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着肉的木偶

东欧电影导演做过很多形式上的尝试，而且实验往往很彻底。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记忆碎片》甚于他的《盗梦空间》，因为前者的叙事更具实验性。《记忆碎片》以倒叙的形式呈现，倒叙由近及远依次被分成很多章节，但在每一段中，故事还是正常讲述的。而在捷克导演奥德里奇·利普斯基拍摄于1967年的《快乐的结局》中，整个电影不仅仅是倒叙，并且所有的影像都是倒播，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动作都是倒着来的，大多数对话都是倒着说的（真是佩服字幕组的翻译）。如果没有主人公的画外音，我都很难搞清电影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主人公的画外音，电影反而不是单单停留在了“讲故事”。电影的开头就是主人公人头落地的场面，之后则是一步步倒播出他为什么悲惨至此。主人公的画外音感叹他为什么在每个关键的节点会做了当初的选择。这样一来，原本自作孽的跌入深渊，变成了形而上的拆解思辨，立意立刻高了。

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叫贝德里赫的屠夫，他被送上断头台是因为杀了出轨的妻子茱莉亚。对此贝德里赫并无悔意，甚至于电影演到他肢解茱莉亚的场面时，他的语气都沉静如水。让他懊恼的是他走上这不归路的人生岔道。

贝德里赫夫妇的生活水平很难让人相信可以凭一个屠夫的收入支撑。他努力工作，茱莉亚养尊处优，两个人怎么看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或者说茱莉亚的出轨确实是生活中的一种可能性。

那两个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其实贝德里赫还有一个青梅竹马门当户对的女伴，电影中连他自己也后悔为何没有跟后者结婚——那是因为他的生命中闯入了美丽而又富有的茱莉亚。电影一层层说明了其中究竟：贝德里赫解救了要自杀的茱莉亚，而后者自杀的原因是她当议员的父亲和自视甚高的母亲反对两个人的婚事。那茱莉亚为什么要嫁给无财无貌的贝德里赫？因为贝德里赫勇敢地从火场里救了她的命。

故事是如此振奋人心，选择是那么顺理成章，任谁是贝德里赫恐怕也难免落俗套。只是知道了未来的他在画外音里开始否定当初的选择，而导演也借影像倒放的形式帮了他一把。在结婚的现场，两个人要宣誓的时候，导演将之前场景的台词处理成了“不”，倒播下来就变成了：你愿意娶茱莉亚为妻吗？不！同样的，在救火的场景中，本来是贝德里赫救出了茱莉亚，但倒播下来却变成了贝德里赫将她丢入火海。对此，贝德里赫感叹当初就该这样做啊！

但事实上谁又会呢？贝德里赫的选择是那么合乎人性，英雄救美，怀抱佳人，俨然人生赢家；翻云覆雨，人心难测，转瞬命丧黄泉。可是谁又能把人生再过一遍呢。那看上去如小径交叉的命运，因为人的禀赋和貌似理性的选择，往往注定只有一条通路。而且，贝德里赫也不冤，再怎么说他的命运并无过多社会环境的外力干预，多增一声叹息，却不至于让人绝望。而在同为实验性极强的《机遇之歌》里，人则如浮萍随波，任你如何选择，也难逃极端环境的笼罩。

《机遇之歌》是基耶洛夫斯基1987年的电影，之后的《罗拉快跑》《蝴蝶效应》形式上对它都有借鉴。电影展现了一个平行世界——维特克赶火车，赶上与否命运大不相同。导演设计了三种情况，用一部电影呈现。

第一种，他赶上了火车，并被党员引荐成为波兰共产党。他怀抱信念积极参与政治，最后却沦为替罪羊。与上司不合不得不离开华沙远走海外，但到机场后波兰爆发罢工，他已无法离境。

第二种，他没有赶上火车，并与车站警卫起了冲突，被劳动教养的过程中认识了激进分子。之后他加入了反党地下组织，并爱上了犹太人薇拉。波兰爆发反犹运动后薇拉移居国外。维特克也想离开波兰，但他必须告发反党组织才能拿到签证，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离境。

第三种，他没有赶上火车，却碰到了女同学，之后结婚生子远离是非貌似人生赢家。春风得意的维特克要离境参加会议，结果他乘坐的飞机爆炸了。而失事的航班，正是在第一和第二种情况下陷入窘迫的维特克错过了的航班。

同样是用形式实验来解构命运，《快乐的结局》与《机遇之歌》大不相同，前者几乎没有涉及社会环境（或者说假设社会是正常的），贝德里赫命运多舛，多因个人选择与机缘巧合，看人性罢了；后者则是整个社会高压，维特克其实无路可逃。

这里要说明，《机遇之歌》有个背景是“波兹南事件”。当年波兰工人罢工，政府镇压酿成血案。《机遇之歌》中便几次出现医院里伤者遍布的镜头，而维特克正是在事件发生时出生在波兹南。

说穿了基耶洛夫斯基就是在用维特克命运的可能性结局说明一件事：在一个极端环境下，无论你是同流合污，还是针锋相对或者说想置身事外，你都摆脱不了被裹挟的命运。这个时候人或许已经被社会撕裂，动荡与恐怖会系统性地发生，谈选择与命运没有意义；或许人还剩一点行动的自由，但在扭曲的环境之下，做什么符合人性的选择恐怕是自讨苦吃——你是长着肉的木偶，在有些人眼里连条命都不算，还谈什么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