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史研究学者金大陆

东方早报：知青题材是文学、影视界的一个热点，在学术界，知青研究同样也很热，更何况很多研究者本身也是知青。在你看来，学术界现在的知青研究有什么特点？

金大陆：中国知青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前有知青文学及评论）。近30年来，该项研究在国内外持续延展，尽管主要以大量的纪实回忆和思想评论的方式呈现——主要集中于经验性的“有悔说” 与“无悔说” 的争辩，但终究还有托马斯·伯恩斯坦(美)、潘鸣啸(法)以及张化、郑谦、柳建辉、定宜庄、刘小萌、金光耀、郭小东等国内外学者，坚持学术的态度和方向，在史料利用、框架结构和叙述范式等方面，作了一系列具有探索性的工作。当然，由于具有政治敏感性等一系列复杂原因，该项研究受到相当程度的约束；因为时距太近，一些关键的问题尚显模糊；由于学术准备和积累不足，许多研究题目的破解尚显粗浅；受制于整体投入不够（包括人力和财力），促进该项研究全面提升的动力尚显不足等等。中国知青研究——这个既关乎历史，又关联当下，还关系未来的重大课题，在学术研究层面上的成果，与其承载的厚重历史以及在政治社会发展上的依托，实在是不相匹配的（尽管以知青为主题的电视剧、自娱自乐的联谊会、表演会很热闹）。

东方早报：所以在你看来，知青研究有一个瓶颈？突破瓶颈的路径是什么？

金大陆：中国知青研究正处于“突破瓶颈” 的阶段——那就是既承认研究的现实滞后于研究的价值，又期待并肯定研究的价值将会得到充分的显现。其“突破瓶颈” 的路径，则是确定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 和“理论建设” 的方向。

东方早报：你的意思是，知青研究需要学科化？为什么？

金大陆：“学科定位”（含“史料建设”） 即中国知青研究究竟应归入于怎样的学术轨道，在怎样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规范中展开。只有强调中国知青研究进入“历史学的轨道”，并成规模地建立资料库，继而“标树以史料开发和史实重建为中心的研究进路，构建以问题解答为中心的研究框架”，才是一条正确的学术之道。

中国知青运动自肇始至终结，已有四五十年历史了。作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构成，它不仅在状态和过程中，关系千百万人口及其家庭的迁徙和生存，更在根本上关系一代人的命运起伏，以及影响着一代人对“政党政治——国家命运——社会管理”和“价值理念——道德情操——情感心理” 的认知和判断。所以，这项关于“一代人的生命史”的研究，就不是一般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可以直接完整解答的，它必须进入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中，坚持并强调让材料说话，让史实说话。否则，关于知青的研究永远是不落实地的“隔空喊话”、“自说自话”。何况，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知青问题的叙述和讨论，大多数还是在非学术层面上进行的，相对表现为民间热、学界冷；情感性的回顾多、学理性的探究少。即便进入学术层面，也是知青文学占先，针对知青文学主题和形象的虚拟性讨论多，而以历史学为支撑的实体性的问题研究少。

东方早报：如果将知青研究学科化，那么它应该是在“政治运动史”框架中还是“生活史”框架中？

金大陆： 1968年起始的知青运动在整体上从属于“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生时段、过程和主导思想，均脱胎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变化和“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中进行“反向思考”，便可得出更为重要的结论（应求得更为关键的论证）： 知青运动曾是“文化大革命”的“产儿”，但这个“产儿” 的生长，并没有完全顺应“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向，即知青的境遇和心态，知青的反省、反思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解体的动因。确立这样的思路，即探讨知青运动的路径与“文化大革命”解体的逻辑一致性，不仅可使知青运动史研究获得新方向，更能确认“知青运动史”研究应成为“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但我不否认知青运动在整体上从属于“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提出在“社会生活史”的框架中展开知青研究，即从“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中跳脱而出，这并不是说要与“政治运动史”的框架进行切割（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切割的，两方面有很多的粘连和互动），而是为了推进中国知青研究进入更开阔的平台。

知青运动的性质有相当的政治属性（如“再教育”等），但它在更广阔的内容和事实的层面上，与知青“输出地”（包括区域、届别、年龄、批次、人数、类型、政策等，即主管部门是如何筹谋，基层单位是如何运作，方针政策是如何制定，方案执行是如何变通，以及所有这些情况的来龙去脉等）和知青“接受地”（包括该地区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耕地与生产资料、人口分布与迁移、组织构架与性质、生产与劳动、经济收入与往来、日作息与年作息方式、文化与习俗、婚姻与生育、事件与事故、疾病与死亡等）之间的联系，应是属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范畴，即只有更普遍地复原知青的生存状态，才能更准确而深刻地解答由知青研究引出的一系列问题。

东方早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在知青研究中，曾参照美国关于“越战”研究的模式，提出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你怎么看？

金大陆：金光耀提出这个命题的意思是，1968年的知青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实践，在其实施和执行的过程中，根本性地违背了社会的进步发展和人民的意愿，就如同“文化大革命”已被党的文件否定一样，“知青运动”的政治属性也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有一个问题是，“既然中国知青运动在政治性质上是应该被否定的，那么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不管自觉，还是非自觉，不管情愿，还是非情愿，多多少少都应该对其承担责任”。这种观点似乎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但中国知青运动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种推论上的“一致性”承载不起实际情况的“复杂性”。

东方早报：那么“知青”与“知青运动”究竟应在什么意义上“分开”？

金大陆：主张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并不是要在内容和形态上切割知青与知青运动的关联，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表示：在理论的阐述和论证上，不能因为“知青”在“知青运动”中有所磨炼，有所成长，有所贡献（也有遭受灾难和迫害的），也不能因为一些“知青”在此后的人生中，分别在政界、学界、军界、商界成为优秀的栋梁之材，而反证“知青运动”的政治正确性。这就跟某些理论标举当年“知青运动”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而反推“知青运动”的宏大和崇高一样，其中隐匿着一条并非正大的逻辑——即以“知青运动”的某些作用，为“知青运动” 的性质作辩护。正是基于这个立场，强调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不仅在理论上，更在政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