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汤蓓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者

埃博拉病毒已成为美国最受关注的公共卫生议题。截至10月17日，美国境内共出现8例确诊病例，另外还有数十人处于某种形式的隔离检疫当中。考虑到此次埃博拉病毒在非洲流行范围之广、致死率之高，公众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恐慌情绪。一些议员开始施加压力，要求总统奥巴马关闭边境、进行旅行限制。但奥巴马则拒绝了上述提议，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表示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应对这一危机。

既然美国本土的案例最初就是从境外输入的，而且，如果非洲疫情继续发展，美国作为全球流通的中枢显然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为什么议员们提出的措施作为公共政策是行不通的呢？

说得通俗一点，这种政策的本质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如果要听起来高大上一些，那就涉及统计学中的“第一类错误”，有时也被称为“假阳性”。这在医疗卫生领域十分常见：最初检测结果看起来非常可疑，病人和家属急作一团，但事实不过是虚惊一场。

放在个人身上，这不过是生活中的波折，但如果公共政策中出现这一错误，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假设埃博拉病毒在入境人员中的携带率是0.00001%（真实数字要低得多），而我们又拥有准确率非常高的检测手段——假设其准确率高达99.99999%，而且绝对不会漏检任何实际存在的病例（显然，真实情况没有那么理想）。据统计，美国每月入境人数超过130万。那么，每月入境人员中真实携带埃博拉病毒的人数为13人，但是在健康人群中，会有0.00001%、即大约130人被误诊为病毒携带者。即便目前只在机场对西非地区入境的高危人群进行重点监控，纽约市至今为止的80多例疑似病例，最终都被宣布为没有危险。

公共政策中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全部人员进行检测的费用、对新增可疑病例进一步观察的成本，以及如此严格的措施对国际贸易、旅游的损害，甚至附带的政治成本，全都需要政府一一衡量。里根时期，为了阻断艾滋病在美国国内的流行，总统曾经建议进行大规模血清检测。幸而它并没有实际付诸实施。但里根的确一度下令关闭边境，以防止艾滋病病例的输入，其效果众所周知，不但没能阻断病毒的传播，还因为政治上的歧视让情况更糟糕。

另外，还存在与“第一类错误”恰恰相反的“第二类错误”，或者说“假阴性”问题。简单说，就是检测报告说一切正常，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由于许多传染性疾病存在潜伏期，即人员入境后才出现症状，“第二类错误”进一步削弱了在机场、边境采取限制措施的效果。1994年，为防止印度鼠疫流行波及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采取了严格措施。但结果不尽如人意，纽约出现的10例病例只有2例在机场被检测出，漏检率高达80%。这回在埃博拉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现实得多。

从个人到国家，时常需要在避免“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之间进行权衡。鉴于埃博拉目前的传播特性和在美国的流行程度，政府的选择首先是避免过度反应和过度恐慌。对普通人来说，即便会出现“假阳性”的情况，但如果自己出现症状，而又去过疫区、或者与病人有过接触，那还是小心些为好。

鉴于埃博拉目前的传播特性和在美国的流行程度，政府的选择首先是避免过度反应和过度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