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十年：错失的“白银时代”（下）

原标题：民初十年：错失的“白银时代”（下）

在1916年的中国，君主立宪是不是一个真命题？复辟帝制是不是一个真命题？我认为它们都不是，那只是醉心君宪的杨度等人为袁世凯炮制出来的一个伪命题。

在当时的中国，落实民国宪法，即制宪与行宪，促进社会发展，才是时代的真命题，君主立宪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如果说在晚清新政筹备立宪的某些阶段，不排除有过实现君宪的可能性，此时此刻，它早就有违历史潮流了。

同样，那时候的“革命”，也不是辛亥年间的革命了，“革命”也成为一个伪命题。革命的使命本来完成了，不幸的是它又被唤醒，所开启的是另一个可怕的故事，我们本来不希望它发生。

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往往认为，民初十年是辛亥革命的延续，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我们对此看不清楚，就很容易漠视那一段时间里，转型中的中国真正的历史任务何在。

违约复辟 乱臣贼子

1915年8月，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六君子”（另五人为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劝进，支持袁世凯称帝。同时内有交通系首脑梁士诒奔走呼应，外有美日两国宪法学家古德诺、有贺长雄等积极赞助。

问题是，杨度向袁世凯进呈《君宪救国论》时，他到底是真诚的幼稚，还是老谋深算的附和？难道他不明白，若实行君主立宪，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绝不会当“虚君”？既然袁不可能是“虚君”，所谓君宪的“宪”意义何在？宪制对“实君”又何来约束？任何制度的存废，都不能脱离实际的政治环境，清末的光绪、宣统二帝手中无权，或许还可以行君主立宪。有人会拿明治维新来跟袁世凯恢复帝制作对比，但日本天皇历来只是一个符号，不掌实权，而英国17世纪末的“光荣革命”，则是国外请回来的国王，也不是“实君”。

早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杨度就在日本东京发表文章《金铁主义说》，称“所谓金者，黄金也，即金钱，即经济，欲以此来求得人民的生活富裕；铁者，即黑铁，即铁炮，即军事，欲以此来求得国家的力量强大”，也就是要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国家强大的目标。

不过，有一个学理问题需要辨析：国家的强大，也分对内和对外。“金铁主义”追求的强国，是在国际层面上对付列强，君宪的“宪”是针对内政的，杨度似乎没有真正搞明白，这两者之间互相是存在张力的。一国政府对外部世界“强大”，与对治下的人民“强大”，意义怎么可能一样？英美政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外强而对内弱。但杨度显然没看到这一点。

我认为杨度不是纯粹的理论家、思想家，他内心追求的境界，是当所谓“帝王师”，有投机事功的考虑。要而言之，第一，他很难为复辟帝制提供一套强有力的理论背书；第二，他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袁世凯；第三，他本身可能也是真糊涂，不知大势所趋，对新时代新潮流的认识，甚至还比不上他已年过八旬的老师王闿运（1833~1916，晚清著名学者，早年入曾国藩幕府，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后者曾力劝他不要鼓动复辟帝制。

从另一方面看，1912年2月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中，有一条我称为“袁世凯条款”，即清廷向袁世凯所代表的南北各派和平移交权力的前提，是他必须确立共和政体。袁世凯一旦复辟，就违背了当初的约定，成了名副其实的“乱臣贼子”。因此，复辟帝制虽然场面上热热闹闹，却是袁世凯自己否定自己，开了倒车，几乎必然失败。尽管他“登基”伊始即大肆分封侯王，可这都不值钱了，稍后眼见大事不妙才急踩刹车，无奈悔之晚矣。

选边站队 自有因由

民初以共和取代君主这一步，也许走得不够完美，却不能回头，一旦回头，只能是一场闹剧。不光中国，世界史上类似的例子也太多了。正像马克思引用过的黑格尔名言所云：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常常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的，而第二次的出现则是一场喜剧或闹剧。

乍看之下，是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纸雄文，加上其门生蔡锷戏剧性地潜返云南，发动起义，摧毁了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其实并非他们师徒二人真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全在于时势民心，都不在袁世凯这一边了。

再看“筹安会六君子”中，除杨度、严复外，孙毓筠等四人是出身同盟会的前革命党人。这让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过晚清立宪蹉跎和民国共和制宪之后，还是有一批公认为中西学问都很宏富的读书人，甚至是曾抱激进革命主张者，仍要搞复辟帝制那一套呢？

梁启超和杨度一样，都曾是君主立宪制的热情支持者，梁也有过与杨度“金铁主义”相似的国家主义思想。但在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紧要关头，两人的行止有天壤之别：梁启超显然比杨度更清醒，他认为君宪再也行不通了，坚决表示反对。民初十年，梁启超也曾积极参政议政，其推进新民、宪政、法治国家的目标，是非常自主而明确一贯的。杨度则过分依附当局者，所谓“旷世逸才”（袁世凯赞誉语）不得不受困于强权，以至最后败得很惨。论政治格调，他远比与时俱进的梁启超逊色。

“六君子”中，严复资历最老、名声最大，但实际只居于相对次要地位。以他早年留学英国，对英美宪政体制的深刻认识，按说不该相信袁世凯真的能行君宪，但居然也附议杨度，有点不可思议。可能是他花甲之年，人生悲观，又抽上大烟，有点犯糊涂了。至于梁士诒等人，是典型的政客，没什么政治上的操守，谁能维护交通系的利益就支持谁，管你袁世凯是做大总统还是做皇帝，反正钱袋子（财政）归交通系管就行了。

说到两位“外国友人”古德诺和有贺长雄，我相信他们支持袁世凯复辟，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像古德诺，说白了，就是袁世凯给他一笔大钱请来中国旅游，顺便写篇“政治软文”。他论证道，君主制对中国这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大国，可能体制上更适宜一些。从比较宪法学来看，他也不完全是胡说，有一定的抽象理据，比如英国“光荣革命”后实行的君宪制，就比克伦威尔专权下的共和制效果要好。有贺长雄在辛亥革命后写过《革命时期治权之本末》一文，为清廷将政权转移到袁世凯手中作了辩护，他一向是站在袁这边说话的，尽管一般中国人印象中，他的名气远不如古德诺来得大。

花开两朵 南北争雄

前面说过，1916年搞君主立宪不合时宜，那搞革命就合时宜了吗？我认为君宪不过是纸老虎，一打就倒，革命可能是下山虎，是真老虎。作为后来人，我们现在知道持续不断的暴力革命后果有多严重，但民初坚持革命的当事人，却看不到这一点。

辛亥革命既已完成历史使命，制定了宪法，还革什么命？袁世凯复辟不打自倒，革命还有必要性吗？新一轮“革命”的源头、动力与运行机制，以及它依靠的力量、组织、观念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必须追问的。

袁世凯复辟不成，身败名裂之后，接下来的中国现代历史，呈现平行发展，“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一个故事，是以北洋军阀三大系为中心。无论皖系、直系、奉系，确实都是一帮军阀，他们“通电打仗”——不是什么真刀真枪的打——所争夺的，乃名义上合法的北洋政府的实际控制权。他们固然不是好的政治家，但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不管各派系如何分分合合，谁来掌权，他们首要的政治任务都在制宪，都遵从和延续着民国“制宪建国”的路线，起码是想法消除纷争，确立最基本的宪法构架。

这些当政的军人手里有枪，好在没有过分粗鲁野蛮的做法，大不了搞搞贿选，至少说明还在“选”。而且屡败屡试，坚持相对完备的操作程序，尽可能促成国会召开，达至法定制宪人数，制宪议员们也能保持独立人格和法定权利。别忘了，他们在这边制宪，那边还有南方革命党在“扯后腿”呢！想想后来国民党“党国”时期，“军政、训政”，动不动大开杀戒，从肉体上清除异己，那简直糟糕得多了。

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到1923年10月10日，靠贿选登上总统宝座的直系首领曹锟，主持公布了“曹锟宪法”（又称“双十宪法”）。从宪法文本上说，“曹锟宪法”是相当不错的，制宪程序也可称合法。可最大的遗憾是，时局日趋纷乱，此时的“宪法”不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了，它只好成为一纸具文。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旧体制时，无论革命党还是立宪派，基本上遵循的是西方英美两国的经验，“制宪建国”路线相对温和。而孙中山推动的国民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

到1926年左右，由于北洋系政府一直无法确立宪法，缺乏有效的国家管理机制，尤其没有建立起统一指挥的国家军队——这是必然的，因晚清成型的北洋新军，本身就有私家军队性质——也找不到新的组织动员机制，结果就被组织更有力、动员更广泛的南方革命派打垮了。

1928年年底，张学良奉系东三省宣布“易帜”，国民革命政权一统天下，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由此建立。

弱势政府 强势作为

因断言“历史的终结”而闻名国际的美籍日裔政治学学者福山，近年来提出过一个“国家构建”理论。其理论出发点，是西方早在16~18世纪之间已先后完成的国家“构建”（structure），在此基础上，他才能大谈国家“建设”（building）。

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同样分为“构建”和“建设”两段，问题是“构建”过程（也就是制宪过程）一直没做好，“建设”过程则相当短暂。以宋教仁案为转折，以袁世凯去世为标志，北洋政府虽然试图“建设”国家，采取的却是老办法、旧形式，缺乏相应的社会动员力和公信力，宪法又长时间未能底定，反而是自身的生存爆发了危机。

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历来是“成王败寇”，但我个人认为，北洋政府虽以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告终，我们却不妨再一次强调，它所管治的短短十数年，仍然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白银时代”。

理由之一，已如前述，民初十年乃至整个北洋时期，尽管有袁世凯、张勋复辟之类的不和谐插曲，制宪仍是时代的主流和中心任务。当政者试图获得人民认同，确立中央政府权威，统一社会，向正常国家转变。这种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政治上的努力，在中华民国其他阶段，哪里可以见到？

理由之二，北洋时期，尤其是袁世凯执政那几年，国家能力很弱，经济民生百废待举，中央财政却捉襟见肘，各地特别是南方革命政权截留了相当一部分税源，政府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举外债度日。但它依然竭力稳固外敌环伺的广袤边疆，破除英俄日列强对新疆、外蒙古、西藏及东北的觊觎企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做得真是非常不错。

理由之三，尽管国力羸弱，对外关系却屡有进展，顾维钧等人贡献尤大，比如北洋修约即颇见成效。以前我们从“革命史观”出发，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意义，刻意忽视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修约”事宜的积极一面。北洋政府还决策参加一战并成为战胜国，提高了国际地位，虽然被迫与日本谈判“二十一条”历来为人诟病，但最终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仍然是经过艰苦的外交交涉的结果。

理由之四，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对内追求法治，除了制宪尝试，还延续了晚清新政改革的积极因素，继承了晚清法学专家沈家本所主持（杨度亦曾参与）订立的刑律、民商法等，还新颁布了一系列涉及经济、贸易和工业方面的现代法律，大大有利于民初的经济发展。一战期间，中国民营企业获得较大成长空间，在当时现实条件下，国内工商业水平，可算有长足进步了。人们经常提到的民国经济“黄金十年”（1928~1937年），按时段算属于“国民党中国”，但这不能全归为国民党政权的功劳，很大程度上它是得益于北洋时期奠定的社会与法制基础。

理由之五，北洋时期的解除党禁、民主选举、教育自主、言论开放、信仰自由等“国策”不容抹杀，社会与文化的变革之速度与多元发展之程度，要远远高于日后。那时候，西装革履长衫马褂并行，中西古今融合交汇，相对来说，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及一般文化人地位较高的时期，催生了一批文化学术上的大师。

制度转型 消弭“革命”

我一直认为，百年以来，以政权管治模式论，有“三个半中国”：第一个是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它是一个“军绅政权”，不断尝试制宪，却又遭遇复辟和革命的两面夹击；第二个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从形式上的股份制到一股独大的“党国”；第三个是共产党的人民共和国前30年，开始也是采取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合作制；至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临两岸政治博弈与对话的紧迫现实议题，一切仍在进行中。

前面我们集中探讨了北洋时期的第一个“中国”。以“革命史观”为历史立论的学者，习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总结说：辛亥革命之所以归于失败，是因为立宪派革命精神不够。我认为恰恰相反，立宪派不是革命精神不够，他们压根儿就是“反革命”，因为宪法本身就是“反革命”的。

近代中国转型，确实需要一场革命。清末的政治和社会到了溃败混乱的境地，辛亥革命正当其时，这跟西方各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革命类似。但革命之后，必须通过确立宪法来终止革命，把这个“必要的魔鬼”降服，才不会有各种党派团体一轮又一轮地再以武力来抢夺政权。

正常状态下的社会转型、制度改革，可以把“革命”的威胁消除，如果通吃一切，把所有人的路都堵死了，不是逼着人造反吗？这时候的“革命”，就有其正当性了。哪个社会没有政治矛盾，没有经济利益之争？必须通过一套程序及相应的制度调整，作为一个减压阀来为各方利益谈判提供空间。清朝末年新政改革的迟缓，北洋政府后期制宪尝试的失利，无形中就是在培养革命军。所以梁启超说过：晚清政府是制造革命的最大兵工厂。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感叹的，武昌首义之后，地方上还是原来的老爷们在掌权，哪有什么革命新气象？他笔下反映的是小历史，固然是当年的真实写照，民国肇始时各地确实大都是立宪派当家做主。但这并非事情的全貌，只是阿Q这样的基层民众的认知。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毕竟有了“民国”、有了“共和”这个名分后，社会才会慢慢转变，逐渐累积，才能做到名实相符。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有《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寻找现代中国：穿越法政与历史的对谈》等多种专著面世，即将出版新作《中国制宪史1840—1949》。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访谈记录整理，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