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湘西州到贵州西北部的贫困地区，穷，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不仅是两者，四川、云南、广西、甘肃等地贫困群体数量依然庞大。

毫不回避，这与中国的国情有直接关系，地理环境、历史欠账等是造成其今天境况的众多因素。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中西部地区掣肘于地理特征、区位交通条件，信息流通不畅，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其发展平台、产业基础条件、劳动力素质也比较落后，贫困成因复杂，扶贫难以在短期内根治。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提出“扶贫”，直到2011年，中央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2015年6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贵州视察期间，提出“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一组公开数据介绍，近年来，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安排125亿元，支持贫困地区1900万农村居民和285万农村学校师生，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国家能源局安排资金449.9亿元，重点扶持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农网改造升级，安排87.1亿元解决84万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安排补助资金230亿元，支持266万贫困地区农户改造危房，并将832个片区县重点县危房改造中央补助标准，由户均7500元提高到8500元；教育部、国家卫计委安排了310亿元，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保证了4000万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天能吃上营养餐。

显然，国家一直重视这一群体，并持续付诸努力。而在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杨建国看来，扶贫过程中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在畸形政绩观驱使下急功近利的现象，善举未得善果，扶贫方式单一，扶贫缺乏针对性，脱离贫困地区发展实际与市场需求。他向记者描述，部分地方政府为追求“短平快”，不是对贫困户按市场需求进行精准扶贫，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进行粗放式扶贫开发，贫困现状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导致越扶越贫。

而现在扶贫讲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众多地方官员确实穷怕了，多方想办法、谋思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使当地贫困群体尽快脱困，以及致富。上级主管部门不再单纯盲目地以GDP为考核指标，同时还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制度保障扶贫创新模式的可行性、持续性。在这些地方，百姓从中受益，大都自然会逐步重新认识出路，调整思路，在外务工者纷纷返乡。

而有的贫困地区则不然，官员想到的是利用“贫困”这一招牌，如何获取更多国家对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而在招商引资上，更是少有为贫困群体费些心思。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百姓吃着国家低保，却认为理所当然。

记者在走访中，部分贫困地区的居民、村民一有时间就聚在一起打麻将等休闲、娱乐，很少考虑如何走出贫困或如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考虑最多的是，“我的低保钱是否如期、如数到账”。

看得出，扶贫在一些地方养成了“懒汉”思维，“扶贫”带来资金和项目，使一些贫困地区的官员、百姓拥有了不劳而获、不思进取心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帮扶力度的加大，原来的部分贫困县也在发展，一些经济指标已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扶持政策的含金量比较高，在利益驱动下，有些地方乐于享受国家财政补贴，安于吃“贫困饭”。

杨建国坦言，扶贫开发应精准识别，建立扶贫退出激励机制，使贫困资金能够投入到真正的贫困县里。

但在记者看来，扶贫还要多向教育扶贫倾斜，更切实际的官员考核机制，刺激唤醒部分贫困地区官员真正的扶贫意识，引导当地百姓。毕竟，扶贫中得“渔”的主体应该是贫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