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新技术、新行业和新思想的投资，和早期的航海有着很多共同之处。政府试图通过某种人为的筛选机制来筛选出合格的冒险者，几乎没有可能。只有市场可自动筛选出正确的投资。监管部门的责任在于事前信息披露的监管和行为干预及事后责任认定。
在路上常看到不同家庭带小孩的方式：有些老人无时无刻呵护着孩子，生怕孩子会磕碰个啥；有些大人只顾自己看手机或聊天，由着孩子随便玩；有些大人时不时关注着孩子，但并不干预，直到孩子摔了才去扶一下。带小孩的不同方式反映了父母的生活理念。很多人自认呵护孩子体现了自己的爱，这种论调似是而非。就如同第一种方式，看似最关爱孩子，实则不利于孩子成长：如果孩子从未遇到困难，就不会有对困难的真实感受，也就不能学会如何应对困难。而后两种方式中，孩子虽然可能受伤，但从此会形成对风险的认知，进而有了应对风险的能力。而就后两者比较而言，第三种似乎更理想，父母把孩子可能遇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以有效避免重大意外。但这对父母的素质要求极高，只有具备坚定信念及自我控制的人才能做到。
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反映了短期和长期的权衡。对小孩倍加呵护，其实是短期利益驱动，只看到小孩眼前的快乐，而无视其未来可能遇到的麻烦。而从小就让小孩去经历和认知风险的做法，则可让其在未来从容应对各种变化，可以让孩子更富有责任心，有担当。每当逛商场时，看到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去攀岩，就会非常欣赏。孩子最初可能会感觉恐惧，但在突破心理障碍的那一刻，会由衷地体会到挑战所带来的快乐与满足。
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形。过去在分析企业行为时，不是有种说法叫“父爱主义”么？对企业像父母对子女那般呵护，其结果反而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市场化改革就是让企业自己走路，企业走了弯路，走了错路，那是企业的事，由企业自己承担，而政府只需要盯着企业，让其别祸害别人就行；政府也可提供一些帮助，但也只限于对所有企业或许多企业同时都有利。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政府得做那些具有外部性的事，提供正外部性，治理负外部性，向市场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帮助企业更好发展。如果政府部门认识到这一点，就相当于前文讲的第三种办法。当然，政府也可采取类似前面的第二种，当个甩手掌柜，总比第一种模式好。企业的路企业自己走，这个说法至关重要。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都是针对未来的，今天投入一组要素，产出一组产品和服务，而收益是未来才发生的。今天确定投入下去后，明天可能颗粒无收。潜在收益越大，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对企业来说，风险也越大。如果害怕风险，只做确定性较大的业务，那企业就不可能有大发展。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去决策，就是冒险。企业的冒险行为就是创新。所有的创新无不是冒险。早期地中海地区的商人试图从事国际贸易，就须跨越大洋，而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这无疑是拿生命下赌。但若没有这种冒险，也就不会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各种冒险。早期的远洋冒险，自然鱼龙混杂，有些是真正的冒险家，有些则是骗子，而且前者可能仅是少数。问题在于，投资者在面对众多冒险计划时，无法辨识哪个为真，哪个为假。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大洋充满未知，更谈不上收益流的判断和现金流的估计，自然也谈不上运用估值模型。投资者可能纯粹就是赌运气。面对这种情形，政府部门该怎么做才能更有利于社会经济？
假如可以穿越历史，来到大航海时代。假如当时的政府决定通过设置准入原则来帮助投资者甄别风险，比如明确限定某些类别的人或家庭不能从事冒险事业，情况会如何？几乎可以肯定，地中海地区的冒险事业会就此迟缓，而西方世界的兴起恐怕要推后很多年。试想，投资者都无法甄别谁是真正的冒险者，政府怎么可能甄别？唯一的办法是让市场去甄别。所幸，当时地中海地区选择了正确的方式，通过股市来实现风险的社会化，家庭可选择分散投资在不同冒险计划上来管理风险，同时通过股票买卖来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而冒险者可通过发行股票来融资。至于哪个冒险者为真，市场说了算。冒险所产生的风险由市场参与人自担。因此，西方世界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的力量驱动，市场化可自动筛选出正确的投资，进而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今的新技术、新行业和新思想的投资，和早期的航海有着很多共同之处。其一是投资巨大，需要面向社会融资；其二是领域太新，无论投资者还是政府部门都难以判断其未来的收益和现金流；其三是容易概念化，鱼龙混杂，太多骗子混迹其间。政府试图通过某种人为的筛选机制来筛选出合格的冒险者，几乎不可能。我们无法断言，一个建筑企业就一定不能制造无人机。核心问题不在于跨行，而在于冒险是企业的行为，只要企业为自己负责即可。而政府部门无法认定，哪类企业没有能力做某些行业。回顾我国过去三十余年的改革，谁能想到当年各种各样的普通人建立了中国制造业的奇迹？鼓励创新，监管部门的责任不在于事前的资格筛选，而在于事前信息披露的监管和行为干预及事后责任认定。每个创新者需严格按要求披露相应的信息，规范自身的行为，投资者独立决策是否投资。一旦发现骗子，立马严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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