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焘

苏联导演米哈依尔·罗姆在1965年推出了一部纪录片《普通法西斯》。这部16章的纪录片利用了大量的德国电影资料和纪录片片段，勾勒出希特勒的掌权过程，更重要的是展现出德国的升斗小民如何一步步卷入浩劫之中，直至成为帮凶，在集中营堆积如山的尸体之上面露微笑。

电影以天真烂漫的儿童玩耍场景开始。孩子们各有一片天地，大人们也自有一份忙碌。直到大资本家给兴登堡提供了20亿马克协助希特勒当上总理（这个段子是苏联电影人顺便扎了所谓的大资本家一枪），事情起了变化。

之后电影的场景变成了一场场仪式，元首一言九鼎，群众山呼万岁。每个人的眼里都饱含热泪，仿佛瞬间找到了依靠，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了。但正如电影旁白所说：他们以为自己是人，希特勒却看他们是群众或人群而已，换言之，单个的人一文不值，盲从的洪流才能爆发出摧枯拉朽的力量改天换地。进而对待群众要像对待女人一样，女人心甘情愿屈从于力量，由此激发最原始的情感。

希特勒如愿拥有了最大的力量，甚至成了神。《普通法西斯》留存了打造希特勒语录传世版的影像：被查过十代的工匠，用经过几十个单位讨论指定的字体，在特制的小牛皮上抄写，虔诚如誊写《圣经》。同时这个人的力量也开始腐蚀普通人的生活。为了帝国的强大，强制性地推行“计划生育”，一个妇女被要求生4个孩子，同时为了保持遗传优势，每个家庭要贡献出那些精壮的日耳曼男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同喝一锅汤”活动如火如荼，由达官贵人至贩夫走卒，大家频繁地围坐一张桌子畅饮由国家提供的大锅汤。

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运动”在《普通法西斯》里都是以欢快和谐的场面展示的，仿佛是人们自愿参与其中。这也是罗姆的问题：为什么平民会变成普通法西斯？其实很多学者对此已有论述。比如美国学者戈德哈根在《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中对史实、回忆等作分析，认为他们残害犹太人是排犹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排犹主义正是在希特勒那里达到高峰。更具理论意义的是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认为社会学层面上的罪恶分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简单地说，对那些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就是平庸之恶。她认为平庸之恶危害大于极端之恶。

但是“平庸之恶”真的可以避免吗（比如说在希特勒独裁之下）？我想很难。说实话，要突破极权统治进而实现自由民主，那真是要有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现世，但这种英雄义举行动之前要出于自愿。这是成本无限大收益无限小的事情——赌命争自由，但自由一实现就成了公共品，全民共享。所以不能拿这种标准来要求所有人。而在希特勒独裁之下的都是普通的德国民众，对最普通的人来说，在枪杆子面前，多生几个孩子（服从）和丢掉性命选哪个更为迫切？多喝几口汤（表态）和被投入大牢哪个更为“明智”？答案很明显。

到这里其实问题可以被分成几个。对个人来说，第一，对那些争取公民自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限制公权力，往往是通过监督来实现的）的人多一分尊重，不要动辄说人家傻，甚至扣个炒作的帽子，要知道他们争取到的每一分自由最后都会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共品。第二，不能强制个人成为英雄，但个人也不能主动为恶，被强制多生一个孩子跟在集中营堆积如山的尸体前笑不是一个性质。

对国家（意识形态）来说，反法西斯不能只停留在说庆祝消灭了某个独裁者，也不能只是号召人们口头上反法西斯。而是最好讲清楚产生法西斯的土壤是什么，制度上如何避免，国家走弯路了公民有渠道纠偏。毕竟希特勒被打倒了那么多年，理论上的问题早已更新迭代蔚为大观。

对于最后这一点，《普通法西斯》是有尝试的。电影结尾复用了开头儿童玩耍的场景，画外音说着法西斯已经被消灭，但一呼百应的强权其实没有消失，罗姆的意思其实也明显：事情不见得不能轮回。齐格蒙·鲍曼说过，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存在普通人的心灵之中，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和条件就会突然喷涌而出，发生质变。

如果说趋利避害贪生怕死是本能，那“机会和条件”才是这话的重点。这条件是什么，就是希特勒的独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党专政，军队绝对服从元首，就是一元化政治随心所欲拍脑袋不容旁人置喙。如果说要反法西斯，我想最先要反对的就是当年德国的这种能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