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回忆》封面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东方早报：你从来都是这么自信吗？有没有怀疑过自己？

张曼菱：这可能跟我家家教有关，我父亲的教育方法非常民主，对我们非常尊重，他让我们相信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那时很多人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认为我有问题，但我从来不会这么想。比如我上大学前跟一个女孩每天早上打羽毛球，她父亲不让她跟我玩，说我每天这么早打球有病啊。我考上了北大后她父亲马上改口，又让她来找我玩。我以前剪非常短的寸头，别人说三道四，考上北大后，马上都说真好看真精神。所以我知道我没有问题，我没有妨碍你没有伤害你，你为什么要来管我？我不需要改变，最多只需要改变你们的想法。

东方早报：如果将来还有选举，你会参加吗？你那时会提什么竞选方案？

张曼菱：我一定出来，哪怕只选一个小区代表我也要参加，哪怕我已经是个很老的老太太也要投票。

当年选举时，就有人做“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兵力分布”的分析，我觉得这太虚了，我只能做自己合适的事情，按照我几十年的关注，可能会侧重知识分子状况、青年教育和文化角度。

东方早报：比如说？

张曼菱：知识分子不是参政力量，与政治有游离。“九一八”的时候陈寅恪没有直接参加抗日力量，没有游行写标语，他还是在做考据，但这就是学者姿态，有这样的学者我们就不会亡国灭种，没饭吃也要继续考古，这才是学者的爱国。我在北大有一个卢甲文老师，那么穷困，吃得那么差，却还对我们那么严格，毫不容情。

东方早报：你提到你们老三届学生比较成熟、不务虚、从实际操作角度着眼，因此有处理问题的能力。那你如何看现在的学生？

张曼菱：我觉得他们应该先处理自己的问题，如果他目前连自己都没建设好，歪歪扭扭的，投入政治就会更歪。而我们那时候已经是强者了，经历了那么多的事件。所以我不会跟他们说，你们要像我们当年一样，我只是解答他们的问题，帮助他们建设自己。现在年轻人真的很惨，精神忧虑、拮据，说话呆呆的，甚至会有人来问我头发是留长好还是剪短好，多么可怜。但抗战时候，人性还是很自然美好，西南联大的学生把老师的花偷了送给女生，但现在，我们的孩子在电脑前面，除了科技一无所知一无所爱，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