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款返还”机制可能使办案机关的积极性随着案件“经济价值”而变化。
早报评论员 任大刚
反腐败正在轰轰烈烈进行。2013年，全年追缴赃款赃物计101.4亿元。数据还显示，最近5年内，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
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其余一律上缴国库。但上缴到哪一级国库？由谁上缴？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上缴办案机关所属的本级国库。据《潇湘晨报》报道，去年下半年，县财政收入不足2个亿的湖南省国家级贫困县古丈县出动80%的警力，耗资300万元，在与湖南邵阳、湖北等地警方的“角逐”中抢得先机，破获一起横跨数省的网络赌博案，追缴的罚没收入高达1.45亿元。按照罚没收入全部上交同级地方的规定，古丈县2013年度的财政收入因此增加了1.45亿元。
至于由谁上缴，最近《法制日报》刊文指出，在实际操作中，赃款的上缴并没有统一的执行机构，判决后办案机关均可上缴。
这两个问题带来的弊端不可忽视。
首先是“案款返还”。按照“收支两条线”的财经纪律，办案机关收缴的违法所得，应该上缴地方财政，他们的支出则由地方政府财政另行拨付。但是上述古丈县的案例中，当记者询问“完成上亿资金的 创收 后，作为主要办案单位，古丈县公安局是否会得到一定比例的经费返回？”时，办案民警李程分析称，“肯定有返回，但这么大的金额，肯定不会按惯例来返。”一位在警界工作了十多年的人士介绍称，公安机关的罚没收入上缴当地财政后，一般会以办案经费的形式得到部分返回，“不返一些的话，哪个有办案积极性？”
可以确认，其一，在“收支两条线”之外，办案机关按比例返还罚没收入、赃款赃物的办法，在不少地方存在；其二，对地方公共财政来说，如果遇到预期罚没收入、赃款赃物很高的案子，必定出现争相办案的热情。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办案机关的积极性可能会根据案件的“经济价值”而定，二是可能变相鼓励地方有关部门插手案件判决。
其次是在涉案财物的扣押、冻结、处理等诸环节，存在不规范乃至违法的现象。诸如：办案过程中扣押、提取涉案物品存在随意性；对不同嫌疑人扣押的物品混放，没有一案一档；在处理环节审批不严、久拖不决、尺度不准；填写法律文书不规范，白条入账，没有具体办理人员也没有领导签字；对所扣押物品的记录不够具体，物品的质量、重量、成分等都没有体现出来……
管理上的混乱，也为涉案财产处罚的争议埋下了伏笔。最近一两年，浙江本色集团集资案中，主犯吴英的父亲吴永正一直在质疑本色集团的涉案财产被贱卖，吴永正称，“政府此前对吴英资产的处理可以用 贱卖 来形容，上亿元价值的资产最终只卖了1000多万元。如本色概念酒店至少价值5000万元，拍卖所得为450万元，不到1/10；30辆汽车价值2000万元左右，其中包括有营运权的出租车，最终拍得390万元。”
吴永正的指控是否真实，需要司法机关认定。但是他所陈述的事情并非孤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曾说，“涉案财产是一块大肥肉，公检法都想分一杯羹，常常因此争执不下。”据他所知，有的地方还要当地政法委出面协调。
最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计划改革纲要2014-2018》中，再次强调严格“收支两条线”，并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而不再是上缴同级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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