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跳出北京，才能书写北京，而香港与北京间特殊的张力，或许决定了它是中国最适合让人“看见北京”的所在。
选 凝
首先要承认的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而选择了千里之外生活的北京人，我一直抗拒阅读以北京为大背景的当代小说。这种抗拒的本能或许只是：不愿面对。北京并不适合用“乡情”去挂在心上，它太“中心”，承载了太多象征太多南来北往的野心。更悲哀的是，读到别人书写的北京时，我往往狐疑：这是他们用眼耳发肤身心所感受所触及的北京吗？那怎么我却从中找不到分毫同“我的北京”有关的记忆线索？
所以某种程度上，《红与灰》带给我的阅读经验并非始于作品本身，而是作者这个人——不是我同这位叫昆吾的作者多熟稔，正相反，即使读完《红与灰》近一年后的这个当下，我们都素未谋面。只知他曾在北京住过十几年，现已移居美国——类似经历当然不出奇，真正让我产生兴趣的其实是：他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的地点是香港——几年前短暂逗留香港时，昆吾在香港这座气质与北京截然不同的城市，找到了书写“他的北京”的感觉。
这种表述，在第一时间击中了我。那是一种同时在京港两地居住过的人才懂的微妙：香港和北京，地理与心理距离南辕北辙，当你身处香港高度有序的生活内容中，回过头去观看和思考北京的问题，反而更直接、清醒、抵达本质。很多原本模糊的意象、难以把握的言词、并不具象的省思，会下意识地在脑海中获得整理并落成文字——跳出北京，才能书写北京，而香港与北京间特殊的张力，或许决定了它是中国最适合让人“看见北京”的所在。
昆吾后来回到北京工作，中断写作，所以他的小说直到去美国后才完成。去年秋天，《红与灰》刚在台湾出版时，朋友寄来电子档，我只用了两个晚上就在kindle上读完。作为一部处女作，它虽不至于让人惊为天人，但短短十万字，却将某种我备感熟悉的北京的肌理，点触成形。
今年春天，纽约公共图书馆把《红与灰》选进月度中文推荐好书榜，相比同月上榜的李碧华电影小说《离奇》，《红与灰》的质地更敏感——因为这部关于北京的城市文学，没避忌北京的政治底色。但其实敏感在今天中国的语境里又很过时：还有什么话题人们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没讨论过呢？“文革”？左右论争？
奥运前夕，外地青年萧鸣重回他曾度过大学时代的北京，他一直牵念大学时的女神芷琪。芷琪则是依附权力、在体制中谋取位置的女子，她一方面野心勃勃，另一方面内心又有寂寥难当的空洞，要靠放纵情欲填平。但如果将《红与灰》当成一部影射京城政商学界的光谱，这两个灵魂人物，又只是小说里权与利罗织的大网上的两颗棋子。就像任何个体，无论有多高远的理想抱负，身处政治关系层层叠压的北京，都会很渺小。作者昆吾喜欢韩国电影，并刻意从中借鉴了悬疑的讲述方式，他用一个很典型的暗室阴谋去推进故事，表达出在利益关系里，没有永远的既得利益者，敌友随时可以洗牌，只有利益本身，始终引人着魔，甘愿被操纵。
主角之外的配角就不只渺小，而且悲剧。昆吾敏锐地将现实中的若干形象分别投射在不同角色身上，每个人都可以代表某种群体——女孩佩琼，身上有许多北漂女孩的影子，见到书生就动心，宁愿饿肚子也要活得自由；用激烈方式去展开对抗的愤青方炬，骨子里是“红卫兵上身”，他自以为穿越了时光隧道，将自己代入“文革”时“红三司”造反派的角色里想去替“历史”伸张正义，最终下场却最惨。而到了张瑨这个人物身上，就不难看出作者对自由派公知形象的讽刺，张瑨和书中有红色背景的周阿姨有过一次品茗交谈，当时他讲了这样一番话：“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反对暴民政治的自由主义者，我觉得关键是……需要达成和解。两边各让一步……”如果你读过2012年初的“韩三篇”，一定会觉得这腔调里有种微妙的熟悉。
于是你发现，北京是骨架，是底色，昆吾真正想写的仍然是所有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内心绕不开的纠结：该怎样在当下，处理对自由的理想和渴求？而把这种剧烈困惑放在北京的大背景下，更具有高度现实感。昆吾在小说里所勾画出的不同阶层，在北京几乎都能找到原型——不只红二代，和永远蒙着一层“灰扑扑”颜色看不真确面孔的大众，更有一边依附于权力，一边对权力充满怨气矛盾求存的角色。故事里的秦广，想透过诱惑征服芷琪这样一个女人，实现内心超拔于某个阶层之上的欲求。这种扭曲心理不难让人联想到郭美美：女人有时候可以成为男人实现野心、获得进入另一个阶层许可的象征，但大多时当然只是牺牲品。不过有趣的是，昆吾笔下的女性并不是被动的“被牺牲”形象，相反她们远比男性更强悍有力。
《红与灰》里最大的boss周阿姨，身上有“文革”的影子，当年曾批斗老师。这虽是个虚构人物，却跟现实有惊人巧合，小说出版不久，就有了今年年初那单宋彬彬为老师被折磨致死而道歉的新闻。故事里周阿姨的道歉，只是权宜之计，而现实中当年受迫害的老师家属则认为宋彬彬缺乏诚意。实际上，重述“文革”记忆这条线索，昆吾用了不少笔墨。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2007年那个各方即将有所作为的时间点上，而崇尚集体主义、呼唤新精神领袖的周阿姨，也有很明显的映照。这个高深莫测的“周阿姨”能量遍及京城政商学界，守旧的内心里始终有个充满斗争的江湖。
而令我感到《红与灰》里的北京与“我的北京”契合微妙的另一个因素，则是小说中的“时间点”：奥运前夕的中国在平静表象之下，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震荡等一系列大事蓄势待发，而小说中提到的删减版《色·戒》，也是那段暗涌时光中我个人“私记忆”的重要坐标。“女人太感性，容易戏假情真”的讨论随着李安电影的走红，一夕成为那些日子里文艺青年恋恋不舍的话题。但昆吾的女主角芷琪其实又不是个感性的女人，她的力量在于蜕变：自主蜕变。
其实整部《红与灰》中有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的悲怆氛围，所以不难看出昆吾心底有浓厚的古典情怀。他所塑造出的芷琪，在一定程度上摹仿了《日瓦戈医生》的女主人公拉拉。都是少女时期受辱，但与拉拉纯粹女神形象的不同是，芷琪经历了思想转变的过程。最初她思想正统、相信中国需要精神领袖，因而汲汲营营依附主流向上爬。这个人物其实很容易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的那代名校女生身上找到原型，她们充满自信和野心，相信自己能在经济发展的主流中找到生命目标。
多少有些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芷琪，对权力（以及受辱于权力）的情感线索是一边拒斥一边依赖乃至依附，所以她的情欲身份与政治身份一直都很分裂。但到小说末尾，她发现自己不过是颗微不足道的棋子，凭着记忆她弹起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拉拉之歌》，神情专注而忧伤，仿佛和拉拉一样置身无边无际的冰天雪地中……绝望彻骨，才终能告别对权力的依赖。于是她不再期待精神领袖、不再奢望有救世主来让自己仰慕，她选择离开北京加入青海的NGO。她的改变是个体的、私人的、平凡无声的，却可能也是作者为自身困惑所找到的唯一答案：身在中国社会的我们，只能选择做平民英雄。
男主角萧鸣，则俨然一个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他受过西化教育，有改革的理想，对现实诸般不满，却流于纸上谈兵，缺少改变社会的行动。最终他在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之间选择了后者，这也是他重获幸福的唯一可能。他选择离开北京这个政治的心脏，为自己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也画上句号。于是，故事讲到最后，变成一场告别仪式——所有曾对北京心怀热望的人都懂得这告别的另一层含义是告别天真，从此懂得自我承担。
北京的问题，在于它总会令你错觉在这里势必“天生我材”大施拳脚，它让你错觉自己的重要性。但真相是，理想是理想，北京是北京。这里只是一种假象，它最终只会教人变本加厉看清自身的懦弱、微不足道与无所作为。
那么改变的起点可以从哪里开始？昆吾选择了向许鞍华的《千言万语》致敬。他懂得那部电影里所讲的“示威的无用”——你一日不入建制，你就什么都不是。但一旦入了建制，最初投身社会运动的理想主义者同样会臣服于“身不由己”，且他们本就是精英立场，并承担不起“拯救民众”的重任。其实我们永远无需纠结“有什么用”这样的大命题，也不必用知识分子离地的天真，把拯救时代的责任往身上一肩扛。人没有那么伟大，任何一个个体，能做的都只不过是做好自己，再像《千言万语》里的甘神父那样，用自己的方式坚持把爱与希望带给别人。
我们的时代有太多高声呼喊、满嘴理想与口号的人，却太少实实在在做事情、无私传递善意与精神力量的平民英雄——因为“平民英雄”永远被隐没在暗处，没有光环，默默无闻，但其实他们才有资格说自己是一直在坚持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谈到“红”的复杂性，中国人最能意会。但在“红与灰”的歌词里，“红”并不只是浅层的政治隐喻，更象征了渐渐弱化的理想主义，这也正是当今国内草根新左派希望的一种“革命理想”。但作者让愤青方炬穿着标有过去符号的T恤而死，间接表达了他的个人态度。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并未完全治愈历史留下的隐痛，而“理想复辟”的激进方式同样不能拯救混沌。如果永远在期待下一个“精神领袖”带来的拯救，那么仍然没有拯救。事实是没有救世主，也没有哪个个体能担当整个集体的命运，能照亮这个社会的，唯有每个人都甘愿去做“平民英雄”。
昆吾相信，平民英雄是中国社会的希望。他和他书里的主角一样告别了北京。但我更相信，透过《红与灰》，他告别的是自己天真年代里虚浮的理想主义冀望，从今往后，脚踏实地地去活去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