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徐萧

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

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

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淖高一些，

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

这是著名诗人、批评家陈超的诗歌《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开篇的几行诗句，写于1990年9月。24年后的10月30日凌晨，56岁的陈超选择从16楼跳下，似乎以身回应着“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陈超的离去，他离去的方式，让他亲友们悲恸、错愕，继而震动了整个诗坛、批评界，甚至文学场。

陈超拥有众多身份，他既是“少数几个能直接影响诗人的批评家之一”（第六届话语文学传媒大奖评论家奖授奖辞），是诗人西川希望“偷走”诗句的诗人，也是深受学生爱戴的精神导师。“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吊唁陈超时说。

《红楼梦》和《柳叶刀集》

1958年，“大跃进”正式在全国展开，文学自然也要“跃进”。3月8日，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报道。

这一年的10月，陈超出生在山西太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王朔在稍早的一两个月前也出生了，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则在同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政治原因没有领奖。政治，在1958年的中国是主导命题，甚至在之后的二十几年持续而深刻地笼罩着每一个中国知识人。文学只能在其巨大的暗影里喘息、匍匐，但也在缓慢生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巨大进展的主要来源就是那批匍匐的50后、60后：王小波、顾城、莫言、海子、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苏童、西川、欧阳江河……还有陈超。

家庭和个人性情使然，陈超从小就爱读书。冬日的太原，常常能目击到一个小小的身影，独自一人穿过幽暗窄仄的胡同，到一个小书铺去租一本两分钱的小人书。陈超还拥有一笔隐秘的愉悦：父母在“破四旧”时偷偷藏下来的十几本书。其中的《红楼梦》，尤其是里面的诗词开启了他的文学世界，模仿着写的旧诗成为了最初的“创作经验”。后来，他把《红楼梦》带到了下放的知青农场，读了数遍。

1974年的春天，陈超16岁，来到了河北省获鹿县李村，做了两年的知青。在农场，他读到了《巴金文集》、《人民文学》，也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作品，包括穆旦翻译的普希金、钱春绮译的海涅、戴望舒译的洛尔迦，也包括契诃夫、《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基本上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过来的浪漫主义诗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等。书不多，就反复读，然后写笔记。这些厚厚的笔记现在已经发黄，但还在，静静地封存着一个人也是一代人的精神断面。

这些阅读资源和陈超后来的写作发生了联系，其中普希金的诗对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普希金从来不把感情分为应该表现的和不应该表现的，对自己的绝对忠实让年轻的陈超感到震撼。比如“一切是幻影、虚妄／一切是污秽和垃圾／只有酒杯和美色——／这才是生活的乐趣”，这句诗不仅在当时，其实就现在来说，都被认为是带有某种享乐主义、颓废的东西，“但是普希金就直接把它说出来了”。后来他写的《秋日郊外散步》等带押韵的新格律诗，和普希金关系很大。

两年后，陈超进入石家庄拖拉机厂，这次是作为一名学徒车工，开始进行自觉的诗歌写作，并且自制了诗集《柳叶刀集》，里面既有绝句、律诗、词等旧体诗歌，也有普希金、海涅式的浪漫主义新诗。这一时期的写作，基本是模仿，陈超觉得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当时的诗里一句“清晨一只军舰鸟飞到了我的窗前”，但实际上华北没有军舰鸟，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军舰鸟。“可是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就用了，都是从看的那些浪漫主义诗歌里边来的。”尽管我们无法判断，那些拖着沉重肉身进行的阅读和写作，在塑造一个新生代诗人过程中的重要程度，但毫无疑问，它们慰藉了一个文学青年孤独的青春，用批评家霍俊明的话，“是诗歌使得陈超当年的这样一个年轻人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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