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李静蛰

在业界看来，小众文艺的发展，有几个必要条件：场地、观众、资金和政策。场地多了，就不得不多元化经营；政策的扶持、各类资金的投入，更有利于小众文艺形式的探索；观众成熟度、接受度提高，也会催生不同文艺形式的出现，所以，这几个要件互为因果。

一、场地和观众的培养

很多人都想不到，被视为上海话剧界一个重要节点的事，是2000年安福路话剧大厦的落成。

不过是一幢建筑，怎么会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市场部主任吴嘉说，此前，话剧演出没有固定的场地，剧场是人家的，话剧制作方不知道哪里有档期，常常是离演出还有一个月，剧场才通知去看场地彩排，制作方对市场的掌控力很弱；而这样的不确定性，让话剧和观众也很难合拍，观众除非特别关注剧场，才能获知演出信息。而话剧大厦建成之后，话剧演出有了固定场所，演员们可以自如排练，观众们也慢慢形成了习惯，知道看话剧到安福路，这对于形成话剧市场是非常有帮助的。

当时的话剧大厦里就有小型剧场，小型剧场的好处是，打破了镜框舞台的限制，观众与演员的隔膜小，坐得最近的观众离演员也就1米，演员脸上的表情、眼中的泪光都能看得到。这种场地，让观众融入感很强，也打破了观众对话剧腔的认识。打破了这种固有模式之后，观众重新发现了话剧，在一定程度上说，是靠这样的小厅，把上海观众带进了剧场。

也几乎在同时，话剧艺术中心开始常态化演出，这对于培育观众也非常重要。

人们在想看话剧的时候，有话剧看，而且有多种话剧可以选择，这就能慢慢形成观众的观看习惯。尽管这些事无关小剧场话剧，但对这种小众文艺形式，也有同样的启示——场地多了，演出固定了，才有可能形成固定的观众群。

兰馨·悦立方总经理华凌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艺术电影的观众培养是长期的，不可能靠一两部电影就带出很多观众。但首先要让观众们知道，在哪个时间段哪家电影院固定放映艺术电影，对兰馨而言，艺术电影放在每周五晚的黄金时段，就是对观众观影习惯的培养。

华凌磊认为，艺术电影尽管是小众文艺形式，但不能把观众面做窄了，反而要通过各种活动，吸引不同层面的观众，不仅是专业观众，还要吸引那些对艺术电影懵懂的人、有回忆的人，甚至从未看过艺术电影的人。多元的观众群进来，形成一种多元的生态环境，说不定就可以把艺术电影市场的基础面夯实，慢慢做起来，这跟音乐剧、话剧培育市场的道理是一样的。

“小众和大众不是绝对的，很多大众文艺形式是从小众一点点转化来的。”华凌磊认为，物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精神追求。到那个时候，电影市场的需求会变得更加多样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全国两万块银幕放一部商业片。

所谓多元文化，就是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艺术电影这一块，我们算是先行者，如果有别的影院也能跟上，扩大艺术电影的观众面，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由我们的朋友圈扩散到大家的朋友圈，最后就会形成艺术电影的观影氛围。”对于这一点，华凌磊很肯定。

二、资金

对所有的演出团体来讲，经费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吴嘉说，上海的演出市场非常规范，当然也非常现实，创作一部话剧，收入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这部戏的受众面够不够广泛，因为这涉及到创作经费如何平衡的问题。做剧场的人，哪怕是实验戏剧、先锋戏剧的创作者，也不想把观众推到剧场外面去，而是希望有观众接受、能产生共鸣。因为要考虑受众的反应，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先锋、实验类的作品比较少。创作经费的问题，在民间演出团体那里显得更为突出。经费不足，不得不考虑成本，而节约制作成本，势必会影响戏的效果，这就导致一些民间团体在创作方面缩手缩脚。

资金问题，对于戏剧而言是创作经费，对于影院经营者而言，则是票房收益。

兰馨·悦立方是浦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资产，在决定做艺术影院之前，公司方面反复论证，作为公司副总经理的华凌磊压力也比较大。这个老电影院，地处陆家嘴地区，如果重新装修后按商办物业出租，每年的收益十分可观，但是重新开张做电影院，而且是艺术影院，不可能像商办租赁收益那么高。

华凌磊说，“最后还是决定做艺术空间，因为我们是文化传媒公司，文化是我们的主业，虽然要同时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要以社会效益为主。在做这个决定的同时，我们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哪怕别的厅都爆满，这个厅就几个人，也要坚持放下去。”

三、政策

因为有在政府部门的从业经验，华凌磊非常熟悉上海的文化政策。

目前，上海的文化扶持资金，一般针对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公益性项目的补贴，用以保障居民的基本文化诉求，以社区文化中心为载体，提供报纸、电视、广播、公共艺术鉴赏等方面的服务；另一种是文化产业方面的政策，扶持一些社会机构的文化产品孵化，鼓励社会生产更多的文化产品，这一类在中央有文化产业专项资金，上海有文化创意产业扶持资金。

小众文艺，既不属于基本的文化保障，也不是特别商业的文化产品，从政策和管理角度来讲，对这种文化生态和相关群体是忽视的，然而，要建构多元文化格局，这一块内容又是必不可少的。

华凌磊认为，对于文化机构而言，政府扶持意味着政策上的倾斜——如何让这些机构自愿进行一些多元文化的探索。毕竟，没有任何商业回报的文化经营项目是不存在的，但这样的探索，在前期有漫长的孵化过程，没法马上形成市场化的、产业化的生产规模，这时，政府的引导显得非常重要。可以针对城市的风格，选择一些相应的艺术门类进行扶持，像艺术电影、先锋戏剧，甚至像诗歌朗诵会，这些都是比较有活力的文化形式；也可以采用申报制，先由社会报项目、提方案，再由政府进行评估筛选，选择其中符合上海城市气质的项目，进行示范性的引导扶持。

华凌磊对台北文化创意园的BOT模式印象颇深。所谓BOT（Bulid-Operate-Transfer），就是建设—经营—转让，文创园属于政府，建设之后，政府委托有知名度的社会机构、或者有运营能力的人来运营。侯孝贤在台北运营了两家光点影院，也就是艺术电影院。当整座城市有100家商业电影院的时候，这一两家艺术电影院就显得弥足珍贵，这也是多元文化生态的构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