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曾经流传一句顺口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其他版本加了诸如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苏联电影总那一套、日本电影内部买票等等）。其中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有段时间成为了译制片的主流。因为中苏交恶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大多数国家都站在了“苏联修正主义”一边，阿尔巴尼亚却坚定地支持中国，两国进入蜜月期。直到中国与美苏缓和，反过来被阿尔巴尼亚称作修正主义，它的电影也跟着在中国一并失势。而且当时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对中国观众来说更多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并渐成包裹着人生经验大好时光的回忆。而真正有了国际影响力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在新世纪才集中出现，比如2001杰尔吉·乔瓦尼导演的《口号大过天》（《Slogans》）。
《口号大过天》说的是阿尔巴尼亚上世纪70年代青年“上山下乡”的事。安德到乡村里当老师，但他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带着孩子们用石头堆砌标语。这个老师不是要告诉孩子们哪条标语哪句口号是什么意思，而是点播他们：哪句容易堆就堆哪句——其间的莞尔与无奈可想而知。
标语就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它要短小精悍朗朗上口，还要有鼓动作用，每个国家和社会其实都有，也都需要这种动员形式。但是将之抬高到宣传武器，并制定出完备的生产流程、严格的传播机制，且以强制力推动的，是在上世纪才出现的政治现象。而要说到其中的缘起缘灭起承转合，不管是从资料搜集还是从代表意义来说，上世纪的中国都是最好的样本。
事情要从1927年开始的土地革命战争说起。当年的“四一二事件”使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转入地下，斗争路线变为面向农村。土地革命战争10年间，中共主要工作对象就是农民，标语口号这种形式被重用，并经由各种规定、法令而生成标准流程。
这其中较早的法令是1927 年12月广东省委发布的《革命口号》，包含30条口号，并配注释，而且明确要求每个工农革命军占领的地方都应将这些口号制成标语到处张贴或粉书于墙壁上。1929 年4月，红军第四军发布了《红军标语》，配了134 条标语，提了9点注意事项，细节具体到了署名和标点符号。同年 10 月，红四军编发了《宣传须知》，中共的标语口号正式向规范化进步。
在1930年4月，红军第四军发布一份《宣传员工作纲要》，将标语口号的工作制度化。纲要要求每一个宣传员必须备一副写标语的用具，随时随地地写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的墙壁上，而且字数较多的标语须用有色纸写好，张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每到一个城市，要用红布写上本部规定之主要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据当时生活在白区的老百姓回忆，1930年红军在拉易住了一夜，老人回到寨子后，只看见满寨凡是有空、当路的墙壁、禾仓板上都写有标语口号。此后，各地也开始跟进，比如江西省赤色总工会颁发《宣传动员令》，配发18条标语，并要求无论墙壁、桥板、渡船、堂屋、房间、茅房、树林、石壁，只要可以写的地方都要写好。
这些标语口号是否起到了作用？这就要分开来说了。当年《湖南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说，湘鄂边苏区在1小时内张贴40里路标语，造成“赤色恐怖”。这确能使敌方惊恐，起到威慑之效。但标语口号虽能造势，却很难润物无声。1933 年2月，杨尚昆就指出，标语虽写，口号虽喊，但群众未必了解其中所指。他说到“武装拥护苏联”这一口号虽然在苏区墙壁上写了很多，但是有许多群众不晓得“什么是苏联”。由强制力自上而下的动员与教化不会真正意义上地“触及灵魂”。甚至，由于推动者的摇摆，反而使事情看起来形同儿戏。
还是以涉及苏联的标语口号为例。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需要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但一些农民对共产党并不了解。据河北尉县档案馆藏的《1950-1951年农村党员处分表》记录，有些人被问到共产党的领袖时，竟然说是蒋介石。此时，塑造新的国家形象并进行社会动员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一切不能只要理论，必须要有感性材料让人“身临其境”。形式上当然可以是标语口号，但内容上要有一个参照。当时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骁将，对苏联“一边倒”，塑造一个苏联老大哥的形象以便参照顺理成章。于是便出现了对苏联全方面的宣传，出现了“天下无不是的苏联”这样的口号，“中苏友好无敌于天下”举目皆是，仿佛深入人心。但是后来中苏反目，口风全变，一转为天下不是尽在苏联。之前的建构与之后的解构虽内里逻辑相同，但表现针锋相对，老百姓无所适从很正常。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一有异议便可能成为批判对象，之后乡村文化渐成少说为佳，足见过分动员之弊。更深一层的，如学者满永所言：“一旦离开政治运动的剧场效应，农民们的生活很快又会常态化。他们的一系列行为也足以表明，人们所接受的也仅仅是一套政治话语表述机制，这种机制本身与农民们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并无太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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