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杜拉斯还在世的话，一定会非常厌恶这些矫饰的纪念，诞辰100周年对她来说，只提醒着身体的腐朽和精神的加速消亡。她生前不止一次地发表对衰老的看法：“我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了。它不像某些娟秀纤细的容颜那样，从此便告毁去，它原有的轮廓依然存在，不过，实质已经被摧毁了。我的容颜是被摧毁了”。

“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在死亡之中”

一生都纠缠在爱欲里的杜拉斯，声嘶力竭地抗拒着身体的逐渐衰败，这个曾经在文学和欲望里攻城掠地毫不手软的女人，最终站回普通人的队伍，接受岁月带来的无奈和痛苦。但这痛苦在无情羞辱她的同时，也激励着作家的笔和灵魂。杜拉斯70岁的时候《情人》问世，这部小说使她获得了当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并随着1992年同名电影《情人》的上映，杜拉斯和她的作品们迅速地俘获了全世界的读者。

今天的杜拉斯越来越多地被划归进“小资读物”，很多人都在谈论她，却已经与写作无关。事实上，阅读杜拉斯在法国青少年中非常流行，她独特的语言和文字风格，使她成为最容易被年轻人接受的作家。她本人并不喜欢人们对《情人》的推崇，对她的日益“通俗化”甚至让人们忘记了她在文学上的先锋性。

她年轻时曾经参加过反法西斯组织，在战后积极地投入到女权主义的运动中，并且始终自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她还是一位成就非凡的剧作家和导演，写出过《长别离》和《广岛之恋》等一系列经典电影的剧本，而这一切都不如文学坚固，在文字里，杜拉斯一次次的重新复活。她说过写作是走向死亡，也正是这致命的写作，让她永恒。

“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个世纪中的我自己”

英国著名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将自己创作的每一幅画都视为自画像，同样的，很多作家一生都是在总结和描述自己，这一点在女作家身上尤为明显。张爱玲的小说往往取材于家族秘闻，甚至在晚年时写出了半自传性质的作品《小团圆》，这本大胆剖析过往的小说让张爱玲很犹豫，甚至嘱托朋友在她死后不要发表。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杜拉斯比张爱玲更勇敢，她的每部小说都奉献给自己的爱情和过往，即使回忆邋遢不堪。她说：“人们总是在写世界的死尸，同样，也总是在写爱情的死尸。”

踏着爱情的死尸前进的杜拉斯，一生拥有很多个情人。她的私生活毫不意外地充满着混乱和放肆，她对爱情和男人的言论令人咂舌：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但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四十五次更加重要、更有意义。

但这就是杜拉斯，永远徜徉在混沌、矛盾和欲望的深渊里，这滋养着她的生命，也让她的创作像带刺的滕蔓一样，刮破了作家最真实的心灵。也许再不会有一个作家，能够像杜拉斯这样，坦白且精准地描述出女性的渴求。这就是为什么在她死去十几年之后，她的作品却依然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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