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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见习记者 丁立
10月27日，电视剧《红高粱》登陆山东、东方、浙江、北京四家卫视黄金档剧场播出，收视飘红。10月18日，参加完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莫言接受了制作出品方山东卫视的独家专访，这是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首度接受媒体访问讲述《红高粱》背后的故事，该节目于昨晚在山东卫视播出。
“高粱酒不能炸鬼子”
2014年10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莫言作为作家组的代表出席，并在习近平发言中被提及两次。莫言在会议两天前才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那时，他已经在为原定于10月15日在山东卫视录制关于《红高粱》的专访作准备。“让我立刻回北京，15日上面有重要会议”，莫言说，他反复对作协强调需要参加节目录制，“我已经往后推了好几次了，耽误录制节目可能让山东卫视整个计划颠覆”。作协领导一再强调会议的重要性，并提及铁凝此刻还在维也纳，刚下飞机不到半小时也准备往北京赶，“我这才没什么好说的，立刻回北京”。
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获得的关注度空前，他却倍感矛盾和不适，但当主持人以“令人敬仰的高山”来形容他时，他展现了幽默的本领：“高密没有山，最高的一座 山 海拔5米。”
张艺谋要拍电影时，最初找的也不是莫言，而是当时在《人民文学》当编辑的朱伟，后来曾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他跟我说张艺谋想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莫言答应了约时间敲议程。回忆初次与张艺谋见面，莫言形容为“一个会计和一个队长”，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筒子楼里，因为放暑假莫言有一个中篇未完成急着交稿加班，“当时他光着膀子，赤着脚，提着一只断了带的鞋，我说他像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他说我像生产队的会计”。
和电视剧版《红高粱》一样，电影版为了拍出经典场面也需争分夺秒，“那年（电影开工）天特别旱，到了六七月高粱长得只有膝盖这么高”，莫言回忆20年前为拍摄电影《红高粱》做的筹备，张艺谋急着开机，当时物资紧俏，他们托关系要了5吨化肥，张艺谋组织一帮人给高粱追肥。“当年我们农民在高粱地里蹲着解手常被疯长的高粱戳屁股，高粱没红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拍，我说我写的红高粱，你拍成绿高粱。”但张艺谋觉得高粱没成熟的时候，风一吹，有女人肢体柔软之感，于是就这么拍了。
有一些经典性的场面，比如张艺谋问莫言，能不能用高粱酒像炸弹一样炸鬼子的汽车。莫言认为这个细节经不起推敲，但后来张艺谋还是在电影中保留了这个桥段，莫言庆幸观众没有追究这个细节的真实性。
人生四阶段：煤炭、字典、
狼牙山的石头、奖杯
山东省高密县是莫言从小长大的地方，他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就是亲人，“我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哥哥、姐姐，还有我们的左邻右舍。”
说起母亲，莫言抑制不住潸然泪下，并一再解释“抱歉，想努力控制没控制住”。他把自己的母亲描述成最普通的中国北方的一位母亲，“一辈子不容易，饱经了人世的苦难”，在莫言眼中，母亲一辈子没有跟村子里任何人红过脸吵过架，“她特别善良，是我们左邻右舍里面都非常尊敬的一个女性”。过去村里结婚，农村妇女都需要开脸（用两根线把新娘子脸上的汗毛绞去），给新人开脸往往都需要一个人品端正、子女成群、家里上有公婆下有孩子的人，而这个人常常都是莫言的母亲。“我一辈子都记着母亲给新娘子开脸回来的表情，那是幸福感。”在赚钱成名前，莫言最大的梦想就是孝顺母亲买好吃的给母亲，说到这些他泪流满面。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用煤炭、字典、狼牙山的石头和奖杯来概括莫言此前的人生。第一个是“煤炭”，它出现在莫言的小说《蛙》中。“1963年、1964年后，学校拉煤，煤里有松香”，莫言说当时的小孩子都是半恶作剧半认真，一窝蜂去吃煤，“煤不可能好吃，但是我们当时真吃过。”
第二个是字典，莫言说，自己小学辍学后知识储备量不够，经常边阅读边拿着字典有事没事翻翻，“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查一下字典，等于弥补知识”。之后，迷上写作的他，慢慢给书刊投稿，“我在保定满城县当兵，离狼牙山近”，那时候的莫言开始创作并往保定的刊物《莲池》上投稿，第一篇小说名叫《春夜雨霏霏》。
奖杯则是指他获得诺贝尔奖，但实际上“没有奖杯，只有一个奖章”。大江健三郎曾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提到过莫言的名字，之后每每来中国做演讲，也总不忘提及看好莫言拿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说：“他确实是我海外的知音，也是我创作的老师、同行、长辈，他比我大20岁。”1973年和他一起到公社驻地的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的发小张世家也说他可能得到诺贝尔奖。他果然得了奖，可惜早逝的张世家没有看到。
“演员还是巩俐那样
就太没意思了”
对于电视剧版《红高粱》，莫言说自己带着两个女儿做大纲时就想来一次颠覆性的改编，围绕九儿展开，还特别强调原著中的县长朱豪三，“把这个人物变成跟九儿跟余占鳌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人物”，电视剧版本确实把朱豪三丰满了，也凸显了他跟九儿的关系。电视剧版加重了九儿的戏份，莫言说，剧组可以请到周迅扮演九儿，他一开始也很惊讶。他觉得如果剧组找来的还是巩俐那样气质的就太没意思了，“反差越大越好，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他认为一个江南女子来出演“东北大妞”让观众有了兴奋点，也有了比较，对演员亦是考验。莫言对于电视剧版结局的改编“挺满意的”，他甚至坦言，自己也想不出一个更恰当的结尾可以比现在更荡气回肠：“电影结尾是九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打死，没有准备。电视剧里，九儿舍生取义，更加主动。”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莫言手稿去哪儿了一直备受关注，莫言说，当年的《红高粱》手稿拿去“引火草生了炉子”了，第二部《高粱酒》、《高粱殡》、《奇死》、《狗道》等作品手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社，莫言和主编要回了一部分，对于当年怎么也想不到会成名的莫言，自己的手稿有些留在解放军文艺社，有些在十月杂志社，有些永远也找不回来了，“谁也没想到我们这样的小作家有一天手稿还能卖钱”。
电视剧《红高粱》收视飘红，观众评价也并非一味赞美，但莫言坦承对评价看得不重：“一个作家写了30多年，马上快60岁，我应该知道我该做什么。这时候任何的外部评价，不管正面负面，基本对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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