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1898年二三月间，即满怀改革热情的光绪皇帝决意全力一搏，发动“百日维新”前夕，自认为在迫使重庆开埠过程中“立下头功”的英国商人立德（A·Little），也决定再次出击。

天生爱冒险的立德，时年已届60，他自任船长和大车（轮机长），还带着太太，驾驶一艘7吨小轮船“利川号”，自宜昌出发沿川江上行。3月9日，“利川号”抵达重庆港，这是历来第一次有新式轮船顺利驶过险滩众多的三峡天堑。

尽管抵渝后的“利川号”因吨位有限，无法运送大宗货物，只能在重庆江面拖拉小船，做转运之用，但此次试航“创举”，无疑极大地激发了洋商们的热情。

长袖善舞多面手

1899年6月，由立德等人领航，英资溥安轮船公司购置的商轮“先行号”（载重310吨，马力1000匹）驶抵重庆。该船行至西陵峡叶滩（又称泄滩，川江四大险滩之一）时，撞翻两只本地木船，导致两名中国人淹死，此乃外国轮船在川江上酿造的首宗严重事故。

1900年，立德与四川地方官僚及买办商人合资，成立“岷江轮船公司”，打算专营重庆上游的川江航运，甚至要把轮船开到省会成都。为此，立德斥资自上海购入一艘载重200吨、时速12英里、吃水4英尺深的新式轮船。但北方爆发的大规模义和团运动很快波及四川，局势极度不稳，洋商人心惶惶，计划被迫搁浅。

积极拓展川江航运事业、经营进出口贸易之余，野心勃勃的立德也有意介入新兴的“制造业”。

1890年立德洋行开办后不久，立德以一名本地买办的名义，将长江南岸龙门浩“九湾十八保”连绵数里的大片地皮“永租”下来，修建厂房、码头和仓库。次年，他从天津招募一批技工入川，尝试开展猪鬃的加工贸易。猪鬃是制造生活及工业用刷的重要原料，战时更是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产猪鬃占世界市场的比例越来越大。立德看准的，正是这一机会。

1896年，立德以“重庆贸易公司”之名，正式从事猪鬃生产。随着业务越做越大，他又从上海找来十余名熟手工人，在南岸厂房设立“拣、送、洗、扎”一条龙生产线。立德确实是一位精明严谨、重视管理且极具品牌意识的商人，他亲自督造的“鸡牌”猪鬃，因品质极佳，在伦敦、纽约这样的国际一流市场上，也能叫出高价并相当畅销。立德旗下的猪鬃加工厂，从起初十余名工人，到后来达100多人，产量也由每月二三十斤增加到一万多斤，一度垄断重庆的猪鬃业。

据统计，1891年经重庆关出口的四川猪鬃共568担，价值5100多海关两，20年间，以立德洋行为首，法资安利、德资宝丰、英资怡和等四大商行苦心经营，至1911年出口量增至近14500担，价值约73万海关两。

人生赢家身后名

1898年前后，立德经实地勘察，发现嘉陵江北岸的江北厅似有丰富矿藏，随即与本地商人合伙试采，又多方设法要求地方官府承认英商在厅境内的采矿权。1904年4月，立德成立“华英合办煤铁矿务有限公司”，与四川省矿务总局订立合同十六条，取得江北厅地方的煤矿开采权，稍后又由英国领事出面，取得运煤短程铁路建筑权，两项特权期限均为50年。

立德打开缺口后，其他英商及法、日商人迅速跟进。仅1904年一年里，他们便相继与江北厅及重庆府周边的地方官员、华商签订至少四份合约，开采各地煤矿、铜矿及煤油矿。以至于当地有识之士感叹：“今吾蜀矿务落于他人手者已过半矣”。

此时的立德，已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而且照中国人的标准是年近古稀。掘金中国四十五年（1859~1904年）后，他决定告老还乡，回到英国享受奋斗大半辈子得来的“胜利果实”。临行之前，他将包括最赚钱的猪鬃生产在内的全盘生意，转让给同为英商的隆茂洋行。

四年之后，即1908年，英国人赫德也结束了四十五年的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生涯，退休回国。

大半个世纪过去，到了中国重新对外开放之初，一些国内学者在整理和研究近代经济史资料时，称立德为不惜一切手段猎取中国经济利益的“流氓商人”（如198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加以谴责鞭挞，而赫德以外籍身份长期独揽中国海关大权，也被视为晚清政府丧权辱国的铁证。

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对“二德”这类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曲折历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洋官”和“洋商”，究竟如何全面合理地评价，确实还需要我们细细思量。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采写，部分内容曾参考隗瀛涛、周勇著《重庆开埠史》及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