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李国炜

近日，西安凤城医院的“手术室自拍门”持续发酵。

12月20日，此事在微博上曝光，21日晚间，西安市卫生局就做出重罚：常务院长闫某记过处分、留职察看一年，扣发三个月职务工资；免去分管副院长陈某的行政职务；免去麻醉科主任张某、护士长田某行政职务……

但之后，事件似乎发生了逆转。多家媒体还原了事件的多个截面，包括手术历时7个小时，医生当时对手术成功很兴奋；包括病患事后表达了对医生的感激；包括外国也有不少的手术室合影……于是，又有调查说“近六成网友不赞成处罚医生”，甚至指责媒体报道失当。

事件中，医疗行为的失当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手术未结束，患者还在手术台上时，就有医生摘下了口罩来拍照留念；二是将摄影器材带入手术室并以病人为背景进行摄影，因为《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规定：进入手术室人员未取得医院管理部门的特许，任何个人、科室不得携带各种摄影器材进行手术拍照、录像。但所幸，并未造成医疗损害后果，照片中很难识别患者的身份，患者也未认为自己被侵权。如此一来，公众难免觉得卫生部门的处罚“过了”。

其实回溯整个事件的始末，关键还是现行的医疗行为规制机制存在两个显著的缺陷：第一，主管机关缺乏必要的专业素质。正如一位律师所言：“西安凤城医院属于民营医院，其院长、副院长的任、撤职系股东权力决定，卫生局根本无权撤职。”

第二，医界自律机构的缺位。完成历时7小时的高难度手术想拍照留个纪念无可厚非，但以手术台上的病人为背景，即便未泄露病人的身份，也显然有悖医学伦理。“遵守医学伦理道德”是《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规定的基本行为规范。

而且，在整个事件之中，只见政府卫生部门的一锤定音，而医师会、医学会、医院协会等行业组织却集体失声，更遑论进行专业评判和纪律惩戒了。

事实上，在海外，医疗行为多由独立的医学专业人士主导的专门机构进行规制，如英国医学总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医事委员会,加拿大安大略省内外科医学院等。这些专门的规制机构由医生和社会人士共同组成。以加州医事委员会为例，其委员由州长委任的8至15名医生及5名公众人士，以及参议长和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各委任的1名公众人士担任，主席由公众人士担任。

这种规管模式的优点在于既能保障业内人士的专业信心，又能增加透明度，保持公信。为保证规制行为的规范性，上述规制机构建立了完善的工作规程。以处理申诉为例，机构接到病人的申诉后，会要求被投诉的医生做出申辩，并尝试调解双方的问题。如问题未能解决，机构会进行调查，并决定应否把事件转介纪律处分委员会。之后，纪律处分委员会会进行聆讯，以决定该宗投诉是否有证据，再做出处分。这样的行业调查、处分，既满足了医学的专业性要求，又避免了官僚机构的武断，还值得公众信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医患矛盾不断的当下，中国有必要尝试设立一个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的独立机构，集中医学、法学专家和社会公众人士的力量，按透明阳光但又是保障专业水准的方式，负责处理医疗事务管制和医疗纠纷。

这样就绕开了医学、医疗管理和医疗法学三重“专业性门槛”，避免让复杂的医疗事故陷入公共舆论的口水仗中，以终结目前医患双方“麻秆打狼，两头害怕”的尴尬，使医界自律机构成为医患关系之间有公信的柔软缓冲带。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