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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徐萧
俄罗斯汉学的发展整体上比欧美汉学要晚一百多年，尽管如此，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俄罗斯汉学却有着丰富的积累和独有的特色。其中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东方文献收藏机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保存文献藏品影响最为深远、价值最为珍贵的机构之一。
11月6日下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现任所长、国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波波娃在复旦大学的讲座中讲述了该所所藏的俄国探险队在西域地区的收集品。东方早报特整理出波波娃讲座重点内容，从中既能看到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收藏史，也可管窥整个俄罗斯汉学的发展脉络。
对东方文献研究所文献的利用情况，讲座的主持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欣对早报记者介绍说，俄罗斯在资料方面并不保守，只是需要些手续，“现在全世界在资料上已经越来越公开，而且利用的情况主要取决于研究者对这些资料的了解程度。”
俄早期收藏的满汉书籍
波波娃认为16世纪（明弘治十三年至万历二十八年），俄中早期关系史进入新阶段，这时无论是西方还是俄国，对中国的兴趣都在急速增强。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托木斯克哥萨克伊万·佩特林到达北京，次年9月在莫斯科上呈了见闻笔记，内容涉及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佩特林的“详细”笔记很快在欧洲广为流传，5年后（明天启三年），笔记以英文面世，后来几乎以所有的欧洲语言出版，说明欧洲对这条新发现的通往中国的道路的关注。此后不断有俄罗斯使团前往中国。
普遍认为，俄罗斯的中文书籍收藏起始于1730年（清雍正八年）。当年，作为随从人员的洛伦茨·朗格同拉古津斯基公使一同访问中国，并从天主教传教士受众获取了8套木版画，之后将它们转交给俄罗斯科学院。这可能是进入科学院的第一批中文书籍藏品。清乾隆至嘉道时期，尽管东正教的传教兴趣不强，但俄罗斯科学院中文书籍大量收藏得以实现，仍然要归功于北京东正教教团。
其中，拉里婉·罗索欣有非常大的作用，使得俄罗斯汉学得以起步和传世。罗索欣在中国居住长达12年之久（1729-1741，清雍乾时期）。在北京，罗索欣致力于《资治通鉴纲目》的编译和清代中国地图的编绘工作。1741年（清乾隆六年），罗索欣返回俄罗斯并执教于俄国外交部的满汉语学校，撰写了口语教学课本《汉满语学校简单会话》和语音学参考资料《用俄语字母记录的汉语发音》，这是最早的汉字、满语词汇的俄语音译范例。后来，罗索欣又编撰了一本手稿版袖珍俄汉词典，包括1700个汉语单词，里面还包括若干日常口语句式。
罗索欣还为科学院藏的中文、满文的书籍编排了最早的目录，包括52个署名，大部分是满汉字典、语法以及历史、法律书籍，如《清文典要》、《满汉字诗经》、《绣像水浒全传》、《绣像金瓶梅》、《八旗官爵》、《御制天下一统志》、《大清律》等。
然而，在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12月5日，科学院珍宝馆发生火灾，中文部分收藏被焚毁。为弥补损失，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卢卡·叶拉契奇医生被派往北京收集书籍。当时，罗索欣为叶拉契奇开了附上详细说明的书单，共68个书名。通过科学院的这份书单，我们得以知道当时科学院藏有125种中、满文书籍，包括天文数学（新制仪象图、方星图等）、地理（坤舆与图说、皇舆图等）、历史（春秋、万姓统谱等）、官制（品级考、中枢备览等）、哲学（易图解、满汉对读四书等）、医学（针灸大成、外科正宗等）、天主教（圣经直解、七克等）、音韵（字汇、新刻清书全集等）8个门类。
波波娃补充，对于俄罗斯早期汉学，另一个做出巨大贡献的是A.列昂奇耶夫。他在1743年至1756年间（清乾隆前中期），以俄罗斯第四届东正教传教团学生的身份旅居中国。回到圣彼得堡后，从事满汉语翻译工作，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显著影响。列昂奇耶夫将20余部满汉文典籍翻译成俄文，其中包括源自《易经》、《大学》、《中庸》、《孟子》的摘录，以及在1779年出版的俄文版《三字经》。
列藏本《石头记》和民俗画
波波娃介绍，东方文献研究所前身是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在圣彼得堡成立的亚洲博物馆。在亚洲博物馆（东方文献研究所前身）建成前，科学院收藏了总计377部中文书籍，包含于2957册中。
亚洲博物馆成立后，众多的私人馈赠，尤其是史林格分康施塔特的捐赠使得亚洲博物馆一跃成为欧洲同类图书馆、博物馆中数一数二的中文典籍收藏机构。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俄国第11届传教团学生库尔梁德采夫从中国带回一本八十回《石头记》抄本（即列藏本）。1965年，这本“红楼梦”经俄罗斯汉学家孟列夫和中国学者李富清介绍，受到国际红学人士重视。1984年中国红学家冯其庸、周汝昌、李侃探访苏联，任务就是到列宁格勒考察这个抄本。在东方学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共同努力下，在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全六册的《石头记》抄本。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有包括失传和仍在使用的65种语言的10万多个保管单位藏品，主要中文藏品有敦煌藏品（近20000件）、NOVA（清抄本）藏品（近500种）、中文拓片藏品（近2000多页）、中文木版书藏品（6000种）等。
波波娃表示，中国民俗画也是东方文献研究所在亚洲博物馆时期藏品的一大特色，主要有5笔来源。一是斯特罗干诺收藏的外销画，共有233幅，分为鱼、花、船舶和装在一只欧式风格硬纸盒中的67幅硬纸画。这些外销中国风俗画题材包括帝王、官员、建筑、少数民族人物、宗教寺庙的仪式以及市井生活等。第二笔是中国蒲草画册，共26幅。三是波波夫的画册，5册515幅，所画内容为手工艺人、商人和农民。最后一笔来自布列特施涅德的12册562幅，布列特施涅德对植物学很有研究，努力促成了欧洲农业接纳来自中国的植物。
鄂登堡的麻袋里有什么
波波娃称，俄罗斯的中亚概念包括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西域。俄罗斯的中亚研究进入到学术阶段肇始于杰出的学者比丘林。1807年到1821年间（清嘉庆后半期），比丘林作为东正教传教团团长在中国居住过，回俄后，他开始介绍俄罗斯与中国接壤的区域，先后出版了《西藏现状概述》、《蒙古札记》、《准格尔和东突厥斯坦古今概况》。这些著作刊发的时间，正是俄罗斯积极扩张自己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域势力的时候，所以那时俄罗斯就开始晓得内陆地缘政治的实在意义。
当时在俄罗斯许多有识之士都感受到了认识亚洲的巨大趣味。很多人意识到了学习地理和发行地理刊物的必要性。因此在此期间许多研究者都从事历史地理方面的课题，大学里也开设了相应的学科。其中最重要的是瓦西里耶夫，他对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地理倾注了巨大热情，其著作的四分之一都是关于地理方面的。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瓦西里耶夫完成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俄文翻译工作。
自19世纪中叶以后，俄罗斯政府组织了很多地理探险队前往中亚考察。这些探险队具有侦察性质，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和一场欧洲列强争夺控制殖民属地的“重要比赛”相联系的。其中普热瓦利斯基和雷赫尔带回的图片中详尽描述了中亚、西域的自然、气候、地形状况。
而俄罗斯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是第一个系统调查新疆古代遗迹的外国人，1892到1893年（清光绪十八、十九年），他从当地百姓处获得了100多页手稿及残片。
1882年（清光绪八年），科兹洛夫听从普热瓦利斯基的建议参加了他们的第二次西藏探险。其后，1907-1909年间（清光绪三十三年—宣统元年年），他领导的蒙古—四川探险队在额济纳河畔发现了哈拉浩特古城，即西夏黑水城，一举成名。他在位于古城以西400米处的一座佛塔中找到了丰富的宝藏，包括数以千计的西夏文、汉文、藏文和回鹘文写本，数百座雕塑、佛像等。黑水城的发掘令科兹洛夫获得了意大利和伦敦地理学会的最高奖项，法国科学院也授予他契哈乔夫奖金。后来他前往蒙古库伦（乌兰巴托）发现并研究了那颜乌拉山的古墓群。
除了黑水城之外，东方文献研究所藏品中最重要的要数敦煌文献。1914年至1915年间（民国三年至民国四年），紧随伯希和、斯坦因之后，俄罗斯梵文、波斯文专家鄂登堡来到了敦煌，收集到了大批写本和文物资料。鄂登堡带回的敦煌文献占世界敦煌文献的12%左右，这使得东方文献研究所成为敦煌研究重镇之一。波波娃告诉早报记者，尽管大部分敦煌文献已经整理出版，或在IPD网站（国际敦煌项目）上可以查阅，但仍有400余鄂登堡的收集在麻袋中等待整理，“主要原因是这些敦煌文献非常细碎，需要修复也需要找到好的学术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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