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早在清咸丰三年（1853年）第一次“川盐济楚”之初，颜氏家族即牵头筹组自流井第一家盐业公司。但清亡前数年，因经营不善、内耗不已，颜桂馨堂落到了破产分家的田地。到颜心畲、颜宪阳兄弟这一代，才另起炉灶，艰苦打拼，抗战期间重新崛起为自贡盐商大户。

永通银号启动股本法币80万元（抗战中前期法币还比较值钱），主要由颜氏兄弟投资，颜宪阳之子颜继阳出任总经理。颜继阳时年不到25岁，所聘用职员也多是年轻人，故自贡钱庄业内戏称永通银号为“娃娃班”。但这帮“娃娃”可不简单，因店小人少，思路统一，反应灵活，颜继阳又颇有大将之风，用人不疑，故业务迅速发达起来。

到1942年，永通银号租赁的两间房已不敷使用，颜继阳决策在市中心新修一栋三层办公楼，工程耗资90万元，数额超过了原来的全部股本。新楼落成，颜继阳随即增资扩股，将永通银号股本增至400万元。除自贡总号外，在川省的成都、内江、威远、荣县相继设立分号，与大码头重庆的钱庄也建立了汇兑合作关系。

永通银号的主要运营模式，是以颜氏家族产业、灶井做抵押，向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等四大国有银行的自贡分行借款，低息借入，高息放出，赚取利差，并兼营汇兑。别看颜继阳资历不深，却游刃有余，擅长与“四大行”业务经办人搞好公关，博取好感。

同时，颜家在自贡及各地经营的井灶交收款，均由永通办理，使得它既获得稳定的资金流通，又可作为颜氏旗下各项实业的总金库。

抗战期间，自贡大盐商不仅投资传统的银号钱庄，还尝试涉足新式银行。1944年，号称贡井盐场四大家族之一的余述怀，与人合资3亿元（抗战后期法币逐步贬值），接手原由川籍军阀持有的“建设银行”。稍后，刘瀛洲、侯策名（自贡盐商“新四大家”之首）等同行陆续入股。“建设银行”总部设在重庆，上海、汉口、宜昌、成都、内江及自流井、贡井均有分行，雇佣职员200人以上，以当时一家地方性私营银行的水准而言，其资本额及规模实属可观了。

1940年的某一天，自流井长生街上有一家永通银号开业了。一开始，它只有两间租来的营业兼办公房，没想到接下来近十年里，却成为自流井最兴旺的私营金融机构。它的后台老板，乃是自贡盐商“老八大家”之一颜桂馨堂颜氏家族。

此时已是自贡设市（1939年9月1日）的第二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二次“川盐济楚”的战时经济格局，再度让这座地处西南大后方的盐都变得极为繁盛。代表传统盐帮势力的颜家，以实业资本适时介入金融市场，无疑是顺应“特殊繁荣”的明智之举。

少年老成

商城记·自贡

文 / 谭洪安

抗战八年的二次“川盐济楚”，确实带动了自贡盐业金融的重新振兴，但诸如颜氏家族经营永通银号，各大盐商接办地方银行之类民间资本介入金融业的成功案例，毕竟已非主流。

自贡号称盐都，无论钱庄、银号还是后来居上的新式银行，历来都是围着盐业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同时期官方实施的行盐制度屡屡变化，对盐业金融影响也不尽相同。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前，自贡盐场经营者大多为外来的陕西帮（又称西秦商人），实力比土著强得多，很少借贷本地资金。第一次“川盐济楚”时崛起的王、李、颜、胡“老四大家”，均兼营运销， 盐号遍及川东南及鄂、云、贵各省，主要在重庆、宜昌、沙市发生借贷，也不太依赖自贡地方上的金融支持。

再加上大盐商通行“以货易盐”，经重庆等口岸售盐的大宗收入，多由自家盐号购运棉纱、布匹、杂货等支出抵销，造成地区间的资金流转量极为有限，且汇兑很不方便，因此自贡地区从来就是缺少头寸（即支大于收）、现银紧张的内陆码头。

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改革行盐制度，以官运取代盐商私运。这样一来，大部分引盐由官府在盐场预付现银收购，大大加速地区内资金流转。而包括“老四大家”在内的自贡大盐商运盐业务萎缩，外地盐号纷纷撤回，不得不在本地融通资金。此消彼长，自贡地区金融业这才得以发展起来。

到辛亥革命爆发前，除官办的户部银行（1905年成立，后改为大清银行）代理国库、收取税款并兼营少量汇兑外，自贡地区金融业以山西票号为主力，陕帮、渝帮的钱号、票号各分一杯羹。本地资本金融机构，则多有大盐商或盐业企业背景，如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等“老四大家”均有涉足，不管打出来的招牌是字号、钱铺还是兑换铺，实际经营的银钱业务都差不多。

1912年民国建立，废除川盐官运，自贡盐商重新广设盐号，自产自运，尤以重庆为盐号聚集之地。但因政局动荡，社会不稳，自流井与重庆之间现银运输风险很大，导致“汇水”奇涨，即在渝交款一千两换到等值面额“渝票”，原本凭此在井可实收银一千两，后来最少时却只能到手七百两，“汇水”高达三百两。自贡周边商民见状，携大量游资赶赴盐场趁低抢购“渝票”，一些盐商盐号也挪用生产营运资金投入汇兑，甚至冒险运送现银，试图投机获利，史称“汇水风潮”。

风潮过后，复归平静，大约是1914~1915年之间，大批自贡盐号投机失利，不得不撤销重庆分号退回老家。一些盐号欠款不还，更导致井帮在重庆银钱业内信誉尽失，难再立足。

自民初“汇水风潮”到1934年前后的二十年里，四川行盐竟“九易其制”，盐法紊乱，而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更让自贡盐业度过了史上最暗淡的一段日子，盐业金融无法独善其身，始终动荡不宁。

“汇水风潮”

自贡盐场陕西籍盐商组建的西秦公所当年发行的银票。图片转引自宋良曦著《盐都故实》。

十年教训

抗战八年的二次“川盐济楚”，确实带动了自贡盐业金融的重新振兴，但诸如颜氏家族经营永通银号，余述怀、侯策名等大盐商接办地方银行之类民间资本介入金融业的成功案例，毕竟已非主流。

先是1935年中央军借堵截红军长征之机入川，南京政府逐步统一四川盐政，实行“统制自由”；再有日寇大举入侵，重庆国民政府为支撑战时财政，先后强力推行官收、官运及食盐专卖政策。自贡盐业金融，一步步进入了国有及官僚资本垄断的时代。

特别是抗战初期盐场官收、官运政策落实后，无论场商（生产商）交盐收款，还是运商交款领盐，所有资金来往，都由大权在握的川盐管理局统筹，委托四大国有银行收付，私营金融业丧失了盐款交收的大宗业务。

国有银行在自贡多设立分行之外，外省西迁而来的知名私营银行，如金城银行、通商银行、上海银行、晋帮裕华银行以及济源钱庄等等，都在自贡设分行分庄。一时之间，自流井的八店街、兴隆街、正街一带，行庄林立，俨然成了“银行街”。这些外省行庄，名为私营，实际上都与官僚资本暗通款曲，它们以经营工商金融业为表，却几乎都组织盐号，涉足利润丰厚的盐运。

回过头来说说颜家的永通银号。抗战胜利后，永通的业务一度更加发达，1947年再次增资扩股。但生意盘子大了，复杂的人事纠纷随之而来。颜继阳与出任董事长的堂兄弟颜伯馨之间互相猜忌，两人均刻意提拔自己的亲信，打压对方的部下，导致内部管理日渐松散，总号分号事故频出，居然闹出银号同仁之间为追索债款告状打官司的尴尬局面。本来，那几年国共内战大打出手，经济大气候已越来越糟，永通从上到下无法齐心应对危局，故转眼就由盛而衰。

1949年年初，一面是自流井盐产过剩，一面又是通货膨胀加剧，盐价下跌，仓单（存取仓储盐的凭证）价格却忽上忽下。颜继阳热衷于仓单买卖投机，颜伯馨则认为运盐出川可获利，二人相持不下。几经耽搁，待盐得以出川之时，盐价又再急跌，永通遭受巨亏。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永通银号名声在外，贪婪的中央银行监理及地方官僚，不时以“查库”“经检”为名，找机会白吃、白喝、白拿外加敲竹杠，逼着颜家不得不花很多冤枉钱摆平。

1949年7月，曾经在自贡及川渝红极一时的永通银号，终于支撑不住，黯然宣布倒闭，前后存在不到十年，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参考政协自贡市委员会编《自贡文史资料选辑》及王仁远等编著《自贡城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