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军

吴默然先生《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上海书评》2012年9月9日）一文为他人勘谬正讹之余，末尾引用《袁中郎全集·题陈山人山水卷》中的一则故事，云：“古代有个学究不愿纠正某人读 太行山 为 太形山 的谬误，说 教他俗子终身不识太行山 。”前贤不与俗子哓哓论辩的风范，虽然值得仿效，但吴先生表示“不忍心”，他说：“师师徒徒，承承继继，衣钵相传，沿讹袭谬下去，是吾忧也。”

这则故事最早见于南宋李之彦的《东谷所见》，此书未单行，故不常见，收录在元末陶宗仪的《说郛》中：

有一主一仆久行役，忽登一山，遇丰碑，大书“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见太行山。”仆随后揶揄：“官人不识字。只是大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仆姗笑不已，主有怒色。仆反谓官人：“试问此间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罚钱一贯与官人，若是大行山，官人当赏某钱一贯。”主笑而肯之。行至前，闻市学读书声，主曰：“只就读书家问。”遂登其门。老儒出接，主且述其事。老儒笑曰：“公当赏仆矣，此只是大行山。”仆在侧视主曰：“又却某之言是。”主揖老儒退。仆请钱，即往沽饮。主俟之，稍久大不能平，复求见老儒，诘之：“将谓公是土居又读书，可证是否，何亦如蠢仆之言大行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谓不晓事，一贯钱琐末耳，教此等辈永不识是。”太行山老儒之言颇有味，今之有真是非，遇无识者，正不必与之辩。

老儒的“太行山”真的是天经地义，不容置辩吗？近检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引述了这个故事，但是他又说：“《山海经》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山，则二字本当如字读。此仆之考核，胜乃主多多矣。”如此说来，蠢仆并非无识，太行山的读音倒值得好好考究一下。

关于太行山应读“大形山”，明代以博学著称的杨慎对此曾专门做过考证，《丹铅总录》卷二载：

《山海经》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则“行”本音也。《河图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缘生《述征记》：“太行首始河内，自河内至幽州，凡有八陉。”崔伯易《感山赋》：“上正枢星，下开冀方。起为名丘，妥为平冈。巍乎甚尊，其名太行。”盖赶韵之误耳。

“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并非《山海经》原文，而是出自汉刘安《淮南子》中的高诱注。杨慎关于太行山应读“大形山”的考证，从明代顾起元的《说略》开始，一直到明末清初汪价的《中州杂俎》、清代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都做过转述，但是太行山的误读已经是积重难返，回天无力了。

宋代的崔公度将八庚部的“行”（形）读作七阳部的“行”（杭），其实未必是为了“赶韵”，因为在唐代，太行山就已经不读大形山了。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凡遇“太行山”，往往反复强调“行音胡刚反”，或者“行音胡郎反”，说明“行”字虽有两读，但是“太行山”的读法如同现在的“自行车”一样，早已深入人心，也难怪到了南宋李之彦，会写出“教他俗子终身不识太行山”的故事。

至于大形为何读成了太行，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大太”条只给出了“大”读为“太”的原因，他说：“此二字，广东始兴人呼之互易，如称太阳曰大阳，太爷曰大爷，大兄大弟反曰太兄太弟。若欲称大人大老爷，视其所书则必曰太人太老爷，百口谕之，终不可破。”但是，这个说法不仅只解释了一半，而且也过于牵强，不能服人。清代周寿昌《思益堂日札》给出了比较合情合理的答案：

近时制义中，“大行不加”等句禁用，以“大行”二字故避也。案：宋崔伯易（公度）作《感山赋》，欧阳永叔以示韩魏公，魏公上之英宗，宣付史馆。《感山赋》原名《大行》，以“大行”近时忌故改，则宋时已禁此二字。案：《山海经》、《淮南子》俱作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山，则当如本音，不得读作“泰杭”两字也。（《大行山本音》）

“大行”二字在古代称刚死而尚未定谥号的皇帝、皇后。《后汉书》李贤注引韦昭曰：“大行者，不反之辞也。天子崩，未有谥，故称大行也。”因“大行”具有这一层涵义，从而不仅导致“大行不加”（《孟子》）在八股文考试中禁用，而且太行山的原始读音也同遭废弃。老儒有识，当以蠢仆之言为千虑一得，但这样一来，“教他俗子终身不识太行山”的名言就没有着落，而对故事本身来说，更未免太杀风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