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试验初露败象

·国际经济·

安倍经济试验

初露败象

程实

高峰的背后往往都是悬崖，对于季环比年率这种数据最是如此。2014年8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GDP季环比年率收缩6.78%。虽然4月消费税调降前居民的突击消费对数据异常波动提供了一定的解释，但单季6.78%的收缩还是犹如一盆冷水，不仅迎头扑灭了2014年日本经济加速复苏的预期热火，也让广受关注的安倍经济学初露败象。

从经济分析角度看，6.78%的单季收缩有其特殊的成因；不过，结合社会心理学来分析，表象羸弱的数据依旧能够对安倍经济学造成致命打击。因为非专业的日本民众并不能全面了解数据形成的全部内涵，而GDP大幅度负增长带来的心理效应对安倍经济学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安倍经济学出炉之际，IMF就曾给过一个恰当的评语：“日本经济正在独自探索前行之路。”日本经济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其他主要国家谋求短期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之际，安倍的任务却是将日本经济拽离畸形的长期通缩模式，激发出在“失落的十年”中蕴蓄的长期发展潜能。

短期复苏可以通过刺激性政策来谋求，但激活长期动力却需要更多的手段。因此，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并不仅限于“日元贬值+扩大支出+激励通胀”的三位一体，还高度体现在“安倍心理学”。安倍经济学能否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安倍政策的预期引导、心理暗示和情景营造能否有效借由从众、说服、信念和传染等社会心理学通道打破路径依赖形成的惯性，并激发日本经济长期蛰伏所蕴藏的潜能。

原因在于两方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安倍经济学的重中之重是治理通缩，而从通胀形成的三大要素看，突破心理层面的障碍是当务之急。从日本1960-2012年的经济历史看，通货紧缩的危害很大程度上在于抬升了实际利率，进而导致金融和经济的活跃度大幅下降。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0.44%和4.11%，同期实际利率均值仅为2.28%和-1.5%；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日本贷款利率虽然明显下降，但实际利率依旧高达3.74%和3.19%，导致经济增速降至1.47%和0.78%。再看现在，尽管截至2014年6月，日本主要银行长期贷款利率降至1.2%，低于危机以来平均的1.69%和历史平均的2.08%，但只要通缩状况未能根本改变，实际利率就难以下降并激活实体经济。

安倍经济学旨在战胜通缩，但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形成路径过长，从当前形势看，“货币贬值——进口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批发价格上涨——消费价格上涨”的通胀形成路径尚未传导到位。此外，需求引致的通胀形成路径也尚不通畅，日本季度经济增长波动极大，需求端的通胀引力缺乏力度和稳定性。如此背景下，唯有预期引致的模式变化值得给予厚望。

其次，信念倾向于自我实现，日本经济在常年“失落”过程中实际上已经积累了物极必反的物理动能，而从日本国民与众不同的心理特征看，树立信心、强调责任、引导从众可能具有超出政策内容本身的重要意义。日本经济失落已久，2012年名义GDP仅为476万亿日元，甚至还低于1991年的水平。在名义GDP未见增长的21年里，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还在不断积聚，体现在：日本依旧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处于提升状态；日本具有较高储蓄率，较低失业率，这意味着激活消费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从微观角度看，日本民众的心理变化是经济潜能释放的关键，激活内需、提振服务业，迫切需要让日本民众真正战胜对通货紧缩、货币升值、增长停滞的长期恐惧。

然而，第二季度大幅度的GDP负增长，反而重新激起了日本民众的恐惧，这让安倍经济学前期的一系列关于日本经济即将走出长期通缩的心理暗示大范围失效，进而给安倍经济学继续试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并可能已给安倍经济学最终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税费·

社会抚养费

该取消了

杨志勇

与严厉人口控制政策配套的社会抚养费，长期以来备受争议。这是一种从超生罚款、计划外生育费演变而来的行政性收费。

税收具有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三种形式特征。社会抚养费具有其中的两种，即强制性和无偿性。没有强制性，“无偿性”的社会抚养费是不可能收上来的。

税收征收依据是税法和有关条例。税收制度对纳税人、税基（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在现实操作中，征管较为严格。这体现了税收的“固定性”形式特征。

社会抚养费不具有“固定性”特征。国务院2002年公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根据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大问题：第一，“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本来就是统计意义上的数据，且在“超生”时并没有即时数据。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数据，只能往前推一年甚至两年。但在地方统计数据质量仍然存在问题的时期，怎么保证这个数据没有问题呢？当地方统计的GDP之和超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时，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地方统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高估了。以这样的数据为基础，社会抚养费只会多收。

第二，征收数额的确定要“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固定生育子女的情节”。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是多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试想，专门从事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税务部门，在确定个人的实际收入上都有很大的困难，主要从事计生工作的部门就有比税务部门更厉害的招数？所以，当看到计生部门能够确定张艺谋夫妇2001年、2004年和2006年三年的实际收入时，我在惊奇的同时，很想知道，这组数据与税务部门比对了没有。我甚至还突发奇想，以后中国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收入比重”的任务可以交由计生部门来完成。想归想，理性最终还是必须战胜感性的。专业机构做专业事。税务部门确定收入的优势是其他部门所不可能比拟的。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张艺谋夫妇接受了补缴近749万元的社会抚养费的决定。但是，关于实际收入的争议，仍然没有解决。

虽然《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但在现实中，这并没有解决社会抚养费征管的混乱问题。处罚后又要求补缴，社会抚养费的去处等问题，时不时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社会抚养费征管中的混乱，表明它不是一种较好的政府取得收入的方式。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建议强化征管，“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净化生育环境”，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法也出来了。社会抚养费存在的问题，应结合国家发展大方向来解决。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非常突出的背景下，人口政策本来就该与时俱进。“单独二胎”政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目标是毫无异议的。显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与这一政策目标是相悖的。

世界范围内，只见多生小孩多奖励的政策，或有税收优惠，或有社会福利政策支持。这是因为，在人口老龄化的年代，小孩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公共产品”，是未来养老事业的主力军。在老龄化社会，老人赡养是大问题。一个社会，老人哪怕是花自己储蓄的钱，归根到底还是靠正在工作的人来赡养的。其中的物质产品，只能靠工作的人来提供。养老服务，就更是如此。有人简单地用现在的物价来测算未来的养老负担，经常发生低估养老服务价格的错误。中国物价目前与劳务相关的部分较低，但未来，服务价格上涨是必然的，养老服务与劳累程度较高，价格上涨将超过一般服务。

多生小孩，多为服务提供补充劳动力，对养老事业，对社会发展都是有利的。与公共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的社会抚养费已到了必须取消的时候了！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宏观·

利率市场化步伐

被有意放慢的逻辑

陈同辉

中国目前正处于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国务院会议，还是央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都强调在未来一两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央行行长周小川更是于2014年上半年在两个不同会议场合强调此点。然而在7月23日国务院会议上所确定的降低融资成本十条措施中，对利率市场化的阐述变更为“有序推进”。经常解读政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政府所强调要做的事情，往往是目前做得不足的，换句话说，政府强调利率市场化要“有序推进”，意味着目前的利率市场化是“无序”推进的。

从政府工作会议口径的变化，可以推测目前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已经被有意放慢。在笔者看来，这是在目前高市场利率下不得已而做出的决定。

自2010年央行开始因通货膨胀而紧缩货币政策以来，我国便开始形成两种利率：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固定汇率制度与美国降息相结合的共同影响。从衡量通货膨胀指标的CPI看，2010年是此轮通胀的起点，体现在CPI由2009年的负值转正，其后便一路攀升至2011年7月的最高点6.5%。在此情况下，央行不得不连续提高基准利率以抑制过热的宏观经济。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中国央行不断提高的利率与美联储维持零利率之间便形成一个巨大的无风险套利空间。在利润的激励下，作为逐利的资本必然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大陆境内。为解决此问题，央行不得已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便是周小川“池子”论的具体实践。

凡事有利必有其弊，不断提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与维持低位的利率导致，在大量基础货币被央行锁住的同时，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并未降低。在利率管制下，这种未被满足的需求便只能在体制外寻求资金的供给。根据均衡原则，作为资金中介的银行必然有动力将体制内的资金搬迁至体制外，以寻求更高的收益。正是资本的这种逐利行为，成为冲破利率管制的一个强大动力，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到来。理论上，当资金不再短缺，一国贸易接近平衡时，金融压制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反映市场上资金供求关系，也不应该被管制，否则便容易扭曲微观经济体的行为选择，并最终传递到宏观，导致宏观经济扭曲。实际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正是从2010年开始，银行间同业业务开始膨胀，而各类理财、信托等影子银行的规模也急剧扩大。此外，各种预算软约束主体的存在，亦加剧了市场对资金的饥渴。微观上的这些扭曲，体现在宏观上，正是这样的悖论：在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3%、GDP增长7.6%以及CPI增长2.3%的环境中，竟然会出现钱荒。

在此情况下，如果贸然推动利率市场化，必然导致原本受管制的官方利率出现一次性的向上跳跃，以向市场利率靠拢，从而对宏观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从金融业看，目前贷款利率已经放开，而存款利率仍然受到管制。以理财产品为例，3个月理财产品目前利率仍然维持在5%，而相同时间长度的存款利率仅2.86%，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也仅为3.3%。这意味着一旦存款利率管制放开，不仅银行业，金融业中其他行业的资金成本也将大为上升。在贷款端资金供给已经市场化的情况下，这必然导致金融业利差缩小，而一些缺乏风险定价能力的弱小金融机构可能面临倒闭。而从实业角度，原本将体制内定价作为主要参考基准而拿到贷款的企业，也将面临一次资金成本的大幅提升，在目前我国企业部门债务较高的情况下，这将导致企业经营更加困难。

实际上，金融与实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的恶化会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由此可能导致在利率市场化完成的同时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这种说法并非危言耸听，以韩国为例，其在1965年到1972年间的第一次利率市场化，导致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大幅走高，结果抑制了贷款的需求和经济的增长。第二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从1983年开始，然而经济中存在的对利率不敏感的大财阀拉高了市场利率，最后因为韩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导致政府对已经放开的利率重新进行管制。直至1991年，韩国才再次启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并于1995年最终实现利率管制的解除。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利率市场化进程，不应着眼于解除存款利率管制，而应加快解决市场微观主体预算软约束问题，同时，通过各种货币工具的创设，提高央行在中短期利率上的把控力，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让市场利率降至合理区间，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系经济学者）

·纽约笔记·

华尔街金融衍生品

卷土重来

金蓓蕾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多半是因为并没有比古人更聪明的后来人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光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和贪婪这两条人性的弱点就足以导致人类重蹈覆辙。距离上一次金融危机爆发也不过六年多时间，当年的“罪魁祸首”、被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已经披上新衣准备再度登场。

也许未亲身经历过上一次危机洗礼的华尔街新人不识金融衍生品的破坏力，也许老兵们都太明白华尔街的游戏玩来玩去最后来收拾烂摊子的不会是设计游戏的人，也许利益面前其他一切都可以藐视，总之谁也阻挡不了金融创新推进的速度。

据彭博社报道，摩根大通正在提供一种和高风险贷款指数相关联的互换合约，这将方便投资者押注此类债务。而高盛则在计划一个100亿欧元的结构性投资，该计划将债务打包为最高评级的证券。同时，ETF基金ProShares则刚推出由公司债构成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所交易基金。

2008年衍生品崩溃的核心就是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作为优级抵押贷款销售。这个“伟大”的发明使得美国垮掉的中产阶级到现在都还未恢复元气，然而，监管机构和美国司法部门明确表明，大银行的高管将不会被要求对2008年导致金融体系几近崩盘的“欺诈性”金融产品负责。这样，对美国法律法规免疫的大银行自然可以大摇大摆再度回到犯罪现场作案。我们并不知道新的金融衍生品到底有多毒，是否对投资者提供透明的信息，但是那些目睹了几年前金融衍生品崩溃的内部人士纷纷警告这个“重复的错误”，呼吁市场调整的声音开始多起来。

Newedge USA 首席策略师拉里·麦当劳认为，在2007年金融危机的巅峰时刻，这样的革新就存在，但是许多投资者没有注意到，这些信贷衍生品是最为明显的风险指标。“市场见顶的真正标志就是当你看到这些个新的结构性产品堆砌起来”。

巴菲特近日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预测，总有一天会出现一场大规模金融“断裂”，而且这种情形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糟糕。他根本不能理解摩根大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大量衍生品头寸。“任何人都不可能猜测到摩根大通目前盈利或亏损的程度，以及交易对手身份相关的风险、担保抵押品的质量以及债务杠杆的多少，”巴菲特认为，“总有一天，无论摩根大通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水平有多大，它都不再重要了。在数字足够大以后，风险控制体系就会失效。我不相信他们建立的资金储备能够抵御衍生品的损失。所有的安全措施都没有意义。”

曾为美国证监会（SEC）提供咨询工作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科菲指出，上次危机罪魁祸首之一的金融衍生品问题如今再次显现和增加。金融危机以来形成的调节机制，目前尚未经任何一次重大考验。其中很多还没有开始实施，另一些则遭金融业说客们的阻挠。“新危机的种子已经播下”，科菲说，“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本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然而这些改革又被稀释，目前真正实施了的新规只有一半。”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驻纽约记者。郑景昕编辑，工作邮箱：zhengjx@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