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市场经济理论寻找道德伦理落脚点 ——评《道德博弈：爱和繁荣究竟从何而来》

⊙曾靖皓

经济学上对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了，尤其经济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对“经济人”的阐释，更已成了对这一假设的经典描述。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人会尊崇理性基于自身的利益在经济活动中作出选择，这不仅是后来很多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基础，也为成了大众的经济常识。

但是，人在经济行为中是“理性自利”的观点把“人”置于“不道德”的地位，人们又实难接受。斯密将这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利己心”视为人类的本能要求，是人类的天性，并且只有在“理性自利”的情况下，个体才会在兼顾自身欲求的同时为经济发展乃至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所以，很多研究亚当·斯密的学者搬出他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来挽回人的自私形象。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详细论证了移情也就是同情心是如何构建起人类的道德良心的。有些学者认为，在《道德情操论》里，同情心是一种“利他主义”表达，与“理性经济人”对人性的定义是矛盾的，从而产生了著名的“斯密难题”。也有学者认为，“斯密难题”是个假命题，同情心既不表示利他，更不可能利己，而是对人“理性自利”的自我约束，利己与同情心应是统一的，从而达到道德上的“合宜”状态，使得人在利己的同时能更好地为他人提供产品和服务。不管是哪种观点，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人们总希望在经济行为中发现人道德的一面，至于是否利他并不重要，只要不完全是利己就行了，这至少让“理性经济人”不再是一种赤裸裸的自私形象，进而为市场经济理论在道德伦理上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

这种道德创见争论了这么多年，却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抹去人性自私的尴尬，诸如安·兰德这样的后来者干脆直截了当地指出利己就是“德性”，人根本不用为在经济行为中挣名逐利而感到羞耻，利他主义不过是一种虚伪，最终带来的只有粉饰与痛苦。这种激进的观点，在诸如美国这样信奉自由市场的国度至今仍有很强的影响力。

现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经济心理学教授、神经经济学家保罗·扎克研究把神经科学和经济学这两个看似无关的研究领域联结在了一起的研究证明，人类天性善良不再是一种理论假设，而是有实实在在的生物学证据的。人在经济行为中压根就不可能是“理性自利”的，或者完全自私的，他们实在比学者想象的更加道德。

人为什么会表现得道德，是哪一种生物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促成这种生物现象的出现从而让人们表现得更道德一点，又是哪种生物因素阻碍了道德现象的出现，道德现象与市场经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不是如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只有“理性自利”才是最合理的？在保罗·扎克的《道德博弈》中，道德哲学中古老的“人性善恶”命题在人大脑和血液中的“化学信使”身上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解答：人类身上体现出的慷慨仁慈与冷酷残忍的矛盾行为其实并非天生而致，也不会毫无缘由地改变或消失，这种行为来源于人对自身体内两种化学物质的适应性反应，即催产素和睾丸素。人们会“调节影响身心的这两种激素，而慷慨、善良和守信是截至目前人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最好的选择。”

保罗·扎克的理论并不复杂。他在研究中偶然发现，人体中的催产素与无私的利他行为有着相关性。他在分析了大量的血液样本后得知，当人们做了好事之后，其血液中的催产素含量会显著升高。那反过来催产素的升高是不是会引发人们做出更道德的行为呢？还是它只是道德行为在生理上的一个副产品？顺着这个思路，他设计了一个信任博弈试验：把试验者分成两组，给A组的人一笔钱，告诉他们如果将钱分享一部分给B组的人，很可能他们会回馈一部分钱给你，然后告诉B组的人，如果得到A组人员的馈赠，他将获得三倍于馈赠数额的金钱。显然，在这个实验中，如果两组相互信任，资金池会持续增加，双方都会获益，收益的多少与A组的馈赠和B组的回馈成正比，也就是与信任度成正比。经过试验，扎克发现，人们的信任度和无私程度都比较稳定，但是当他给A组试验人员注射了催产素之后，试验结果发生了变化，A组的馈赠率明显上升，也就是说他们更信任B组的人会回馈他们，而且馈赠幅度也相应提升，他们表现得更为慷慨和利他。相应的，B组的人在得到A组更多的馈赠后，对A组人员的无私度也大大提高了，回馈了更多金钱，两组人员的平均收益都增加了不少。事后，扎克再次抽样分析参加试验人员的血液，发现催产素的含量都远高于平常。

通过反复试验，扎克得到的结果非常稳定：提高催产素在人体血液中的含量是引起人们更为道德和利他的原因，两者不仅仅是相关联。那么，人体内的激素很多，是不是就一定是催产素呢？会不会它只是伴生物而不是直接原因呢？为此，扎克测量和分析了在试验中对最有可能的九种激素，发现人类的道德行为只对催产素发生反应，而诸如睾丸素之类的激素则会增加人类的暴力倾向和不信任行为。扎克以一群小伙子为对象做了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发现涂抹了睾丸素的小伙子在博弈时的慷慨程度下降了27%。他由此推断出睾丸素水平越高便会对催产素抑制得越厉害，移情作用不足则阻止人们产生关爱和同情，导致人们更具有攻击性。

由于催产素并不只是孕妇身上才有的东西，而是广泛存在于所有人体内，扎克因此认为，“被我们现在称为‘道德’的东西并不是某种文明的产物，也不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捏造之物，它实际上是与我们维系基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东西。”由此延伸开来，“理性自利”就不可能是人的天性，也不可能是经济行为中的最合理选择。因为，道德这种东西早已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并且时刻会反映在我们的每一种行为中。我们不仅不自私，很多时候还是道德的经济人。

在实验的基础上，保罗·扎克进一步发现了催产素这种道德分子是在人类行为中发生作用的模式，他称之为“催产素的良性循环”。首先，催产素升高会激发人类更多的同情心，也就是移情，移情会让我们更关注他者的感受，产生感同身受的心理作用，促使我们产生信任和利他的行为，而信任和利他行为又会让人体产生更多的催产素，这便是“催产素－繁荣循环”：催产素→移情→道德→信任→繁荣→催产素，一个道德的良性循环由此形成。

那么，如此说来，是不是我们该给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事先来上一针呢？显然不需要，扎克发现，信任其实是产生催产素的最佳途径，在一个相互信任度很高的社会，人们很容易获得催产素，哪怕一个拥抱也会提升人体催产素的水平。所以，“催产素的良性循环”会转化为“繁荣的良性循环”，高信任度带会提升催产素水平，从而提升社会总体的道德水准，有效减少市场欺诈和过度的自利行为，提升市场交易的效率和收益，进而促进经济繁荣，而繁荣的市场又会反过来为信任社会提供条件。

人类作为社会性的动物离不开人际交往，而信任则是维系可持续的人际交往状态的关键要素。保罗·扎克的实验点明了催产素这个“道德分子”与爱、信任之间的关系：“若要实现长期繁荣，任何市场、企业或社会都需要建立公平、清晰和强制执行的交换规则，以此维持信任、催产素的释放和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这不仅能使市场更崇尚道德，还可以使其运转得更有效率，从而创造可持续的繁荣。”所以，在他看来，与其靠其他方式去艰难地去塑造一个道德社会，不如增加人们的交流，构建一个信任度高的市场，这样会自然激发人类的道德分子，去追求失落已久的美德。那些困扰经济学人的道德问题或将自然消解。

披沙录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后的短短几年，仍旧呈现良好发展态势。面对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有人提出会不会称霸的问题；有人提出是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腐败是否引起政府的重视……至于有些揣测、想象，在对中国现实情况不了解的外国人中大有市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的中国引起国际社会及外国人士关注应在情理之中。这需要在主动沟通基础上，运用好战略沟通、学术沟通和媒体沟通。本书收录胡鞍钢2011年至2015年与国际人士的谈话或采访，细致解读中国发展政策，认真回答对方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或质疑。胡鞍钢从1985年起从事中国国情研究，作为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任的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曾撰写与世界对话系列著作三部，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国情研究风向标”。

因为黄金的特殊属性，自古以来黄金就成了财富的象征。黄金告别了大航海中的“黄金时代”和英镑金本位关联的“白银时代”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青铜时代”后，在被赶入商品圈子后就不得不进入竞争残酷的“黑铁时代”。当金价制定离开了国家的力量被重新推入市场后，更戏剧化的局面出现了：30多年前金价是每盎司35美元，2003年前是400多美元，2011年前冲上过1900美元，之后几年回落到1200美元上下。近年来“中国大妈”成为全球黄金消费主力，黄金定价权也正经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变革。王亚宏是新华社驻伦敦记者，瞭望智库研究员，他跟踪报道和研究黄金定价权六年多，在持续的采访和调查过程中，对黄金这种特殊商品的金融属性有着独特的认识。本书是他对黄金定价之谜的系统解读。除了探寻黄金密室定价的内幕和改革进展，还分别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分析黄金的定价趋势。

实际上，多数对外政策，特别是重要和敏感的对外政策，既不是领导人单独决定，也不是政府多个部门斗争和博弈的结果，而是由最高领导层在一个很小范围内共同做出的。美国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将心理学理论用于组织过程研究，通过美国历史上五个惨败的决策案例和两个成功的决策过程，分析、总结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八个主要特征、产生的原因、后果以及避免的方法，揭示了小团队决策过程与决策结果的关系，提出决策小团体的从众心理对决策结果的影响。贾尼斯将这种由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交叉的研究方法，由政府外交决策推衍至其他决策团体，并提供了种种处方，如让团队每个成员扮演批评性角色，对同一决策过程设立若干讨论小组等等。由此，小集团思维（groupthink）成为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市场学、传媒学等领域广为人知的一个概念和决策分析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2005年第一次提出了“天下体系”的原创理论框架。十年过去了，《天下的当代性》与天下体系的初步研究在基本观点上保持一致，但在问题的提出、论证和叙事上都已有了较大差异。《天下的当代性》深入探寻中国古代“天下”制度的内涵、外延和实践，着力从政治哲学角度挖掘其在当前世界现实中的价值，并对未来世界展开了预言式构想。赵汀阳提出了“旋涡模式”，将中国的生长方式解释为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而天下体系是化解旋涡冲突而兼收并蓄的最优制度，两者配合而形成了百世不绝的基业。赵汀阳认为，周朝创制的天下体系对古代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过于超前，并不能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而当今世界面对的是互联网技术主导的全球化趋势，这意味着人们正经历某种意义上的开端时刻和条件——新规则和制度正在形成，这正是讨论“天下的当代性”的意义和必要性。

IT重不重要，

还是个问题吗？

——评《大转换：重连世界，从爱迪生到Google》

⊙杰 夫

提起美国知名作家兼思想家，技术、创新和战略研究专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的几本著作，我们这里一直有些误解。卡尔在2008年出版的那本书本该译作《大转换：重连世界，从爱迪生到Google》（The Big Switch: 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而不是《IT不再重要：互联网大转换的制高点——云计算》。然而对比前者，“IT不再重要”（IT Doesn't Matter）的提出曾引起IT界轩然大波，所以有着天然的“吸睛度”。

把时间拉回至2003年5月，卡尔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那篇题为《IT不再重要》的文章，矛头直指当时企业的信息化建设问题。他的观点是，尽管人们总是夸耀公司电脑系统多么神奇，但实际上电脑系统对公司的成功并没那么重要。理由是大部分公司电脑系统已是常见设备，它们并不能为公司提供可压倒竞争对手的优势。当有人用电脑玩出新花样时，其他人很快就会照猫画虎。所以，从战略上讲，信息技术已成了无生命力的东西。它只是做生意的又一项成本而已。对这一段评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卡尔笔下的“IT”就像电力、自来水一样，今天的人们工作生活都离不开，但进入20世纪中期之后，人们不再需要自己去建发电厂、去挖口井，因为水和电都是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了。IT信息技术亦是如此。第二，数字化时代，倘若还有哪一家企业拿着无纸化办公和信息化管理作为“核心竞争力”，那就跟现在有人对外自豪地说家里用着抽水马桶一样，定会沦为笑谈。

话虽如此，这篇文章一经刊登，立马争议四起。用卡尔的话来说，“信息技术界”的大佬们纷纷出来抨击他的观点。如时任微软公司CEO史蒂夫·鲍尔默宣称，卡尔的文章就是“胡说八道”；时任惠普公司总裁的卡莉·菲奥莉娜就说“卡尔肯定说错了”；英特尔CEO克雷格·贝瑞特在一次业界大会上高声说道“IT非常非常重要！”此外，这场争论的战火还延伸至大众媒体，如美国《新闻周刊》就在报道中把卡尔描绘成“信息技术业的头号公敌”；《财富》杂志攻击卡尔的文章是“伪造的历史、传统智慧、中庸见解以及无论据支持的断言的大杂烩”。可以想见，如果“IT真的不再重要”，那么IT界靠什么为生呢？卡尔的这番言论，“理所应当”得罪了大半个美国IT圈。

问题是，卡尔说错了吗？抛开那个标题党嫌疑、容易引起误会的题目不说，卡尔并非指作为“信息技术”的IT不重要，而是指使用IT的方法（路径）不再重要。在过去，IT部门通常是公司组织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单位，一项业务，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投入。但当信息技术已成了一项基础配套时，就像使用自来水和电一样廉价和方便，IT（部门）自然也就相对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不过，卡尔的结论要成立，还须有个前置条件：“云计算”的推广使用。对云计算，虽然各家有不同的定义或标准，但已有了共识——大体而言是一种通过互联网按需交付计算资源和按使用付费的基础架构。在卡尔看来，“云计算”使IT从私有技术变成了基础设施，从而具有普遍性、公共性和廉价性的特点。因此，单纯使IT成为企业战略或竞争壁垒，在趋势上既不成立也不可行。

在那篇《IT不再重要》发表后五年，卡尔出版了《大转换》。从文章到专著，加之经过了几年的思想沉淀、文字打磨，卡尔在阐明“IT为什么可以不重要”以及“企业该当如何作为”上更加系统、成熟且逻辑缜密。

《大转换》整本书横跨历史、经济和技术三大领域，从行文编排来看，卡尔有意将电力运营发展史中的各个重大事件与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历程穿插在一起来叙事。如此写法，却丝毫没有让人产生凌乱之感。这一方面得益于卡尔精湛的写作手法，通过剖析工业水车、蒸汽机、小型电站、中央电网等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关技术条件、产业影响等，来比较分析和论证信息科技从单机运算一步一步发展到云计算，IT从私有资源一步步走向公共设施的某种必然性；另一方面，卡尔优美而流畅的文笔、细腻的细节描写，例如在开篇提到的参观VeriCenter公司的数据中心时的情形和对话、英萨尔创办中央电厂时的整个创业历程等，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似乎在观赏一部穿越时空的纪录片。

不过，对比当年那篇饱受非议的文章，卡尔在书中不再倾注更多笔墨来强调企业不必过多投资IT建设，而把视角放到了互联网和云计算对技术、产业、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影响上。这样的“议程设置”，自然有卡尔的考虑，但一定不是顾虑。卡尔不必担心再惹来更多来自业界的反对声浪（以往的还算少吗），他现在只是要把重点聚焦在对“云计算”大势所趋的描述和展望上。因此，从传播的策略上讲，要“搁置争议，回到原点”。当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思想者，卡尔除了要对技术趋势和优势做出前瞻性观察，也不忘对其因此所带来的数字鸿沟、恐怖威胁、隐私侵犯、社群分裂等给出知识分子的警告。书中，卡尔还预测了一些令人闻之悚然的发展趋势。比如，以人体作为数据传输载体的“人体运算平台”、将大脑与电脑芯片相联等等，这意味着世界可能将进入一个被人工智能全面控制的时代。事实上，就在《大转换》出版的当年，卡尔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Google让我们变得蠢？》，并且随后相继出版了《浅薄》和最新的《玻璃笼子》两部书（均有汉译本）。凭借这些著述，如今的卡尔在以人文思想批判科技至上主义的道路上步伐坚定、掷地有声。

被评论称为互联网、新科技时代最清醒的思想家的尼古拉斯·卡尔，审视科技的目光辩证而理性，但即便如此，他仍禁不住流露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浪漫情怀，在《大转换》的后半部分，他饶有兴味地回顾了100年前那个经营电力的全盛时期，曾经有个汇集了电厂经理和电气工程师的“木星人协会”，宣称上帝是“伟大的电工”。显然，如今几乎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上帝开始改行做伟大的程序员了。对此，卡尔表现出了一个探索未知者的本能和好奇心：“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命运都是以软件源代码编写的，而现在，当全球的电脑已经互联成一台计算机时，我们终于得到了完善该源代码的机会。”

如今，距离那篇《IT不再重要》的文章问世及掀起的波澜已过去了十余年，《大转换》出版也已八年。当“云计算”成了热词，卡尔成了数字思想家时，再回顾激辩“IT重不重要”的那段历史，诸位读者想必会明白，当年，究竟谁说了真话，谁又不得已说了公关所需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