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萧条让独立运动获得了全新动力——印度漫笔之七

印度原本是世界上纺织业发展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受殖民者的压制，反而变成英国纺织品的倾销地。大萧条一来，随着农民收入暴跌，农村凋敝，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涌向大城市，不管在加尔各答、孟买、德里，还是在马德拉斯、勒克瑙，贫民窟不可阻挡地蔓延开来。

1930年11月，英国召开第一次关于印度改革的圆桌会议。印度王公、地主、行政官员、企业家还有各个宗教、民族领袖济济一堂，却不见圣雄甘地和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因为就在上半年，因呼吁民众抵制英国的盐税，发起了食盐长征，甘地、尼赫鲁都被捕了。

这次圆桌会议遭到了在野的保守党强烈抵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坚决反对。当时美国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已逐渐影响到全世界。英国采用金本位制度，盯住黄金的英镑被高估，不得不承受美国带来的“输入性通货紧缩”，失业人口达200万。丘吉尔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英国的经济疲软问题，而不是英属印度殖民地。

次年初，甘地被释放，得以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甘地原本对经济不感兴趣。他甚至说过，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需求法则是“魔鬼法则”。他虽曾留学英国学习法律，但宣称没有读过任何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但1931年出狱后，他开始研究经济。在伦敦，他发表了关于英国控制印度汇率的声明，谴责英国只盯着美国，忧心忡忡地计算自身的失业率，却很少想过英镑与卢比的汇率。

1927年，印度经历了一次还算温和的通货紧缩，印度卢比从战争期间的2先令升值到1先令6便士。殖民统治者马上通过一部《货币法》，把印度卢比盯在这个水平上。可随着大萧条来临，同样采用金本位制的英属印度和英国面临类似困境。甘地赶赴伦敦，除了政治诉求外，主要就想让英国放弃管制，允许印度采用浮动汇率，同时承认印度自治运动的合法性。

并不是所有印度人都赞同甘地去伦敦与英国人谈判。激进的国大党领袖鲍斯就认为，甘地去英国谈判，还要签订协定，是向殖民者投降。而在丘吉尔眼里，半裸的苦行僧模样的甘地，与身份高贵的英国总督平等会谈，还提出激进的经济要求，简直让人无法接受。事实上，英国当时正在考虑放弃金本位。几个月后，英国就正式宣布放弃金本位，允许英镑大幅贬值。可英国不打算允许印度也这样做。

甘地回到印度后，印度事务大臣就坚持印度仍然必须坚守高汇率，哪怕大量黄金外流也在所不惜。很多印度人痛斥政府“贱卖黄金”。大萧条对全世界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挑战。在凯恩斯《通论》出版前，经济学家缺乏分析宏观经济的工具，即使顶尖的英国经济学家也无力阐释当时的经济巨变。从政客到学者，都只能从常识和直觉来决策。大多数人都没想到，这次大萧条会持续那么久。

不妨回顾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历史，看看印度经济结构在两百年里发生了多大变化。1757年，英国人在孟加拉的普拉西地区取得军事胜利，初次涉足印度政治经济时，英国的GDP还不足印度的五分之一。1857年英国接管整个印度时，英国GDP不足印度的三分之二。而到了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英的GDP已超过印度四分之一了。

农业一直是印度最主要的产业。莫卧尔帝国时期，土地税收要占到GDP的15%，可到了1947年前后，土地税收只占到GDP的1%，其他税收反而占GDP的5%。土地税收减少，获益主体却不是底层农民，而是印度本地的上层精英，还包括地主和资本家。印度的粮食产量虽有小幅增长，但远赶不上人口增速。全球经济萧条时期，印度粮食产量还算稳定。这只是因为没有严重的气候灾难罢了，不能证明印度农业实现了新水平的稳定。1943年前后，孟加拉地区爆发了极为惨烈的大饥荒，超过300万人饿死。

印度原本是世界上纺织业发展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受殖民者的压制，反而变成英国纺织品的倾销地。直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终于决定对印度施行关税保护，印度很快就不再进口纺织品了。而在其他利润率更高的领域如商业、金融业，英国人一直牢牢地把持着主导权，拿走大部分垄断利润。

从1921年到1931年，印度人口稳步增长，从3.05亿增至3.38亿。粮食生产基本保持稳定。但大萧条冲击一来，粮价急跌，农民生活水平一下就降到了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政府无力救助农民，只能设法控制放贷者，要求他们接受延期偿付。

此时，印度的关税保护政策也面临挑战。随着国际纺织业竞争的加剧，尤其日本纺织工人的人均产出急速增长，印度不得不一再提高纺织品关税。而英国纺织工业害怕在印度市场失去竞争力，要求英属印度对英国施行“帝国特惠制”。这种做法受到尼赫鲁等社会精英们的强烈抨击。

从社会结构来看，大萧条对印度所造成的最大冲击，恐怕还是城市化。随着收入暴跌，农村凋敝，数以百万计乡村穷人从全印度70万座村庄出发，到附近大城市讨生活。1931年，印度15个大城市吸纳移民700万，到1941年，虽然没有明确数字，但数量一定在千万以上。不管加尔各答、孟买、德里，还是在马德拉斯、勒克瑙，随处可见乞丐和露宿街头者，贫民窟不可阻挡地蔓延开来。农村的衰落给予国大党领袖巨大的机会，独立运动获得了全新动力。

（作者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