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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黄小河
十几年前，焦波曾拍摄过一部DV纪录片《哑巴的正月》，影片因真实再现了主人公哑巴从患病到死亡过程，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参加“云之南”影展时，焦波还很不自信，认为自己“拍得业余、剪得更业余”。现在他完成了继《俺爹俺娘》之后的个人第三部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无论从影像技术还是故事本身，这都是一部被业界高度评价、赚足口碑的纪实作品。焦波仍说，“敢接”、“能拍”，因为自己有“无知者无畏”的精神。他将原来的2个多小时的版本剪辑到90多分钟。因纪录片进院线的种种困难，该片公映时间还未确定。
4月19日，受“万语清影”之邀，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蔡冠森报告厅试映。“本以为上海与我拍摄的沂蒙山区风俗人情截然不同，大家会不喜欢，听不懂方言不说，肯定也会有南北地区理解上的差异”，但现场的热烈反应让焦波吃惊。观众在映后表示，“超出了自己的判断，知道很好看，但没想到会这么好看！”
带领“90后”团队
在一个村子扎根1年多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认为这是一部“奇特”的纪录片。“今天想要拿 龙标 ，肯定是要聘请更为职业化的团队，这也是当今纪录片的主流，越来越 高大上 ，但焦老师反其道，带领一批没有任何创作经验的90后孩子，我们看到最后的片花，这些孩子就像最后慢慢长大的瓜果，吸收这片土地的营养，和这部片子一起成长。这可能是最有意义的。”
2013年，焦波带领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小队伍（最小的只有15岁），来到离他老家仅一山之隔的山东淄博沂源县杓峪村。这个村子共有167户人家，500多人，属于最普通的村子。“不大也不小，不穷也不富”。焦波带着“徒弟”进村后，就成了这里的第168户村民，他们租住了一个小院儿，门牌上挂上“村儿电影社”，剧组就在那里待了373天。在此期间，他们和农民一样，养鸡养羊、种菜种瓜，并且完成了纪录片的拍摄剪辑。
能够在一个村子扎根1年以上，把自己当作村民，吕新雨认为，说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不容易。吕新雨说，“同情性地去介入村民的生活，是《乡村里的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
“没有把他们
当成被拍摄对象”
纪录片以一年24个节气中几个重要节气为分界点，围绕着4个家庭展开，文化人杜深忠家、村支书张自恩家、房东张光爱家和村里大学生杜滨才的父亲杜洪发家。记录了村子里在1年多的时间里发生的大事小情。其中有红白喜事这样的大事情，也有夫妻吵架、邻里打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所有的恩怨情仇最后都在过年的村民春晚上一笑而过。片中村民的对话质朴有趣，如百年老树被挖走进城做绿化，杜深忠讽刺是“挖大腿的肉贴在脸上”；杜深忠家玉米地里闹獾，杜深忠的老婆说要下药把獾药死，杜深忠说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不能药，杜深忠老婆说“人都保护不了，还保护动物”。还有房东张光爱因邻里纠纷迟迟没有解决，她愤恨地说，“我是看透了法律！”
“这些话是演不出来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马兆敦看后感慨地说。成片后，村民的大实话都保留了。1990年出生的制片主任刘晓晨对焦波说，“我们拍的片子怎么可能进电影院，绝对不可能。”焦波却说，“怎么不可能，慢慢磨吧！” 其实焦波早做好了打算，“可能最后审查删掉8处，还剩2处。”没想到最后一句没删。回想起当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找到他，想拍一部反映中国农村最真实的一部片子，“要求是不能按照宣传片来拍，要真实也不能太灰暗”、“30年后，人们可以通过它看看当时农村人是怎么生活的，要拍出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坚守”。焦波当时在家乡包了一千亩的山，准备种地，接到这个任务还是答应了，“这和我心里的乡村情结不谋而合。”他说。一边过农民生活，一边拍片子。“这也是我们团队的态度——坚持。”焦波说，“我没有把他们当成被拍摄对象，所有的老大爷都是俺爹，所有老大娘都是俺娘。”一开始，有些村民还比较排斥，到后来，村民开始往“村儿电影社”送山鸡蛋、豆角，每当夜里10点多收工回来，都能看到门上挂着一篮子菜。
“这种片子外国人
是看不懂的”
片中最精彩的人物就是58岁的文化人杜深忠。杜深忠高中毕业,当过兵,喜爱写作、书法,拉着二胡想着琵琶,是农村里少有的对精神生活有追求的人。杜深忠一直认为真正有社会价值的不是种地，是“文学与音乐”。年轻时看《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还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的函授课和培训班。一年夏天培训班组织学员到北京听讲座，通知了700多学员，结果来了四五千人。在“文学热”的年代，一场讲座挤进这么多文学青年，让杜深忠觉得难有“出头之日”，读完了王蒙的《切莫拥挤在文学小道上》，他的文学梦破灭了。一天，杜深忠对焦波说，“你把摄像机和录音笔都关了吧，我跟你说说心里话。”那是杜深忠第一次跟焦波说，他对土地没感情。为什么不敢对着镜头说？焦波认为，“在传统认识里，农民能不爱土地吗？他也觉得说不得，丢人！”但焦波觉得，杜深忠是对土地太有感情，才会对它失望。
“杜深忠很像 高家林 （路遥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没有走入城市的 高家林 ，他有耕读文化传统的延续。”吕新雨评价说，“但这个传统又在城市化进程中有着很大的冲突，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很深的历史根源，在当代生活之后，还会走向哪里？这会是个不同于 高家林 的命运。”
最后，焦波终于等到了那个镜头，杜深忠有天对儿子杜海龙说，“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
另一个主线人物村支书张自恩是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代表，他38岁当村支书，已经干了10年。在片子里，县里派来的包村干部魏自军给村里修小广场，“杀”了村民的树，村民不找包村干部，只找张自恩“打仗”，张自恩也只好跟村民打，护着包村干部。为了给村里找点旅游项目，他搭上自家的鸡蛋，到开发商家里去。村里有人想把他搞下来，还有人查他的账，一年下来把他折腾够呛，喝了几两小酒之后，他也骂“到时候我一个一个办他”。但到了年根底下，张自恩还是买了肉到闹他的人家里化解矛盾，虽然闹的人在菜板上板着脸剁肉，张自恩依旧说，“你再怎么闹，我还是会来给你拜年的。”
“村民们消化矛盾的方式，我非常理解，这就是中国流传下来的熟人社会，有些矛盾过不了年，拜年之后，矛盾就解决了。”焦波认为，这种片子外国人是看不懂的。“还有杜深忠和他老婆之间的矛盾，当杜深忠老婆知道他买琵琶瞒报了200块钱时，我意识到这一定是一场精彩的戏，就叮嘱导演晚上别吃饭蹲守在那里，他肯定过不了夜，我太了解他了，因为当初考察的时候，他就对我说， 焦老师，我们两口子这辈子就是个战争片！ 我却万万没想到，当天他们爆发了一场非常有品位的、非常高雅的战争，每次放到这里，观众都会鼓掌，他们会觉得老百姓吵架也吵得这么可爱！”焦波笑着说。
村民搞春晚，焦波知道杜深忠会拿着琵琶上台，但他没料到杜深忠会上去了就不下来了。焦波拍着大腿说，“片子的结尾有了！他第一个上台写春字儿，最后一个被村民轰下台，我知道他盼了一辈子能有自己的舞台，虽然他弹不出这个调调来。那个台是空空荡荡的，但是这就是很足的结尾。”
“消失了多少村庄”
“《乡村里的中国》很中正。”吕新雨总结说， “中正能不能出东西，这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不走片面，尽量不被一种视角所遮蔽，尽可能包容不同的视角。结尾村民春晚将社区性很好地体现出来，这样的熟人社会虽然有各种冲突不和谐，但是在春晚那一刹那，一切都化解了。作为城镇化的经验来说，我们每年都会看到消失了多少村庄这样的统计数据，这个（数据）是作为我们的成就来体现的，看过这个片子之后，再去看那个数据，消失的到底是什么？”
片子在很多地方放过以后，村支书打电话给焦波说有很多人准备去这个村子开发，也有人专程跑过去花钱和杜深忠聊天，这个村社共同体时刻面临着变化，焦波最后说，不知道杜深忠将来会变成什么样，但杜深忠曾经给焦波透露了一个秘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两间屋子，有一个大大的窗户，能够有阳光照射进来，屋子里摆满书，他会在屋子门口摆上一个寿山石，在石头上请人刻上四个字—— 松石书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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