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评论

“拼爹”气氛过于“嚣张”会阻碍人类创富和创新动力；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完全阻止财富继承，那么创富的动力又来自何方？

早报评论员 张明扬

在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的时代，“金钱”概念通常不是指月薪年薪之类的收入，而是明确地指向类似家族产业的遗产。于是，在小说中那一桩桩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喜剧背后，切不可忘记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开篇告诉我们的那句“举世公认的真理”：“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注意，真理的重点在财产上，这些单身汉基本都是体面优雅，却没有正当工作的“绅士”。

在以《21世纪资本论》红遍全球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看来，奥斯汀时代的社会是“典型世袭社会”，这个社会可能要重新降临于我们这个时代了。

上周在中国讲学的皮凯蒂可能已经了解了，他所恐惧的那个“典型世袭社会”，置于中国人的语境可以翻译成“拼爹社会”，奥斯汀笔下快乐的单身汉们就是“富二代”。当然，中国人可以如释重负了，“拼爹”不是什么中国特色，不仅是国际惯例，且古已有之。

在大城市，我们经常可以耳濡目染一种财富故事。祖先庇佑的本地郊区人因为房子拆迁，分到了N套房子，从此过上衣食无忧胸无大志的收租土豪生活。我们往往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不合理！

很多社会都相信所谓“社会流动性”，信奉“努力奋斗就能富有”、“知识改变命运”。以这个角度来说，“拼爹”自然是有违社会主流价值观的。

如皮凯蒂所说，在所有社会中，财富积累的途径无非有两种：通过工作或继承遗产。而理想状态下，一个社会前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工作可以“战胜”遗产，白手起家者可以通过社会流动，居于无所事事的拼爹者之上。

中国当年告别计划经济时，流行的说法是，制度设计必须适应于人类的本性，否则将会为人性反噬。当时所说的人性正是“自利”；这当然没错，但难道人类的本性仅“自利”这一项么？无论从理论推说还是日常生活体验来看，人类无疑也“患不均”，对于过大的贫富差距总有着天然的不满。那么，制度设计在考虑到“自利”这一人类本性而推出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自然也要考虑到为“患不均”这一人性做相应的调整。否则，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也将会为人性反噬。

现代社会自然没有这么一根筋。面对拼爹这个“不均”，西方国家基本都出台了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

也许会有人问，既然不符合人性，为什么不干脆取消遗产继承制，或者如皮凯蒂所建议的那样“重税伺候”呢？不必讨论这对经济增长有多么大的伤害，或者有钱人有的是避税的办法，还是谈谈人性吧。

人性“自利”，人性也“患不均”，但人性远不止如此简单。对照生活体验，难道人类没有将财产（地位）延续到下一代的倾向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贫富差距过大，“拼爹”气氛过于“嚣张”会阻碍人类创富和创新动力，没有人会为一个注定无法实现逆袭的固化社会而奋斗；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完全阻止财富继承，那么创富的动力又来自何方？

从实质上来说，阻止财富继承和拼爹也是和人性“自利”为敌，那么，这样的制度设计也一定会为人性反噬。

当然，有人会说，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些大富豪都已表示会在有生之年捐掉大部分财产甚至“裸捐”，其他富人为什么不能这样？问题是，我们不能把“先进”当作制度设计的“模板”，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皮凯蒂开出了西方“世袭社会”的药方，而中国式的“拼爹”，还得靠我们自己医治。公平问题走不得极端，更不容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