两年后的总统大选，但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竞选支持签名而作罢。

但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5年后，迪欧多内却“与时俱进”，完成了一场表面上令人费解的华丽转身。他的立场逐渐向当年的敌人——国民阵线靠拢。他不仅频频出席国民阵线组织的活动，并且同该党头面人物、尤其是当时的掌门人让-玛丽·勒庞握手言欢。

最能体现这种关系接近的，是一个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2008年，迪欧多内邀请勒庞做自己女儿的教父。虽然按照他的说法，这只不过是一个“广告手法”而已，以此来嘲弄当时对他的新剧持批评态度的法国媒体界。但这一举动也彻底激怒了此前的合作伙伴埃利，后者随即宣布同他彻底决裂。

作为犹太人，埃利大概是这场戏剧性转向中感觉最苦涩的人，他曾经多次表示，自己这位老搭档“陷入仇恨的世界当中了”。而对他自己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创伤”，就仿佛自己居然在懵懂无意识的情况下，和一个精神病患者共同生活了许多年。

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迪欧多内的转向并不是孤例，至少人们经常会提到另一个文人——作家阿兰·索拉尔（Alain Soral），这位比迪欧多内年长八岁的前法共成员，几乎在同一个十年间完成了从极左到极右的转向，与国民阵线合流，并进入了该党的中央委员会。

不过，从表面上看，阿兰·索拉尔是标准的本土法国白人，他的转向多少还可以让人理解。而迪欧多内本人的混血身份，本来应该是法国极右翼所敌视的对象，按照去年在巴黎圣母院祭坛前举枪自戕的右翼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温纳的说法，某种程度上，这位喀麦隆后裔正是“人口置换罪行”的一个产物。

和欧洲各国一样，法国极右思潮具有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心态，对阿拉伯裔和非洲裔移民天然持敌视立场。就在此前搅动法国政坛的“塔比拉事件”中，同样身为非洲后裔、肤色黝黑的现任司法部长塔比拉，被一份不入流的极右周刊恶意地用吃香蕉来暗比猴子，这显示出肤色的鸿沟似乎深不可越。

然而，在“反犹主义”这一点上，迪欧多内却和极右阵营之间产生了共鸣，从而完成了他的“华丽转身”。而国民阵线也乐得多一个其他肤色的盟友，以掩盖“政治不正确”的种族主义。

吊诡的是，迪欧多内的反犹心态，正是从他自认为绝对正确的反奴隶、反殖民历史观出发的。在他眼中，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正因为犹太人在当年的奴隶交易中扮演积极角色，才为后来的大银行积累下财富，并奠定了今天“操控世界”的基础！

这一论点并不能为多数严肃学者所证实，在他们看来，当年规模庞大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犹太人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但并没有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因此他们将这种简单逻辑讥讽为“妄想狂”，但这并不妨碍迪欧多内凭借这套简单逻辑，从悲情走向仇恨，他将犹太人比作“邪教”和“欺诈犯”，并否认当年纳粹德国曾经进行过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成为所谓“否认派”的一员。

虽然迪欧多内否认自己“反犹”（antis mite），他表示自己反对的只是“锡安主义”或者说“犹太复国主义”（sionisme），但在观察家看来，这不过是他规避法律风险的手段而已，真正的言论矛头指向，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犹太人。

此外，在研究者看来，迪欧多内个人职业发展生涯中的一件小事，也成为这种剧烈转向的催化剂。十多年前，他试图创作一部关于黑奴历史的电影剧本，并向法国“全国电影动画中心”（CNC）申请资助，后者拒绝提供，相反资助名单中却包括了犹太人大屠杀主题的作品。于是在他眼中，这个机构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把持，刻意打压自己所钟爱的题材。而要清算原罪，就必须“抓汉奸”。

从2005年开始，迪欧多内自创了一个名为Quenelle的手势，即一只手向下伸展，指向地面，另一只手横在胸前，指向肩膀。迪欧多内自称赋予它一种挑战体制的含义，但巴黎上诉法院的法官们却并不认可这一点，从词义上说，Quenelle原意是“肉肠”，他们认为在迪欧多内关于这个词的言论中，实际上充斥着粗鄙不堪的猥亵色彩。

更严重的是，法国的犹太人群体认为，这个手势其实是当年纳粹举手礼的隐蔽翻版，只不过从指向天空变成指向大地，因而对此表示强烈反感。这个动作逐步流行，模仿者甚众，曾经在街头引发暴力冲突。甚至当两名法国士兵针对教堂比划这个手势时，连国防部长都不得不出面申饬，要求严加禁止。

随着迪欧多内频频发表反犹的出格言论，他也成为法院的常客。从2000年起，他已经至少七次因为言论侵权被法院判处罚金，每次数千到数万欧元不等。而最近一次罚款，不过是两个月前的事。但这丝毫没有让他收敛。在迪欧多内一部接一部的新戏中，依旧出现反犹言论，引发一次又一次关于禁演的风波。

虽然大多数法国人都明白反犹主义的谬误，但作为一种言论，禁令引发的真正难题是基本价值之间的冲突。“表达自由”和“禁止宣扬种族仇恨”，同样都跻身于民主政体所珍视的基本价值行列，而界限划在何处才能达到平衡，让法学家们颇费思量，这远远不是鄙夷“假民主”的情绪性发泄能代替的。

早在2009年，瑞士日内瓦地方官员就拒绝给迪欧多内租借剧场，理由是公共文化设施不能被一个持明确反犹立场的人所利用。迪欧多内诉诸司法，官司一路打到联邦法院，最终胜诉。法院认为，地方行政当局的禁令构成了一种“事前审查”，侵害了表达自由原则。同样，在法国的拉罗歇尔、佩皮尼昂等地，当地法院也都曾经以类似理由判决禁演令不成立。

这次激起轩然大波的，是迪欧多内的新戏《墙》，以及他针对一名记者口无遮拦的评论。该记者去年曾批评他“脑子有病”，而迪欧多内则在剧场内反击称，每当有人提到记者的名字，他就对自己说“毒气室……可惜了”，换言之，要是可能的话，他宁可把批评者穿越时空送回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去。

按照计划，他将于1月8日从西部城市南特开始全国巡演，但反对者们矢言采取一切手段打一场阻击战，其中就包括内政部长瓦尔斯。根据法律，内政部并没有权力直接下达全国禁演令，但有权向各地省长和市长发出通函，建议禁演。在通函效力之下，南特市长迈出了抵制的第一步。

然而，在分权制衡的法治框架下，基本价值的序列优先性并不总是显而易见。虽然南特的行政长官以“煽动仇恨”的理由发出禁令，但在迪欧多内诉请之下，1月9日，南特地方行政法院为演出开了绿灯，认为这种禁令“是对表达自由的严重侵害”，因此是“非法”的。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极富戏剧性。素有干练之名的内政部长当天一俟初审结果出台，立刻就向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上诉，而后者似乎也早有准备，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做出裁定，推翻地方法院意见，一锤定音，维持禁令。同一个下午，初审-上诉-复核一波三折，令人眼花缭乱。

作为执政一方，社会党上下对禁令自然全力支持，即便是社会党的老对手——中右阵营的人民运动联盟（UMP），虽然始终在试图从极右阵营中吸引票源，但在事关政治正确的大是大非面前也不敢含糊，党主席科佩表示，支持内政部长的禁演决定。在党争激烈的法国，这算是并不多见的两党一致立场。而极右的国民阵线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该党副主席出面力挺迪欧多内，称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损害，“令人极为不安”。

尽管内政部长用一种典型法国式的口吻宣称：“共和国赢了！”但在一个两百多年前就把言论自由写进《人权宣言》的国家，这种禁令激起的质疑声，一点都不比叫好声小。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达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这件事上反应过度。还有人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禁演措施，反而为这种本来处于社会边缘的声音无形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世界报》也专门针对最高行政法院的裁定发表社论，痛斥迪欧多内的反犹主义，同时警告说，这次法院的反应和配合之迅速“不同寻常”，毕竟事情的紧迫性并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禁令的确是一次事前审查，它固然是个“例外事件”，但历史已经展示，所谓“例外事件”总是对法治原则的威胁，行政当局对表达自由的事前审查，往往沦为肆意专断。

除了反犹主义的共同点之外，另外一个促使迪欧多内能够嵌入极右板块的因素，或许是他在宗教信仰上的游离。他的演出中，讽刺矛头包罗万象，其中也包括宗教。而在接受采访时，当记者问他有否宗教信仰，他的回答肯定却又狡黠：在他看来，伊斯兰和基督教是一回事，愿意的话，可以把他称为“伊斯兰基督徒”。

值得玩味的是，迪欧多内（Dieudonn ）这个名字由两部分构成——“上帝”（Dieu）和“被赋予”（donn ）。而在嬉笑怒骂的背后，这种隐喻展示出某种自我赋予的神性。

不过，一旦涉及现实政治问题，迪欧多内的立场就不再游离。从早年的反奴隶、反殖民一路下来，他挑衅犹太人，攻击世俗体制，反对现行国际秩序，甚至加入阴谋论者的合唱，质疑 “9.11”事件是美国人的阴谋，称自己的事业是“反美利坚-犹太复国主义”。

而在他公开表态的支持名单上，人们可以发现伊朗的内贾德、黎巴嫩的真主党、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玻利维亚的查韦斯，甚至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名字。2002年，他赞扬本拉登是“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功绩跨越国界、不容置疑”。他曾经把一部作品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命名，以此向后者致敬，更在2009年同内贾德会面，公开宣称接受来自伊朗的资助，以便同好莱坞所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进行“文化斗争”。

在迪欧多内身上，他一个人融合了法国公民、移民后裔、郊区青年、伊斯兰、前极左、现极右、反美、反犹太等多重身份，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他吸引部分社会边缘人群的魅力所在。

最主要的是，人们可以看到法国极右势力和激进伊斯兰主义这两个天然对手，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吊诡地结合。在这个意义上，他堪称“文明冲突”的缩影、身份认同危机的样本。

从个人角度而言，迪欧多内从反殖民的“绝对正确”出发，推导出反犹主义这样的“绝对不正确”，并最终同极右合流。这种一百八十度度的大转身表明，任何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若以极端而褊狭的方式阐发，都不免走到充斥荒谬的反面。即便占据道义制高点的诉求，也经不起缺乏节制的无限放大。尤其当始作俑者从社会边缘地带切入，挟悲情意识而来之时，更需要倍加警惕。

另一方面，民主政体的两难之处在于，它始终需要通过说理和共识来巩固，因此永远是一项未竟的、脆弱的事业。它永远无法通过强力手段“根除”某些偏执狂想，因为所谓“彻底根除”或“舆论一致”的念头，可能比这些狂想本身更具有危害性。但与此同时，它必须同时面对来自方方面面，尤其是从内部产生的极端思潮的攻击。这些思潮借助于多元文化和分权体制开创的空间，在表达自由的保护下，总能觅得一席之地。因此，法治不得不面临更加苛刻的挑战：如何回击极端思潮，捍卫共和价值，防止重蹈魏玛共和的覆辙，同时又能忠实于历史遗产、不堕于专制。在文明交汇并激烈碰撞的当代法国，这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