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述三峡工程蓄水和人们生活变迁的《沿江而上》，到历时三年跟踪拍摄农民工家庭故事的《归途列车》，纪录片导演范立欣的名字多数时候和一些并不轻松的社会话题、以及中国不那么光鲜的一面联系在一起。这位中国首位获得美国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奖两项大奖的导演的作品，往往是在国外获得认可后，才在中国引发关注。即便他的镜头对准的是最具泥土气息的真实的中国，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的名字仍显陌生。

成长于电影放映员学校的范立欣，一直走在以好看的方式拍出有教育意义的纪录片的路上。他说纪录片之于一个国家，就像相册之于一个家庭：你不想相册里塞满整齐划一色彩鲜艳的明信片，而希望看到来自真实生活的照片，喜怒哀乐都有，记录家庭成员的成长，记载真的历史。

（以下文字在FT中文网与范立欣的专访基础上整理而成。）

在尚和的中华文化里揭露矛盾与冲突

范立欣认为，中华文化崇尚和，“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不太习惯把矛盾和不和谐揭露出来。而西方文化往往认为，揭示出矛盾的核心，能够帮助更深层地理解、认识、分析问题的根源，找到改善和解决的方法。纪录片就是这样一个帮助观察、解剖社会的影像工具，它找出当下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以故事的方式引起更多社会成员的关注。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曾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家庭没有相册。纪录片来源于生活，记录历史，反观社会，为历史存档。

范立欣承认，他的很多作品是先在国外入围电影节甚至获得大奖后，才在国内被播放认可。从中国角度看，许多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但若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以外的人们想知道今天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纪录片相比新闻，是一个更加艺术、更有力量、更真切的渠道。

那么为什么往往是反映阴暗面的作品最容易受到关注？范立欣认为，社会需要具有“看门狗”(watchdog)属性的、创造性的、社会题材的纪录片 。“看门狗”类纪录片揭露社会现实，本就是国际通行的惯例。而中国对于这类纪录片，必须有更大的包容性。随着全球化日益加深，国际交流愈发密切，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发展历程如此复杂，一定会有不同声音、利益群体、思想产生，回到五六十年代整齐划一的思维方式不再可能。纪录片可以成为不同群体发声的方式，社会要更多鼓励多元的声音。

范立欣引用老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即自我批评和自我发现，容忍不同的声音。批判质疑的声音，并不意味会威胁根本的稳定。在新媒体时代，微博、微信上已经有各种声音发出，纪录片作为强有力的传播方式，应该起到引发话题的作用。

但批判类社会题材纪录片并不代表“不好看”。对于许多人来说，范立欣的代表作之一《归途列车》从某种意义上颠覆了他们对纪录片“枯燥”的刻板印象。这部作品在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矛盾的同时，也不失观赏性。

这正是范立欣致力达到的。他在纪录片创作之路的开端，接触到西方拍摄的纪录片，这些作品兼具娱乐性与教育意义，也帮助他形成了关于什么是“好纪录片”的看法。范立欣认为，社会题材纪录片作为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电影作品，在表达观点、针砭时弊的同时，也不能缺少娱乐性，要尝试讲一个好故事。

不奢求纪录片能够改变社会

范立欣讲到，刚刚从事纪录片创作时，他还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有很强的信念，认为纪录片一定要改变社会很多东西，而自己要勇敢执着地记录、揭露这个社会的矛盾和阴暗面。十七八年过去，信念变得更成熟，他不会轻易再说纪录片改变社会什么。而总结起来，纪录片的功能主要只有两个：记录社会变迁，影响社会成员。第一，社会的变迁过程本身有很多意义，纪录片把它们变成文本，给现世和未来的史学家参考，以作第二次发掘和创作。第二，好的片子得到广泛的传播后，有希望能影响到社会中每个成员。

范立欣认为，“改变社会”这个词对纪录片来说，有些太强太难了。《舌尖上的中国》算是近几年最家喻户晓的国产纪录片，它可能没有改变什么，却影响到了普通观众对纪录片的认识。这是许多中国普通观众第一次被纪录片所吸引，由此改变了对纪录片刻板教条的错误印象，这就是对社会的影响和推动。另一部影响较大的纪录片是《穹顶之下》。它有效改变了雾霾现状吗？我们恐怕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但它却引发了很多思考和讨论。优秀的纪录片应该像石子投向湖面，激起波澜，在不同的社群和人群中，引发讨论和分析，造成二次三次等多次传播，影响和推动社会。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社会改变也不可能轻易地伸手可及。范立欣呼吁给予纪录片创造者持续性的激励，以鼓励他们坚持记录，坚持反思。

好的纪录片导演，首先是一个善良的人

跟踪记录的道德之一就是不应该影响或干涉被拍摄对象自己的人生轨迹。但纪录片创作者永远都会陷入道德悖论：拍摄对象遇到困难了要伸出援手吗，遇到危难了要去解救吗？多数情况下，纪录片创造者很难简单选择某一套标准，在干涉与不干涉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并不易把握的度。

《归途列车》的拍摄跨越三个年头，从2006年开始的三年里，范立欣的团队跟踪拍摄主角一家人的生活和工作，和他们一起从城市去农村，再从农村回到城市，与这一家人建立了深厚感情。其中一个镜头里，农民工夫妇的女儿在春节时与父亲产生了激烈冲突，一边是叛逆的青春期少女，一边是爱女心切却可能不得章法的父亲，两代人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调和的矛盾，升级成肢体冲撞。过程中，摄像机一直在正常运转。摆在范立欣面前的是非常困难的抉择：一方面看着自己在乎的、有深厚感情的这一家人，厮打起来，理应劝架；另一方面，这个场景至关重要，对揭示整部片子人物关系中的核心矛盾有关键作用，他无法选择放弃。他在犹豫了十几秒钟之后，“内心承受不住”，还是去拉开了厮打的两人。

到如今，他谈起这一段故事仍语无伦次。他说自己“先做了善良的人，再做了纪录片导演”。他对团队成员的要求也一样，“必须要爱拍摄对象，不管是人还是物，只有以足够的爱投入到拍摄对象的身上，才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力量和光芒”。

难以获得来自中国的投资，是最大的挑战和遗憾

谈及在中国拍纪录片最大的挑战，范立欣笑了，“当然是没钱”。他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播出体系对纪录片的支持不够。虽然现在情况逐步改善，但在如此大的国家如此大的一个市场里，来自公共机构的投资仍杯水车薪。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有公共的基金会或电视台对纪录片进行投资。很多纪录片，尤其是社会题材纪录片，是公共产品，商业价值可能不高，但可开启民智，针砭时弊，对公众有很高价值，理应由公共财政来买单。

社会题材和商业性质的纪录片，在中国的命运可能天壤之别。相对来说，民生题材的片子拿到资金的周期更长，金额也有限。范立欣讲到，他正在参与制作一部全球合作的纪录片的中国部分，一直没能获得投资，但他认可这部片子的价值，无奈只能背负债务，由自己的公司投资。当下越来越多人讨论全球话题，在纪录片领域，如果中国人自己不参与到全球话题的讨论与创作中，一定会有外国导演来中国拍中国的故事。他们有自己的视角，可能会产生偏见和误解，那么为什么不给中国导演机会，让他们从中国的视角讲故事呢？当然这需要背后的支持体系，需要公共资金。否则创作者夹在中间，会非常尴尬。范立欣表示，他不希望中国在国际纪录片话题领域失声，但目前没有足够的子弹，与国际伙伴并肩作战。

范立欣说，他最大的遗憾之一，是在一些重要的全球化话题纪录片上，从来没有获得过中国的投资。

下一部片子

范立欣正在筹划《上学路上》电视版的第二季。这部中法合作的纪录片，讲述的是全世界小朋友每天早上从家里到学校，历尽辛苦求学的故事。“获取知识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利，而学校是每个人成长的起点，上学的路是通往未来生活与梦想的必经之路”。在第一季中，范立欣的团队走遍中国偏远地区，在云南怒江拍过每天滑铁索上学的孩子，在新疆奥依塔克拍摄每天花两个小时翻越雪山、骑着毛驴上学的学生。第二季里，镜头会转向城市，比如跟随打工者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更大的计划则是电影版，将五个孩子的故事混剪在一起，呈现全中国，包括城市、农村、北方雪原、和南方雨林的孩子，怎样日复一日，追寻同样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