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回音

今夏上海书展期间，我出席一场以“品牌·坚守·创新——中国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之路”为主题的座谈会，发言主旨是当今国内的学术期刊在装帧、印刷及注释规范各方面都已不亚于国外，唯一逊色的是学术批评。国外的学术期刊，书评是重要内容，每期都占很大篇幅，总页码甚至超过论文。不难理解，书评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一部新著问世，书评若能揭示和确认其中的独创性内容，从研究方法、资料运用和结论等方面指出其前沿性，同时洞见所存在的不足，就一下子提升了原著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为此，我每有新著出版，都很希望得到同行专家有深度的批评，更希望得到持不同观点、不同研究方法的学者的批评。张寅彭教授是国内治清代诗学有数的专家，他能为拙撰《清代诗学史》第一卷撰写书评，当然是我非常期待的。

寅彭先生的书评《渔洋诗：取于宋而归于唐》刊于《上海书评》今年9月14日，虽然得知原稿被删去千余字的正面评价，我还是很高兴学界能看到他的批评意见。毕竟，一位寝馈于清代诗学多年的专家，他对清初诗学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相信代表着部分学界同道的认识，值得重视。不过，我拜读受教之余，也有一些不敢苟同的看法，在此提出，向寅彭先生暨学界同道求正。

由于书评只涉及王渔洋诗学的部分，我的商榷仍将围绕王渔洋展开。讨论的都属于具体的论断，可分歧却在于学术观念的差异。

首先是对诗学现象的解释问题。张文对拙著关于王渔洋由倡导宋诗而回归唐音这一转向的论述，先肯定“这段历史叙述材料充足，过程完整，几乎无懈可击，也是本书所尝试的所谓观念历史化的精彩段落之一”，然后又指出：“也就在此处，作者揭示的渔洋的尊唐之立场与前述的宗宋之意义也出现了落差。这一次作者未作解释。”他认为王渔洋之回归唐诗，除了考虑君主的意旨外，还要“跳出具体的历史场景，回到纯粹的诗学立场来作观察”。“康熙前半期唐宋诗风的转换虽然与政治不无关系，却也自有其诗学内在发展的逻辑性，而渔洋个人出于学艺的必然需要、因而主动尝试出唐入宋以求全面的经历之阶段性，恰与之吻合，这应该才是这段历史的真相吧。”这里提出一个现象的解释问题。历史研究最吸引人、同时也最困难的就是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解释通常有两种方式，实证的说明和学理的推断，张文使用的是后者。如果是在文献不足征的唐宋以前，或是沿袭过去以论带史的研究模式，当然也不妨这么推论。事实上我们经常也是根据某个文学史结果来推论其原因的。但面对资料异常丰富的清代诗学史，我们就可以用清楚的史料来说明问题，而不需要借助于推论了。拙著已引述一系列资料，说明圣祖对宋诗风的不满如何通过冯溥万柳堂这个当时最大的文艺沙龙传播于台阁，在朝臣中引起震动，徐乾学又如何在一次小型的诗友聚会上劝王渔洋赶紧编纂一些唐诗选本，以表达自己的唐诗立场，一年后这些选本便陆续编成，流传于诗友间。这是可以用充分的文献来证实的过程，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诗学史研究不抓住这样的具体问题，却诉之以学理的推论，岂非将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还原为一般理论问题了吗？当然，张文的解释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作为结果，它可以五年后发生，也可以二十年后发生。谁能断定王渔洋的宋诗兴趣会持续多少年呢？我主张的“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就是要充分利用文献，尽可能以接近原始过程的方式重构文学史，从而取代过去那种两点成一线、主观色彩浓厚的简单勾勒。而这在明清文学史研究中是有可能做到的。

其次我想谈一谈清初诗学的地域命名问题。寅彭先生说“蒋著关于渔洋还有一个 身份认同 方面的问题，即他究竟是一位 山东诗人 ，还是全国性的诗人？这个问题主要是由章节设定未能尽善造成的”。他认为拙著将渔洋置于山东诗学名下，但渔洋一生主要是以朝官的身份在京师发挥影响的，更关键的是他在京城的数十年间有一个以他为中心的诗人群体存在，其成员虽流动不居，可他的领袖地位却稳居不动。所以清初诗坛的中心，就是由前期钱谦益所在的江南向后期王士禛所在的京师转移。寅按，以地域命名诗学，着眼于承传的传统，而不是传播的地理疆域。如果以后者言，那么王渔洋长久在京为官就称京师诗学，官扬州时就称扬州诗学吗？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诗学传统就像人的籍贯，山东人在北京仍是山东人，东北人在三亚仍是东北人，他自己和别人都这么看，这就是文化认同。将王渔洋诗学命名为山东诗学，是鉴于神韵诗学的立足点正是山东承传的格调诗学。另外，拙著没提到而现在可以补充的是，王渔洋在清初首倡黄庭坚诗，也是出于山东诗学的独特趣味。江南从钱谦益到冯班，都不喜欢黄山谷，而德州卢世傕《尊水园集略》卷七《钞书杂序》“山谷集”一条，却记载着他对黄庭坚的倾倒：“余生三十年未知宇宙有山谷也，因同社友马远之劝余读山谷书始求而阅之，一阅即有入处，手钞两册间有评点, 举以赠友人，王潜夫亦如远之之劝余读也。顾所见止南都坊刻三十卷，闻山谷集中不止此，从而博访之不得。嗣于燕市中获豫章集一部，大略如南都本。（中略）卢子喟然叹曰： 余生三十年不知有山谷！ 遂周旋二十五年不舍。”正因为以王渔洋为主导的山东诗学以神韵论及对宋诗的推崇竖起了清代诗学自己的旗帜，我才断言它是“清代诗学的发轫”。相比山东诗学，其他地域的诗学都停留在对明代诗学的清算中，没有提出有建设性的诗学纲领。这么说来，认为“清代诗学是由山东诗学发展出来的”，又怎么能说是“无异于离题”呢？

一种诗学的历史评价应着眼于是否具有独到而系统的理论见解并对后世产生影响，这一点我想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以此衡量，王渔洋的神韵诗学不仅笼罩整个康熙朝，对清代中后期诗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乾隆诗学首先就是在对神韵的批判中展开的，这需要通盘把握清代诗学的走向。《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的论述范围虽只限于顺康雍三朝，但对清初诗学格局的理解及相应的章节设计，出于对清代诗学流变的整体把握，也预伏着乾隆后诗学的“下回分解”。以山东诗学为清初诗学的殿军，以赵执信为第一卷的尾声，都出于长时段的考虑。

我不认为王渔洋包含在山东诗学中就显得不如王夫之分量重。当今的文学史习惯以标题级次来区分作家或流派的重要程度，这未必是最好的叙述方式。章节的划分应该体现文学史的格局，王夫之无论是否像我们评价的那么重要，都需要独立设章，因为他是一个无可归附的诗学家。他是诗坛孤立的存在，与诗坛没有交流，直到晚清才被发现，进入学人的视野，他对清代中后期诗坛毫无影响。而王渔洋则不同，他诞生于山东诗学的传统并且是由山东诗人群体——这是清初京师最庞大的诗人集团——托举起来的。不妨设想一下，王渔洋如果出生在扬州或苏州，他还可不可能成为康熙诗学的领袖？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历史环境可以分析。最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出生在扬州或苏州的王渔洋，到康熙十八年很可能还未出应科举。而山东却是清朝前两科进士最多的省份，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已指出，“1644年投降的 贰臣 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山东。”这就是山东人占据清初诗坛主流的潜在因素。

寅彭先生显然没能理解我对清初诗学的整体把握，说拙著“因为限于山东诗学的框架，只能由被定位为与渔洋 意气之争 的赵执信来收束全书，不免令人稍觉气馁。蒋寅兄或是因为写过了渔洋的专著而想变换一下新鲜感吧，遂才不觉有此失手”。我们知道，历史是叙述和话语建构，具体结论可以商榷，可以提出不同见解，但这里“失手”的判断预设了一种常规性和正当性。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应该做到而未做到，就叫失手，比如像体操运动员从器械上掉下来。但历史建构是否存在这种常规性和正当性呢？从海登·怀特以后，大概很少人还会持这种信念了。事实上任何历史建构，都像怀特海说的，“历史学家在描述过去的时候依赖于他对于何者构成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的判断。”（《观念的历险》，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以赵执信为康熙诗学的终结，决不是不加思索的草率安排，它是我二十多年考察清代诗学史历史进程的深思熟虑的结果。不只顾及其诗论形成的时间，更着眼于清代诗学的历史进程。赵执信是王渔洋以后山东最重要的诗人，即便是不太赞同他对王士禛的非议的卢见曾，在编《国朝山左诗钞》时仍选了他一百七十二首诗，数量仅次于王渔洋，位居第二。拙著业已说明，乾隆三十二年（1767）刘执玉编刊《国朝六家诗钞》，以查慎行和赵执信与顺治间南施北宋、康熙间南朱北王并列为六大家，已奠定了赵执信清初诗坛殿军的地位。王渔洋诗学成型于康熙中叶，而赵执信对渔洋诗学的批评出现于康熙后期，并一直延续到乾隆初。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批评正是乾隆诗学以清算神韵论流弊为发端（详蒋寅《“神韵”与“性灵”的消长》，《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三期）的序幕。从山东诗学本身的发展看，后来高密诗派对王渔洋的批评，也直接渊源于赵执信。然则以赵执信为清初诗学的终结，同时也是连接乾隆诗学的桥梁，又有什么不合适呢？说到底，历史认知的深度取决于学者秉持的观念与掌握的文献史料。面对浩瀚的清代文学文献，谈论清代诗学难免都有盲人摸象的感觉，因此我们更需要一种开放的态度和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和未来的诗学史建构，不拘限于一时得失来看某些人物、事件和群体对于诗学史的参与作用。这是我在阅读前辈和时贤论著随时提醒自己的。

寅彭先生的原稿被删削千余字肯定评价，这本也无所谓，只不过有些地方文字一改，意思就变了。比如，关于王渔洋提倡宋诗与钱谦益着眼点的不同，原稿肯定“作者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对于清人所宗的宋诗尚有所谓 软宋诗 与 硬宋诗 的进一步深入的辩说。以我管见，这是前人未及论述的蒋寅兄的新见识。有此见识，他便能极清晰地区别了同宗宋诗的钱谦益与王士禛的不同，前者宗陆游即所谓 软宋 ，后者宗苏、黄才是 硬宋 亦即真宋。”现在对我论断评语改为“这个大判断虽不必是创见……”，就变成不认为是创见了。我对前出的论著曾尽量浏览，对他人的创见必予征引，全书征引近代以来的相关专著一百三十余种，论文一百余篇，对前人先出之说都会说明。对王渔洋出唐入宋的经过，在《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的兴替》（《文学遗产》1999年第三期）发表十多年后，我又形成了全新的看法，整个叙述框架、解释和结论都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曾困扰我的问题，即为什么在程孟阳、钱谦益提倡宋元诗不多年之后，王渔洋又要重新提倡宋诗？我最终解悟，程、钱所提倡的是陆游一路的软宋诗，王渔洋提倡的则是江西派的硬宋诗，黄庭坚正是王渔洋最初予以推崇的。这一结论不仅涉及前后两次宋诗风潮内质的异同，更涉及黄庭坚的经典化过程，而这于清代诗歌史又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因为清代中叶以后的诗歌史，大体就是在杜、韩、黄融合的师法观念主导下展开的。我在行文中对这一心得交代得很清楚，书评既改为不必是创见，就应该将前人已有的研究列举出来，说明谁在何处表达过类似的见解。否则一个多年思考所得、对于诗学史鞭辟入里的诠释，就被顺便提到的一句“不必是创见”轻谩地抹杀了。这从学术批评来说是应该避免的。因为书评除了批评之外，同时也是对学术创见的揭示和确认，这将为后来的研究划出起跑线。

蒋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