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东

曾经在北大的讲演厅中，听到过这样的介绍或“表扬”，说某某汉学家所发表的观点，在他那些西方同行中间，算是“最为靠近”我们中国学者的观点，由此才是“难能可贵”的。——可我从来都不这么看！

事实上，如果到了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上，或者到了哈佛广场的书店里，我最倾向于忽略或“浅尝辄止”的，往往倒正是那些用Chinglish写出来的作品。——它们的作者，往往正是那些先被我们在这边训练出来，又考过了托福移民去那边的新一代的所谓“汉学”学者，他们由于我们自家教育的限制，写出的作品也多半最是一览无余，听个开头就能想象到干巴巴的结尾。

所以这意味着，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汉学作品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们是具有某种颠覆性的，而这种颠覆性说到根上，是来自文化上的外在的异质性，——这充分显示出，虽然汉学分明是在讨论着中国的问题，却仍然要属于西学的一个分支，是所谓Western Scholarship on China（即“关于中国的西方学术”）。

不必讳言，我从来都在主动追求着这种知识上的异质性，借此来激发自己的思考与想象，尽管它们也常以不靠谱的乱弹琴，惹得我勃然大怒或哈哈大笑。此外，通过我本人的先期阅读、筛选和组织，它们所持有的文化异质性，也是二十几年如一日地接续涌入了中文语境，甚至构成了国内新一代学人的必读书籍和言说背景。

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持久不断的阅读活动，也就持续地突显了汉学作品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跨文化性质。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即使一位读者只是在关心着中国问题，他的阅读视界也必定属于跨文化的。

可与此同时，我也同样在尖锐地、不懈地提示：一定要警惕这些作品的异质性和颠覆性，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由于它们采取了“中国研究”的形式，并且在讨论着中国历史或现实中的细部问题，其潜在的异质性和颠覆性就往往更加难以被人自觉地意识到。

至少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以来，对于头脑的松动会演变为对于根基的动摇，而拿来主义的精明也会演变为唯洋是从的讨巧，所以只要能看穿其间的障眼法，那么就不难理解：当今很多困扰国人的迷局与滋扰，都是由一些食洋不化的、被汉学家训练出来的“汉学生”所引进的。

于是在一方面，我们仍然必须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自觉意识到任何一次认真的开卷，都是在主动去拥抱新奇的和异端的知识，不管它们来自这个共同体的内部还是外部。——我们决不能固步自封到了这种地步：只指望有人以其独立完成的研究，而总能验证我们固有的和老旧的知识，否则，我们从这种阅读中就什么都学不到。

但在另一方面，对于这种跨文化阅读中的异质性，我们又不仅要“知其然”，还更要“知其所以然”，我们要具备相应的深厚汉学史知识，足以了解那些汉学家的言说背景，足以爬梳那些学术话语的来龙去脉，足以体贴别人可以说出来的和不便说出来的，以同时看穿这些作品中的“洞见”与“不见”。

我当然也知道，所谓“中国性”也是在不断漂移的，所以，就连我现在所意识到的或判断到的那些“洞见”与“不见”，到了时过境迁、斗转星移之后，随着我本人主体立场的变化，也都会不断地有所漂移和转化。——只要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和公开地修正自己。

可即使如此，我们的基本阅读策略仍应当是一如既往的——既然我们已经生而为中国人，而且我们的凶吉未卜的和方生方成的未来，还要取决于自己对于中国的了解与判断，以及自己基于这种知识而做出的文化选择，那么，为了能更加自主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则不管什么样的知识与范式更新，都还是要先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虑与处理，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只是听凭别人发落。

唯其如此，才算得上是善于利用这场跨文化阅读运动中的、弥足珍贵的汉学著作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