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廖阳

艺术家蔡国强与编舞家沈伟最让人熟知的合作，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时，从永定门经天安门一路到鸟巢，蔡国强用礼炮在天空打出了29个烟花“大脚印”；沈伟则让一群舞者身着青衣，手蘸墨汁，以身体为笔在巨大卷轴上作画，营造出一幅“山河大好”的山水意境。

近些年，人们在上海常能见到蔡国强的身影，他在这里的最新创作，是黄浦江上的一场“白日焰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展，他做了一组装置艺术作品《九级浪》。寓居纽约近20年的沈伟却很少回国，10月25日至26日，为沈伟赢得国际名声的作品《声希》和《春之祭》，将作为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项目，首度亮相上海文化广场。

借着艺术节热潮，两人在10月21日晚一同来到上海戏剧学院，以“在不同文化之间”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对谈主题“在不同文化之间”由蔡国强所起，“因为我最近经常流窜在不同的国家。”作为常年在东西文化之间穿梭的艺术家，这个题目虽有点大，但对他们俩来说又再合适不过了。

蔡国强：我知道你的画，这次认真看了一下，发现你把中国最好卖的几个画家的风格都画过了，要是把这几个画风全部拿来展，搞不好不得了的有钱。第一个问题，你是怎么选择以舞蹈为生的？

沈伟：任何事不能回避天生的一种自然状态，有自己的性格和爱好最重要。我记得大概五六岁时，我喜欢做两件事：一是在家里写毛笔字、画画，不要父母逼，我会画很长时间，可以一两个月不出门；第二件事就是一个人跳舞，可能跟属猴有关，我比较爱动，但另一方面我的性格又很安静。

中国那时候很穷，孩子都养不活，我们家三个男孩，能考上学校就很好了。我很幸运，考上了湖南湘剧团学戏剧。戏剧和跳舞有关系，画画的兴趣我也一直有，如果你从小喜欢什么，你一定会做好，因为这种喜欢不是后来培养出来的。这种喜欢有时是天生在基因里的，基因的东西很难改变。你喜欢什么就去做，迟早也会做好，因为这解决了基本的工作状态问题，原来我是在玩，而不是工作。

蔡国强：到美国后，什么样的艺术突然使别人认可你了？

沈伟：拿奖学金去美国时，我远没想到会有自己的舞团，或成为一个编导，怎么跳我也没什么要求。我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目的的人，我就帮别人跳舞，能编就编，过特别平常的日子。但喜欢的东西我就去学，去研究。无意中我认识了很多东西。

2000年，我排了《声希》，当时我觉得可能舞蹈观感很慢，别人不一定会喜欢，但我也不管，就做了。没有想到出来后，欧洲的反应特别好，好像一下就被人注意了。另一部作品《天梯》（2000年）后来在美国也被认可了，我又接着做了《春之祭》（2003年）。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恭喜你，《纽约时报》做了四版报道，还有照片。我从不买《纽约时报》，所以这事我不知道。我觉得成功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从小喜欢跳舞和画画，给我机会就做，不给我也没关系。哪一天别人喜欢了就喜欢你，不喜欢你还是要做。

蔡国强：你英文这么好，从来不买《纽约时报》，我英文不会，天天看《纽约时报》。要是一个月没回去，我会搬出一叠报纸看，从头看到尾，都是看图片。

沈伟：我那时候特别穷，4美元一份的报纸，我才不会买来看。这种大报纸和我太没有关系了，很多事实际上你都不知道。

蔡国强：从《天梯》和《春之祭》看得出，很多人帮你打下了不错的基础，是什么让你的舞蹈语言很特别？

沈伟：我早期的绘画和舞蹈，是受了很多艺术家影响。但到美国五年以后，我发现找到自己独创的语言很重要。没有自己的东西，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我一个也不要。所以我那些作品没有特别的动作，我在探讨什么是属于我自己的，而不是从这里搬一点，从那里拿一点。做艺术家不可以这样。

蔡国强：很多中国舞蹈家到国外，可能会很在意如何把一些中国符号带出来，让别人认识到它的通透性。但你做的这些比较难，也有风险。你一直在强调人的不平衡、无重力感、轻飘飘，有的舞蹈摆布故意打得很散，规则性和规律也比较“混乱”。但其实你的心里很清楚，你利用几个方向就整出了一个很有审美的特殊位置。

沈伟：从2000年到现在，我一直在发展自己的舞蹈体系，一种新技术技巧。舞蹈技巧我们要从历史宏观来看，从法国芭蕾一直到现在，所有学院派都在学芭蕾，并衍生出新技术，带动整个社会甚至世界文化的发展。

去美国后，我一直在探讨自己的身体语言，并形成了一种让身体自然发展的技术技巧（自然身体发展），从很科学的方向来讨论一个人的身体。比如说你的重量、地心力、惯性，人体结构、血脉流动都会影响到身体，加上大自然的关系，内在和外在相互作用，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身体语言，而不像芭蕾这样违反人体和自然。所以我的作品里，演员动作完全独特，因为训练方式不一样，他们也不受其他表现形式影响。他们都是从学院里出来的，经过这种新的技术训练，会在身体上得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