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消失的书友

—— 得书记（一）

韦 力

开篇语

这些小文都是我趴在桌上用笔写出来的，因为上下床的不便，我在写这些文章时基本上没有去查资料，全凭记忆写出。写完之后，仅有为数很少的几篇做了进一步的核实。所写的故事全部是真人实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书名等细节。虽为实写，但其中的这些细节我却不能保证自己记得准确无误。文中提到的书友，假若看到我所谈的不准确之处，大可一笑置之。因为我写这些故事的目的，是想以书念友，记述一段书林掌故，以供今后有志于写当代藏书史者所采摭。虽有戏谑之词，也纯属调笑，以期博读者莞尔，绝无有意冒犯他人之心。

我渐渐觉得，自己把藏书之事看得太过郑重，将其视为名山伟业。诚然，研究书史应当严肃认真，但藏书之事，更令人陶醉的还是那些得书与失书的过程。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欢愉如此之少，若再让严肃认真侵占一大半，则人生之乐所余几何。所以，得书之乐与失书之痛，就像汪峰所唱的那样，“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这首歌名好像叫《北京北京》，我觉得可以把它改名为《古书古书》。

古书是靠人来流传，藏书史实际上也是藏书家的历史。那么，我的得书记也同样是跟书人交往的点滴记录。卞之琳在诗中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因此，一切全是互为因果。

这些得书记中，大部分我给提到的人去过电话，征求他们是否愿意让我这么胡写。得到的回答也是多种多样，大多数同意让我随意写即可，有一些则强调要写成正剧，还有些人同意我来写，但要求写成化名，另有几位坚决不同意我把故事写出来，那么那些有趣的往事，也只能继续停留在我的记忆中。

硃印本《甓庵诗录》

1996年，天津古籍书店，准备办迎春展销会。按往年惯例，每年的展销会都会拿出一些新货来。这是书友们的重大节日之一。这次我打听到，店方从某藏家手里，收购到一批晚清民国间的精刻本。

在几年前，此类书还少有人关注，价格要比清代刻本便宜许多，每册的均价在八十元到一百二十元之间，但这几年，北方出现几位藏家，突然间争抢这类书中的稀见品种。藏书圈如果能称为是一个行业的话，那就是典型的池浅王八多，一部书，只要有几个人看得上，价格立马扶摇直上。有人买有人卖，这就是市场；买的比卖的多，这就是牛市。而1996年这个阶段，正处在民国精刻本的涨价初期，从1994年到2004年之间，应该算是民国精刻本的黄金时代。我当然不能免俗，众人争抢的书，那必定是好书，于是，我也跟着起哄。这次展销会开展前的几天，我就跑到店里做义工，帮着店员们将书上架。当然我没有雷锋同志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其实就是贼来踩点儿，我是想牢记清楚，哪部书放在了哪个位置，待开卖的时候，比较容易顺手牵羊。这么做，也是出于不得已，虽然我是店里的常客，能够捷足捡点小便宜，但这么做也同样树敌，因为大多数书友，都痛恨我的这种不公平。其实这种行为就像挤公交汽车，自己没上来时，除了拼命往上挤，同时心里默念千万别关门，而自己挤上车门的那一刹那，心里的默念立刻翻盘，赶快关门吧！展销会前书店经理告诉我，我不能提前选书，只能到开展的当天购买，并说是总店领导规定的。鉴于我以往的劣迹，我觉得这条规定就是冲我来的。

我当然不会因为这条规定而束手，急中生智地想出了提前义务劳动的妙招。三天后开展时，门口果然等候着七八十位书友，不少是相熟者，还有一些是从北京专门赶来的。那时网络还处于初创期，这些人哪里得到的消息，真是匪夷所思。买书最怕这种狼多肉少的局面。我在人群中竟然看到了唐海先生，因为他目标太大，如果按照重量排座次，唐海在书友中定能拔得头筹，虽然我觉得自己也算准伟岸，但跟唐海比起来，恐怕至少要乘以三才行。这种场合，我很不希望见到他，因为黄荛圃佞宋而唐海佞民国精刻。但细想一下，心里还算踏实，毕竟自己埋好了地雷，嘿嘿，不见鬼子不拉弦儿。只是，这里的鬼子指的是自己。

胡思乱想间，猛听到一声大喊：冲啊！众人蜂拥随即挤入店内。冲进之后，书友们面对两大排满满的书架，左顾右盼，就像上唇顶着天，下唇顶着地，完全无从下口，只能站在书架前，盲目而随意地抱下一些书，急速地打开函套，翻到卷首看一眼，觉得不是想要者，就随手插回架上。这种挑书方式效率极低，因为挑不了多少部，其他的书已经到了别人手里。而我的心仪之书，因为位置记得很牢，走到架前有如探囊取物，可谓百发百中，虽然也有几部被他人夺去，但清点战利品所得超过八成。这个成绩，评个优-总说得过去。我知道自己这么说有些厚颜，但是对敌斗争总要讲方式方法，敌人潜伏我方，可称之为间谍，但革命同志打入敌人内部，那就叫地下工作者，自然就成了英雄。

那场展销会，我买了三十多部书，泰半是民国精刻本。待书友们渐渐散去之后，我到前台结账，找来些旧纸箱装书，竟然装了满满六大箱。捆绑之后，请店员们帮我搬到一楼店门口，去电司机请他把车开过来。这时我才看到唐海也站在门口，像专门等我似的。他看我出来，晃动着巨大的身躯，径直走向我，然后低声跟我说，他想看看我买了些什么书。这个要求有点过分，通常而言，只有很闺密的朋友才好意思提出这种无理要求，而我跟唐海最多算个三分熟。我犹豫着还没想好如何婉拒他，他好像也不在乎我脸上的不悦，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还连说了三声，“我只是想看看。”细想之下，自己所买之书，也没有什么违碍品，于是我跟他说，把这些箱子都打开很麻烦，车马上就来了，给你拆一箱看看吧。唐海也不说话，站在箱子前直接拆开了一箱，自顾自地一本本翻看，那姿势，比在店里挑书还要随意。他翻到了这部硃印的《甓庵诗录》，把此书攥在手里，也不再看其他的书，只是把这部书翻来倒去地看了各个细节，像是要发现什么破绽似的。我耐着性子等他翻看。看了一会儿，他终于抬起头，真诚地望着我说：“这部书我想要。”太过分了！堪比虎口夺食，简直匪夷所思，我一口回绝。他不以为忤，双手抱紧此书，坚持要拿走。我问他为什么如此，他说函套内册贴着藏书票，而古书有西洋藏书票者不多见，边说边打开函套，指给我看。这张藏书票我倒没有注意到，但即使没注意到，书也不应当归你呀。他看我态度坚决，于是说，他要去找经理，为什么自己就没能挑到这种带藏书票的书。这句话在我听来，具有威胁意味，心里有些生气。但若他真的去找经理，有可能又给店里找来麻烦。我想了想，还是觉得应当稳住他。于是，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口气真诚地跟他说，自己也没注意到这藏书票的事情，很可能买下的这些书中还有，等我回去后仔细查看，如果能再找到一部的话，这一部肯定会转让给他。他不太相信地看着我，我冲他肯定地点了点头。于是，他把那部书还给了我。但动作和表情，蛮是依依不舍，就跟他赠送给我一部好书似的。

在书友中，唐海最要好的朋友就属王洪刚，无论是在各个书市、书店、还是古玩市场，只要你看见其中一位，那么另一位一定在不远之处，那种形影不离的形象，就差手拉着手了。但在拍卖场中，这两人却从不并排坐在一起，而是各分东西地坐在不同角落。底下是兄弟，上阵是对手，因为大家都有想得到的书，如果坐在一起，兄弟间白刃相向，总还是伤和气。好在两个人的藏书重点并不相同，虽然偶有交叉，但重叠的部分很小。唐海的重点，是买自己钟情的民国精刻本，而王洪刚则最看中活字本。有一次，拍卖场中出现了一件重要的漏儿，那就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叠积字本。叠积字本本来就很是稀少，而此次是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中，那本书的外观很不起眼，卖家和拍卖行都没看上眼，所以起拍价标为一百元。我觉得捡漏儿的机会来了，没想到拍场中一直有一个号牌跟我争抢，直举到一万七千元，我才拿到手。回头看一眼这个可恨的人，竟然是王洪刚。他也铁青着脸看另一侧，故意不看我。像王洪刚这种眼力极佳的人，能把拍场上的一切漏儿都填平。不过，这些钱我花得也不冤。后来韩琦先生修订《中国印刷史》，书里用的叠积字本照片就是我的这部书。

唐海在现场举牌，一般很是隐蔽，他从不把牌高高举起，而是号码冲下地放在膝盖上，猛然向拍卖师出示一下，立即又压了下来，所以现场只能听到拍卖师的报号声，而他人回望时，却完全看不到举牌人是谁。但若拍到白热化的状态，唐海就会一反常态地疯狂起来，他会从座位上突然站起，直接走到拍场的后墙边，用左手扶着墙，右手高举号牌，一点都不再折臂，似乎是想让全场的人看见——就是他在举。那种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气概，绝对给竞争对手以极大的心理打击。有一段时间，孟宪君老师也喜欢民国精刻本，而孟老师的性格，也是那种好书到手不论钱的主儿。他俩有时会在拍场中火拼起来，每当大家看清形势是这两个人在争抢，拍场上其他欲得此书的人，都心甘情愿地罢了手，兴趣盎然地看着他俩论剑。

唐海对书很是痴迷。有那么几年，我自己也同样是疯狂地到处买书，除了北京之外，国内其他地方的古旧书店，也同样家家跑到。而那几年，我每到一处，不是遇到唐海，就是听说唐海刚刚来过。但从店主的语气中，时常能听到他们对唐海的微辞。主要是说，唐海来到店里，只是掐尖儿，必要看店里最好的书，把书拿在手里后，再坚持不懈地跟店家砍价，砍到半价他都不满意，一般都会以三四折的价钱拿走。他的砍价水平至少比我高好几个档次，店方给我打个八折，我就挺高兴，若能以七折拿到手，就高兴得不得了了，而唐海打到五折，他都从来没有满意过。遇到这样的高手，店主能高兴吗？他的密友王洪刚告诉我，他也很烦唐海的这种磨蹭劲儿，为了能够还下价来，唐海会在店里呆上大半天，王兄都忍不住出店去办自己别的事了，等办完事回来找唐海，他竟然还在那里折磨着店主的耐性。王洪刚说唐海原来的身份可能是律师，但后来跟他人合伙，开了电器店，这两项工作，似乎都跟他的软磨硬泡功夫没有太大关联。我觉得，这可能是天生的本领。但王洪刚也承认，唐海是真心爱书，他不像有的人，只是把书当成赚钱的商品。唐海为了一部必得之书，敢跟别人玩命。唐海对新书也很挑剔，有时他为了买一本只是平常读的书，无论此书架子上摆了多少本，他都不看，因为他认为这些书被别人摸过了，不能再要，他一定让店员从仓库里搬出整包的书，自己在那里一本一本地挑选，一定要挑到绝无瑕疵者。

就是这样一个爱书之人，从2001年左右，突然从书友的视野里消失了。他消失的原因和方向，竟然连他最亲密的战友，王洪刚同志都毫不知情。王兄告诉我，他虽然跟唐海交往多年，但只是常常在一起访书，唐海对于自己的身世等等，从来绝口不提。那些年，手机还不普及，唐海给他留了一个家里的电话，某天王兄有急事找唐海，接电话的人自称是唐海的表妹，说唐海并不在这里，有事情的话，由她代为转告。从此，王兄就再没给他打过电话。他消失后的几年，我遇到王洪刚时，总会向他打听唐海的情况，以至于王兄打趣我说，你不是最烦他追着你要书吗？这倒是真话。那次许愿之后，我一直躲着唐海，还真被他抓住了两次，问起那部书。我说了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搪塞过去，从此就尽量躲着他。但人这个东西，就是有病。对这种避之惟恐不及的人，他若真的不见了，我倒有种相遇怕相见，不见又思君的感情。后来再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书友间也就渐渐的没人再提起他。王洪刚跟我说，唐海买书很舍得花钱，但其他方面却很小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王兄跟唐海经常一同到琉璃厂等地去访书。那时的交通工具，都是公交车，一次的票价不过是两三毛钱。跟唐海一同乘车，唐每次都抢着要买票，但那几毛钱却始终掏不出来，结果，买票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兄。跟唐海吃饭，大多也是这样的情形。

2005年，翰海拍卖公司在京广中心搞预展。我嫌在现场站着看展太累，就让拍卖公司安排了个房间，把要看的拍品拿到自己坐的桌子前，慢慢地翻看。两位工作人员帮着我拿进拿出，在我看书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会坐在对面的桌子上等候。然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我的余光感觉到对面那个工作人员，一直在不错眼地盯着我，我觉得有些异样，抬眼看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