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戴紧箍咒，宁守五指山

本报记者 李兮言

2013年3月15日，年仅36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张晖病故。一年后，纪念张晖的活动仍在继续—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病逝，何以激起如此强烈持续的社会反响？这无疑有些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的意味。

今年4月，《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青椒”（青年教师）们的困惑与出路》，关注中国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现状。中国青椒有多苦？在美国学者飞利浦?阿特巴赫新作《教授的薪金》（Routledge出版社，2012年4月版）中，收录了全球高校学者薪资调查。中国高校教师的初始、平均和最高工资仅为每月259、720和1107美元。其中，平均工资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中居于倒数，尚不及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美国为4950,6054和7358美元；埃塞俄比亚为864,12071580美元），初始工资更是全球最低。

工资是项硬指标，中国中青年学者所承受的压力首先来自经济。经济上的弱势同时带来社会地位的模糊。《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廉思 编，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版，349页，38元）一书曾调查指出，84.5%的高校青年老师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以下，仅有0.8%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上层。

进校时间与生存压力成正比

深夜某个学生发来的短信，让李壤内疚了好几天。学生通过短信“检讨”：“老师，我有些后悔这个学期坚持要您来指导我们的论文，您实在是太忙了。”

李壤是南方一所211大学的政治学系教授。本学期，他有包括研究生课、本科生课在内的四门课，还有一门用英文授课的专业课；手头共有五个课题，全部必须在两年内结项；此外还要指导硕士生和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如此，李壤的白天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吃完晚饭，倒头就睡，直到半夜稍微恢复精力，再起身准备几小时的课件或写些东西。

发短信来的是李壤所教其中一门课程的研究生，参加学校科研立项时，她和几个同学希望选择李壤作为指导教师。李壤说自己很忙，但学生非常坚持，李壤不忍拒绝，答应了下来。事后他感到后悔：学生们来找自己讨论，他却常常连时间都挤不出来。这些刚刚入学的学生不好意思总麻烦老师，虽然科研报告最后获得了通过，但李壤认为自己指导不够，报告显然可以更好些。

但李壤的忙碌已经让很多高校青年教师羡慕。因为读书启蒙早，参加工作早，李壤三十多岁就评上了教授，从事他所热爱的学术工作并被业内同行所认可，在学校的待遇也“还不错”。越晚进入高校体制，青椒们感受到的生存压力越大。

同在南方一所重点高校人文学科任副教授的麦成山，2010年博士后出站，进入高校。目前妻子还在读书，孩子尚小，家里只有麦成山一人工作，加上房贷，每月的家庭支出都在一万元以上。仅仅依靠学校的那点收入来养家，远远不够。麦成山课余会给一些刊物写写稿子，也时常给校外学生和培训机构上课，挣钱贴补家用。

像麦成山这样在校外兼职的青椒为数众多。2013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布《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通过对国内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及访谈发现，高校青年教师每月能有结余的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师在工作前几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尽管如此，进入高等院校的门槛却愈来愈高。作为教师代表，李壤曾参加过几次新晋教师面试，感觉随着教师待遇下降，学校想真正吸引合适的人才越来越难—同样，具有相应条件的博士想要进入较好的高校也越来越难。仅仅十几年前，李壤的硕士同学可以较为轻易地进入中山大学等南方较好的高校任职—如今，国外知名大学的博士毕业生想要进入这些学校都要经历一番厮杀拼搏。

课题，脱不掉的紧箍咒

事实上，对李壤和麦成山来说，校内的课题研究常常不得不从更功利的角度考虑：想要晋升职称，“课题”是一道脱不掉的紧箍咒。每逢申请年度课题，麦成山就感到头痛。不算真正的研究部分，仅仅为一次课题向学校填写申请课题项目表格的时间—麦成山粗略计算了一下—就得实实在在花去一周以上的教学外时间。申请课题的各种表格之繁多、细碎，李壤亦深有体会。几年前他曾试过就同类课题填写同一份表格，因为各种小错误，被叫回学校社科处前后多达五六次。

青椒们要申请的，除了来自政府部门的、被划分为各种级别的纵向课题外，还有来自其他单位的横向课题。前者是为解决职称要求，后者是为社会影响和科研经费。“有些老师，到了副高以上职称的，就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一年到头，大半的时间都花在上面，”麦成山说，“这还不包括经营跟课题有关的各种关系、人脉的时间，只有这样才有人肯帮你说话。”

李壤曾经尝试过不理会课题，但最后为此付出了代价。第一次申请教授职称评定时，李壤的核心论文发表数量远超规定，从事课题也符合职称文件要求，最后却因为手中没有国家级课题而失败。接下来的一年，他只能把精力放在课题申请上。“教授和副教授的区别，除了每个月相差千余元的工资，最重要的还是教授意味着更多的自由，能够不再受职称评定的束缚做自己想做的研究。”李壤说。

在李壤所在的学校，讲师要升为副教授，最低要求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6篇以上论文（本领域顶级期刊2篇），主持1项厅级课题；副教授升为教授的最低要求，是在学校认定的权威期刊上发表7篇论文（本领域顶级期刊3篇），主持省级以上课题1项。但在实际的评审中，标准要高得多，特别是申报教授者，经常被要求主持教育部和国家级课题。但对普通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来说，因为缺乏人脉，也缺乏以往研究成果的支持，获取高级别课题的机会非常渺茫。

另据麦成山介绍，课题评审过程中，主观和人为因素往往太多。李壤亦有此感。他的某位朋友是省内另外一所高校的教授，在某个领域的研究小有名气，但也许是因为学校名声不响，从未获得过这个领域的国家课题，最后只好眼睁睁看着北京某大学一位青年教师成功申请到了本领域的国家课题，题目居然和他的某篇论文题目一模一样。

但即便手握高级别课题，青椒们在职称评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李壤的副教授职称申请了两次，教授职称一直到第四次才申请成功。有意思的是，申报副教授两次，李壤使用的两份申请材料一模一样：第一次在学科组就被否决，第二次全票通过。第一次为什么失败？“永远是个谜。”

有些解不开谜底的青椒干脆调转了方向。李壤认识的一位老师，因为多年申请不到课题，始终停留在讲师职称上，最后干脆转做起行政工作。

体制内的诱惑

高校体制下的生存已远没有想象中容易，但仍有大批青椒无法摆脱它的吸引力。二十年前，“体制内”这三个字就是最大的诱惑，意味着福利房、安家费、劳保、体面的社会地位和铁饭碗。直到今天，这些诱惑尚未完全消失。有人戏称，中国高校是计划经济下的最后一个堡垒。

尤其在文史哲类学科，专业对口的选择并不多，有限的选项里，高校教师的稳定、体面、有保障对求职者吸引力巨大。据《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64.6%的受访者看重的是这份工作的“稳定性高”—这被他们认为是高校最具吸引力的地方。“相对‘体制外’来说，‘体制内’毕竟要更加稳定，也更加自由。很多老师对学校有诸多抱怨，但我从来没抱怨过，因为到社会上其他单位，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学校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相对公道、自由和宽松的地方。只要是一心做学术的，不犯大错，学校里没有人管得了你，也没有人能开除你。你要做的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如果你没有心思去走仕途，争院长、校长，人事关系方面的压力也会小一些。”李壤说。与李壤同期毕业、向外求职的人中，多数都已换了几份工作，其中的确有很多“越换越好”，但也有人近中年仍要承受“明天去哪儿”的压力—这对李壤来说有些“太折腾”。

一年前，李壤所在的学校让教师签下了“职称聘用合同”，这意味着实行多年的“终身职称”变为“定期聘用”。对已在学校站稳脚跟的李壤、麦成山来说，这张纸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博士们的狭窄就业路 留校，留校，再留校

中国高校里的文科博士是尴尬的社会群体：年龄通常在二十大几到三十多岁之间，本该养家糊口，却只有拿着低于国家最低工资水平的补助，在经济上继续依附家庭。

生活费每月1500元

一个月1500元，要用来吃饭、买书、买衣服、谈恋爱、随份子、发论文甚至养孩子……再精明的人也难免捉襟见肘。1500元是任彦所在大学每月所发的博士补助。去年之前，这个数字是1300元，五年前是800元。尽管数额有涨，但面对直线上升的物价，无疑杯水车薪。

和任彦同宿舍的实验物理学博士，境况要好一些。物理博士的导师很厉害，一个课题经费就达上千万。导师带着十几个硕士、博士做项目，每个月可以给每人发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补贴—学生们都管这类导师叫“老板”。像任彦这样的古代文学博士就没这个待遇了，尽管他所在的这所北方知名大学的古汉语专业在全国排名前列。

任彦今年毕业，此前三年，他曾给导师的一两门课做过助教，报酬是一个月400元的助教费。任彦说，文史哲专业的导师通常不会太有钱，他们即便拿到国家级的社科基金项目，也才10万元左右的科研经费，而且完成这类项目通常不复杂，博导自己花一两年时间写一本书就可以了。“即便是叫你帮帮忙找点资料，甚至吸收你博士论文里的一些东西，你能不答应吗？”任彦反问。

“读博士没钱”，早在进校前，文科博士们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任彦高考时发挥失常，由第一志愿中文系调剂到了社会工作系，进校后，他不想上本专业的课，经常去文学院旁听，尤其是一位老师讲授的明清小说，他非常感兴趣，每次旁听都坐第一排。久而久之，老师对他有印象，鼓励他跨专业考研。

任彦在古代文学上堪称如鱼得水。研究生三年，接着考上了现在这所大学的博士。从研究生开始，他就坚定了自己的从业选择：在大学当老师，一辈子研究古代文学。

去哪儿教书？看安家费多少

任彦的硕士师弟大志和任彦背景相似，从进入研究生阶段的第一天开始，大志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目标—考取某著名高校的古代汉语博士，将来做本专业的大学老师。

这一年，大志的心都悬在博士考试上。硕士导师对他很好，为他引荐了一些其他学校的导师。暑假，大志没有回老家，过年也只是回了几天。年前有朋友来大学看他，劝他博士初试一完马上着手找工作，以防落榜。大志没听，他不想分心。

实际上，大志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对于现在大部分博士的出路，他早已有所了解。师兄任彦目前已经确定去一所大学任教，与任彦同期的19个博士中，顺利毕业的只有10个—中文系博士的工作越来越难找了。在10位如期顺利毕业的师兄中，目前确定下来工作的有6、7个，“去的学校基本上是山西师大、信阳学院、三亚学院、常州大学之类的，没有很好的学校。去年有一个师兄去了江苏师大，算是稍好一点。前年有一个师姐去了首都师大，再前年有一个去了北京大学。”任彦透露。

任彦这一届中文系博士毕业生，选择去哪所学校工作，主要看待遇。以古代文学专业较强的某师范大学为例，5年间，这所大学通常会给新来的讲师共10万元安家费，教师年收入在5万左右。可以拿来做比较的是大志的研究生女友，她正在考虑去北京某出版社工作，这份工作的年薪大概在10万左右。

相较而言，差一些的学校，待遇通常要好一些。以信阳学院为例，该校给新教师的安家费为35万元。“这个很重要，也不能说我们势利，现实逼迫，不得不如此。我们基本上都面临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压力很大。”任彦说。

内地博士的日子难过，大志考虑过去香港读博。在香港，博士每个月的奖学金大概在13000港元左右，每间学校略有不同，但他最终放弃了。一是女友选择在北京发展，二是他不得不考虑毕业后的工作去向。在内地，找一个人脉广的导师，可能比名牌学历管用。

留校之路越来越难，任彦一早认定，去哪所高校工作，与读博期间的努力密切相关。读博期间，他共发表15篇论文，其中8篇发在核心刊物。8篇文章里，导师给对方打了招呼的有3篇，还有2篇，任彦自己交了版面费，只有3篇是完全依靠实力发表的。像任彦这种情况，用他自己的话说，“基本上算是出类拔萃的了”，“单凭自己的能力发核心刊物，是非常难的，机会不多，基本上要导师说话或者通过别的途径，比如找关系、交不菲的版面费。这基本上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潜规则’。”任彦说。

但任彦的8篇核心刊物论文还是没能让他成功留在本校，留校越来越难是今年内地高校的普遍趋势。“拿我们中文系来说，以前，隔个一两年就会有一两个学生能留下来，他们的导师不是院长就是副校长或其他领导，此外自己的能力也必须很强。但如果你的导师只是一个普通博导，那么留校机会是很小的，哪怕你的学术成果很牛。”

针对这种“近亲繁殖”现象，近几年，全国陆续有高校出台政策，规定本校博士不得留校。但细心的任彦还是发现，不久前学校招聘回来的人才，还是有很多本校毕业，“博士毕业，出去读了个博士后，又回来了，可以说是曲线救国吧！”

这几周，大志的博士复试结果就会出来，他正在焦急等待。电话里，朋友问他结果不好怎么办？大志几乎没有犹豫，“再考”。

人文精英的陷落

本报评论员 孙乐涛

“内心的无奈”、“深深的无助感”、“挫败感”、“屈辱感”、“自我认知下行”、“深度压抑”、“自甘边缘”、“愤愤不平”、“无颜以对”、“尴尬”、“压力非常大”、 “贫穷”、“拖累整个家庭”……这些词汇密集地出现在近年来有关“青椒”（高校青年教师）与博士生（尤其是文科类）生存状况的报道里。

这一切令人窒息的负面情绪之后是巨大的心理落差。博士、大学教师，尤其是文史哲类的，多年来苦心研读的圣贤书，给予的职业与社会阶层定位或者说心理暗示是如此之高—修齐治平。张载的名言一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都能脱口而出：“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圣贤教导“读书人”的使命、志业。

“君子不器”，儒家的看法是，真正的读书人，即“儒生”、“士”，读书首在道德文章，要修身养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然后由内圣而外王，学而优则仕，以天下为己任，出入世务，取义成仁，同时还要胸次旷逸，曲水流觞，东篱采菊。由“儒生”、“士”到“士大夫”，这就是一个读书人完美的人生进阶。在这种文化传统中，道德文章是“本”，工农商兵等技术是“末”，是“匠”，士君子最怕有“匠”气。

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文史哲”正是传统“道德文章”的继承者、对应者，文史哲类的研究者也最易产生一种对古代“士”阶层的继承感、精英感：“为国家担纲，为世人引路。”他们也会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近代启蒙主义的人格理想与精英传统念念不忘，并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然而，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巨大而痛苦的断裂，革命荡涤一切，1905年，科举废止，儒生—士大夫传统从此失去最重要的制度支持。这大概已注定，怀揣张载教诲的现代读书人将变成堂?吉诃德，悲壮，纠结，在现代商业与腐败的学术GDP主义的夹击之下，进退失据。

在古代到现代的过渡中，世界各国普遍经历了一个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本意是“先觉”觉“后觉”，在这个过程中，转型中的知识精英起到巨大的作用。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高潮时期，知识分子，尤其是由传统“读书人”蜕变而来的“文史哲知识分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等。

然而，在世界各国，启蒙知识分子的辉煌都几乎是“最后的辉煌”。启蒙知识分子激烈地反对专制与封建，呼吁民主与商业，然而随后而来的民主政治与商业大潮迅速将启蒙知识分子边缘化，他们从此遁入学院，遁入现代学科分工体系，文史哲成为细琐的职业，成为谋生之具，而与修齐治平的宏大使命从此别过。在成熟的现代社会，文史哲研究基本上是极少数人基于兴趣的一种职业，这些研究者也可以偶尔介入公共领域发声，但已完全不具备在古代或启蒙时代那种占据社会中心的精英地位。

中国到今日尚未经历现代商业与民主的充分洗礼，而基于传统精英专制时代的科举理念，依然有强大的群众文化心理基础：高学历就是高地位、高收入。文史哲学科看起来进入门槛较低，且与修身养性有关，人文关怀浓厚，与技术类学科相比具有较少的异化感，因而对很多心理丰富、敏感的学生颇具吸引力。然而，商业时代供需匹配是决定资源流向的最重要的标尺，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标尺。1980、1990年代，供需状况逐渐把文史哲变成“冷门”，到今天，则已导致相关人员严重的生存困境：“找不到工作，无颜以对”（如中大历史系毕业生蔡洁挺），或者科研院所待遇低下，生活压力消磨健康（如英年早逝之张晖）。文史哲成为经济回报极为低下的学科。

这一点对许多来自农村的寒家子弟尤为残酷。即使你非常优秀，对学术充满真正的兴趣与热情，但家人节衣缩食供应你许多年，求的是经济回报，而不是让你伸展个人兴趣。面对亲友异样的眼光，眼见同龄而未读书者远超自己的富足生活，理想与现实在你难以回头的时候暴露出巨大而残酷的落差，“无颜以对”，心理失衡。

世事难料，既来之，则安之。坚持，忠于内心的选择，未尝也不是一种出路。无论如何，学术研究还可以是一个职业。但是即使你有如此强大的内心，这条路仍不好走。行政化，学术腐败，90年代以来日益强大的项目化、课题化管理导致只看数量、不懂质量的逆淘汰机制，这都严重破坏了高校学术生态，其对那些真诚而有才华的“青椒”们的戕害，比商业化还要严重得多。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而如今变成了味同嚼蜡的“挣工分”。更严重的是，无孔不入的行政化驱逐了正常的学术评价标准，职称、项目、评奖通行官场规则，同流合污还是自甘边缘？这是一个问题。张晖们的“无奈”与“无助感”更多来自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其难也。

市场化、商业时代的来临，导致传统知识分子去精英化，然而市场也意味着自由，自由则意味着突围的可能—突出行政化的重围，发现“新活法”。对人文类“青椒”、博士来说，本行是学术研究，改行去做保险、网店、推销房地产，或者去写畅销书，这都不能说是“新活法”，不过是放弃多年的投入、走回头路而已。要说“新活法”，借鉴西方世界的经验，民间基金的资助或会成为人文学术研究者的福音。但这尚需时日，首先民间基金的兴起依赖于民间财富的壮大与社会认知度的提高；其次这种资助体制也需要突破行政化的重围。

期待青椒、人文研究者们尽快找到“新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