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石剑峰

从《对抗语文》到日前出版的自编语文教材《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作家叶开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用自己的言论和实际行动呼吁语文改革和语文教材改革。叶开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同行和学者能加入自编教材的行列，推动语文教育改革。

作家格非、毕飞宇、毛尖等人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更多的态度是基本尊重目前学校的教育方式，并不鼓励自己的孩子去挑战、质疑它。而在语文课之外，作家们都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课外的阅读习惯。

“世界上没有一本

完全合适的教材”

《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第一册(综合分册)分为“幻想”、“文学变形记”、“动物”、“人与事”四个部分，选入胡适、巴金、丰子恺、宫泽贤治等大师的名篇；叶开在每篇文章后面写了一段赏析解读的小文，或交代背景，或介绍情节，或延展阅读等。第二册(当代小说分册)分为“学校”、“时代”、“人物”、“历史”、“少年”、“科幻”六个部分，选入王安忆、莫言、苏童等作家的优秀作品；叶开在每篇文章中选择性地写出精练的点评，文后还特别设有“思考”和“延伸阅读”等板块。在这些年，国内曾出现一股“民国语文课本热”风潮，《开明国语课本》是叶圣陶所编，但他的孙子、作家叶兆言现在评价这套书时也建议不必“奉为圭臬”。

作家毕飞宇的儿子现在已经读高二了，毕飞宇说以前也会遇到无法忍受的语文课文，“但我不会对他的语文课指手画脚，毕竟如果你干预太多，对孩子也是不利的。他会不知道到底是相信老师还是父亲，这对他的成长不利。”毕飞宇在一个教师家庭出生，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尊重老师的权威，“在我们家，始终教导孩子，要相信老师的权威性。局部可以质疑老师，如果宏观上对老师不相信，不仅会影响孩子的学业，对他将来走上社会也不利。如果你对所有的东西和人都质疑，那将来怎么办。我一直对孩子说，要相信老师，再怎么样，老师都比你有学问。”

“我会拐弯抹角地告诉儿子，我对他们教材的一些看法。不要正面告诉他——你们老师不行，你们教材不行，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但你可以侧面零敲碎打提一些，孩子会听在心里，明白什么意思。”作家格非的儿子今年读高一，他对儿子这些年所学的语文课本也持和毕飞宇相似的态度。不过有时候，老师的评价标准也让他无可奈何，“我儿子的阅读习惯非常好，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谈博尔赫斯的。他们的老师根本不知道博尔赫斯是谁，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分数，他气得不得了。”

作家叶兆言的女儿叶子去年起开始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教书，说起她的作家父亲是否会干涉她的语文学习，叶子开玩笑说：“他想管也管不了，学校的语文，让他那种方式写作文，分数也给不高。其实有些文章，太差的东西，不用他对我说，我也知道。”

尽管如此，在格非看来，指出语文教材的毛病很容易，“但世界上没有一本完全合适的教材，教材的好坏都是相对的。最重要的是，你跟教材之间的关系比教材本身重要。如果孩子在一开始就养成了怀疑一切的态度，偏执地追求真正意义上高级的东西，可能比较糟糕。”在他看来，普通的教材能让孩子学会识字掌握基本阅读，已经足够了。“即便我来选个教材，也不一定对。我并不赞同不停地修编教材，这些人可能还比不上以前的老学者。举个大学里的例子，现代文学史有多少本了？可是能超过唐弢吗？虽然在他那里有阶级论，有偏颇之处，但他的史料是靠得住的。”

2010年，毛尖的儿子王子乔在韩寒的《独唱团》上登了一首短诗，不久前还出版了一本他翻译的儿童书《巧克力兔》，他翻译的那句“我惊呆呆呆了！”充满童趣又很好地反映了原句的意思。王子乔现在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作家妈妈毛尖对儿子的语文课基本还是满意的，“他们的老师不仅讲授课堂内容，还会给他们额外的阅读材料。他现在四年级，老师会给他们读朱自清、老舍等作家作品，也许他们也意识到语文课本在内容上的限制，所以主动地给他们补充。”

作为作家，毛尖平时并不花太多时间去辅导王子乔的语文，“在语文方面，我是不教他的。小学老师有自己的教学方法，子乔是不让我教的，因为他觉得我教的跟老师不一样。”

不改变教育目标，

再好的教材也没用

“我个人认为，江苏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还是不错的。”毕飞宇现在也是苏教版语文教材的编委会成员之一，“我了解教材是哪些人在编，这群人毕竟都还是很有经验的语文教师，大学老师和我们这些作家，大家集思广益地在编写教材，每年我们都还会碰头对教材做一些修订。”

毕飞宇之所以认为现在苏教版语文教材还不错，是因为他认为教材首先要照顾到各个层次的学生，而不是特定的某个群体的学生，“这是编语文教材最困难的地方。在这个方面，现在的语文教材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都说要因材施教，这确实是很好的，但在现实中，因为应试教育、师资等原因，还是需要一个统一的教材。”

除此之外，在毕飞宇看来，判断是不是一个好的语文教材主要看两条，“一个是对人格塑造要有积极影响，这是语文和数理化之间最大的区别。选文不要框在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阶级里，这个现在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第二方面就是所选范文在语言方面，能够规范、典雅。所以在我看来，苏教版在人文情怀方面还是不错的教材。”

格非不干涉儿子学校的语文教学，但他认为那些语文教育的改革呼声也是重要的。“所谓语文教育，最大的目的是让人在很小的时候养成好的习惯，正确看待世界的关系，然后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小孩子不宜一开始就接触特别深的东西，先要有基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然后对语文、文学有大的兴趣。语文不仅仅是识字。” 格非说。

尽管对儿子的老师和学校比较满意，但毛尖对儿子的语文课本“挺感冒的”。毛尖说，“课本里经常把王安忆、艾默生的东西改写、节选。他们可能有基本词汇要求，觉得小孩子不能理解这些词句，所以做了修改。但我觉得我们的老师低估了小孩子的理解能力。每篇课文有进度，每篇课文掌握多少词汇，这方面是不够好的。”在她看来，目前的这种教材对于中等城市一般的语文老师是合适的，但对于比较好的学校和老师是不满意、不满足的。

那么语文课到底该给孩子什么？“最好的就是让小孩对阅读感兴趣，培养阅读的热情。”毛尖说，“我多少觉得，现在孩子们不太愿意写，因为他们的写作太配合考试了，用写作的格式去套作文，比如 从前一个伟人说过……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很恶心的，写的人也会对写作厌烦，这很伤害写作热情。”

有人在呼吁教育改革，每年都有关于语文教材改革的讨论，但在毛尖看来，最本质的问题还是教育目标问题，而不是教材问题。“现在有一个完整的教育大纲，要求识多少字，懂多少语法，把语文教育变成外语教育，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不改变教育目标，再好的教材也没用。”

在格非看来，不只是教育目标的问题，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教材，“因为教材不好，你还有课外大量阅读时间。可是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这说明不是教材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课外阅读习惯

作家路内的女儿今年幼儿园大班，马上要进入小学，他现在焦虑的不是女儿识字或者阅读习惯问题，而是还没找到离家近的小学。“我一点都不担心她将来的语文，因为她从三岁起就开始识字。现在她的词汇量足以能读我写的小说，跟我一起看带字幕的电影。”路内说，“最早的时候，我教她如何识字，很快她就能自己识字了。她识字那么多是因为要看动画片，看不懂的那些字幕，就来问我，这样她学起来很快。当然也有天赋。”

对于教材问题，他认为不是问题，“拿一本教材给一个孩子看，比如我女儿，很快就翻完了。即便有人自己编教材，其实那些阅读量也是很少的。”路内说，重要的还是小孩子自己能在课外去阅读，有阅读的热情和习惯。

王子乔很小就开始阅读，从最早的《果宝特攻》这类儿童漫画书到现在的“魔戒系列”，现在有时候跟着毛尖看完全是大人看的书。“不久前我看赵树理，他跟着我看这些土改小说，他觉得蛮好看，因为里面好坏分明。他也看 魔戒系列 ，他也跟着我看罗密欧朱丽叶。”毛尖同样认为，阅读其实在课堂外，“一开始我们选择一些读物，现在带他去书店，他自己去选。他的兴趣面其实已经很广了，已经有了自己的眼光了。在他小时候，什么都去看，其实挺好的。把自己的眼光强加给他，其实也不好。他看很多烂书和经典，他自己会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

格非读高一的儿子不久前在读《金阁寺》，“有一天他突然问我，南泉斩猫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回答说， 那你得研究禅宗啊，不了解禅宗怎么行！ 然后他就自己去研究。我看出来他对日本文学感兴趣，我就去找了王中枕等其他几位日本文学专家到他们班级里讲课，孩子们也非常感兴趣。对他的阅读，我的态度是这样的，他不问我，我不主动讲。他有愿望的时候，及时引导。千万别总是对他说， 你去读这本书，你去读那本书。 这样你这样就打乱了他的阅读和接受节奏。等孩子有自己想法的时候，你可以及时注意，然后给予他某种支持和引导，那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快的。”

格非说，他儿子平时睡在他的书房里，里面很多书，但儿子最喜欢的是加缪，他觉得《局外人》写得非常好。“他在初二、初三开始看加缪，他还问我， 你的作品能跟《局外人》比吗？ 我说， 也差不多吧！ 儿子说， 你又吹牛了吧！ ——他看不起我。”

“他看那么多东西，我也有担心，因为开悟太早了。”即便那些格非觉得很无聊的书，他也不会阻止儿子去看，“他可以尝试去看，因为我的观点也可能是错的。培养孩子，最根本的是让他自己去辨别好坏，而不是我替他去辨别。”

已经高二了，毕飞宇说他儿子现在很少有时间课外阅读了，但他一点都不会强求，“他的学业太重了，在学业之外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用于课外阅读，这是中国应试教育的一个通病。在我看来，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情，不在于高中这三年。”

尽管从作家家庭出来，叶子说，在她的成长经历里，自己父亲更多还是要求她先把试考好，“所以课外还读其他什么书，有时候真的没时间，也挺奢侈的。我父亲也是希望我先好好考试，进个好学校。”

中国借鉴美国

经验或遇条件限制

2010年至2011年，毛尖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一年，王子乔跟着也去了波士顿，在美国的小学读了一年。毛尖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的小学“语文”老师对低年级学生并不太注重拼写和语法，“他们不像我们这里，写错一个字是非常严厉的事情。还有一些小孩，经常把b和d混写，J与L也搞不清楚，老师也不太会纠正。我看过他们相互交流的作业，发现很多小朋友的拼写都有问题，语法也经常有问题，在他们老师看来，这个阶段拼写错误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将来总归会写对的。”

在毛尖看来，在中国更强调字词训练，讲究书写精确，“美国的学校强调开口讲故事、强调修辞，为未来的写作和演讲做准备。他们没有所谓的语文课，他们有故事课，还有就是老师教他们写作文。所以在他们的语文课上，老师会让小孩子上去讲故事，讲家庭，自己做了什么，还有就是写。”

在毛尖眼中，那些小孩子的作文用中国标准看来是完全言之无物的，“比如我记得他们班上有一个小孩写的作文， 今天去动物园看到两个很奇怪动物，你们想听哇！大家说，想听。小朋友继续说，一个动物我想不起来了，另外一个动物也想不起来了。 用我们中国标准来看的话似乎很丢脸，但是外国家长还是给予热烈掌声，这样孩子以后不会怯场。而我们这里太强调言之有物，言之有物的结果就是打消孩子言说的热情。慢慢的，孩子一直在用一种程式在写作，写到最后也会烦。”

美国的“语文”重视培养写作和口头表达，但这种训练方式，在毛尖看来对师资和班级规模是有要求的，“在美国一个班级大概20人，在我们这里都要四五十个人。中国这样一种语文教学方式，也可能是资源所限。我们的语文考核是强调标准化，这种方式是适应大班级的教学的。这样的班级规模，用美国人那种方式，是不太可能实施的。”格非认为，美国的“语文”教育理念也有他不认同的地方，“美国的语文教育中，去经典化很明显。”

专栏作家方柏林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工作之外给国内的媒体写关于美国教育和文化的观察专栏。方柏林一家住在德州，他有两个孩子，其中大女儿今年上八年级，采访他时，女儿正在身边。“我至今没有看过她完整的语文课本，偶尔拿回来一些散页的材料或所谓课文。”方柏林说，“德州有语文教材，但老师的自由度很高，另外他们的教材都非常贵，需要重复使用，所以一直放在学校。我女儿刚才对我说，他们的语文课本里面有很多小说等各种材料，也要求他们看很多整本的书，比如最近他们要求看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方柏林的女儿介绍，在他们的语文课上，老师稍微讲解下，然后发放表格，小朋友们在一起分组讨论，讨论完后，老师再回顾。“用我们这些做教育设计的话说，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学习方式，不只是听老师讲，小孩个人参与比较多。”

在方柏林看来，相对于国内语文课对课本文章的反复咀嚼和背诵，女儿所在的学校更多的是进行讨论，还要求看更多的材料。“他们讨论很多，比如他们最近看了《动物农场》，然后根据这本书在课堂上讨论有关平等的问题。他们还把这本书延伸到现在的乌克兰危机上，和书里面的人物对号入座。美国比较强调这种应用功能。”同毛尖的观察一样，在方柏林看来，美国的语文课重视写作，“比如我们国内很少写诗。这里老师会要求他们写诗，给他们一定的固定格式去套，而且不是写一首两首，我看到儿子把写的诗歌整理成册，还放进了自己的插图。”

在方柏林看来，在美国，老师注重教育设计，也有大量的教育资源去使用，所以教材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教育目标、教学方式起码跟教材同样重要，中国对教材特别看重，但其实这只是一部分。”但方柏林也承认，美国的这种教育方式，也是因为这里的班级比较小，中国的课堂班级比较大，没办法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