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狡猾的情感 奇怪的人性

徐瑾
在2016年，一桩跨越28年的西北小城连环杀人案在中国告破。真相揭露之后，嫌疑人的身边人，家人、邻居甚至同乡，第一反应往往都是不知其为何被抓。极端罪行与寻常举措的集合，让人错愕不已，称嫌疑人看起来人还不错的评价也不罕见。在案情引发举国关注之余，也引发了一个新讨论，一个连环杀手，有可能是一个好邻居，甚至好丈夫吗？
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不可能，这种看法即使从概率论上讲大体正确，却低估了人性的复杂。最典型的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来源就是真实案例——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上世纪70年代抢劫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行为失败后，劫匪一度挟持了银行职员，与警察僵持了多日后，最后歹徒放弃。然而，令人错愕的是，这四名人质被警方解救之后，不仅不憎恨绑架他们的人，反而对其表示怜悯，不仅拒绝去法院指控，甚至愿意为罪犯作为人品证人，募集辩护资金。
更有甚者，其中一名女职员还表示爱上劫匪。类似的案例也不只有一桩，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其实并非如此，这并未脱开人类情感的常态。事实上，人和人之间的斯德哥尔摩情结，往往比我们想得频繁，也往往更为隐蔽。以色列经济学教授埃亚尔·温特（Eyal Winter）的研究就与此有关，他的新著《狡猾的情感》（中信出版社，2016）就贡献了他父亲的亲身经历作为一个案例。
温特的父亲汉斯·温特是犹太人，他少年时候在德国读过书，刚好是希特勒兴起的上世纪30年代初期。可想而知，作为一名学生，而且是全校唯一一名犹太学生，各种被排斥以及被歧视让他苦不堪言。其中，最令他头疼的是他的历史老师格鲁勃博士，格鲁勃是狂热的纳粹支持者，不仅根据纳粹精神讲授历史，还经常幸灾乐祸地羞辱汉斯，两人之间的矛盾多次爆发。在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格鲁勃博士在学校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典礼，各种装饰着纳粹字符以及旗帜的布置让小汉斯不堪忍受，他决定悄悄溜走，却转身迎面撞上穿着冲锋队制服的格鲁勃。
汉斯见势不妙，赶紧逃走，结果他运气不佳。那是一个冬天，他跑出不久就在滑溜溜的冰块路面上摔倒，而紧跟其后的格鲁勃则毫不费劲地就追上了他。汉斯心怀恐惧，不知道人高马大的格鲁勃会如何报复或者惩罚他，尤其现在自己毫无还手之力。结果与他料想的相反，格鲁勃气喘吁吁地追上汉斯之后，首先温和地问他伤到哪里，并且带他去附近的一间咖啡馆，埋单叫了一杯热茶和一碟巧克力蛋糕。结果，格鲁勃告诉汉斯，追赶他是想跟他和解，而无意伤害他，接着解释了一堆纳粹理念。
就是这样一个恶人的偶然“善举”，让小汉斯成年甚至衰老之后仍旧难以忘怀，每次对自己的儿子埃亚尔聊起的时候还是闪烁着泪光，不甚感怀。
然而，明眼人也看得出，格鲁勃的几分钟善举是否能消解他对汉斯的一直恶行呢？可以说，汉斯也有轻微的斯德哥尔摩情结，如何解释这一情况？
这一抢劫案以及类似案例，自然激发不同学者学科探索兴趣，从此也总结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特征，也有不同解释。比如，进化心理学研究者通常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人类历史早期出现的行为现象。他们设想在早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常常有各种冲突，男性经常劫持敌对部落的女性成员，如果对劫持者可以产生情感认同的女性能够成功融入新部落，那么她们就存活下来甚至为劫持者生育后代，而不能成功融入新部落的女性则可能没有几率繁衍后代甚至死亡。
这种解释路径貌似很合理，也很迎合一些男权主义者的想象，但事实在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不分男女，如果更为广泛地看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爱上劫匪只是一种极端表现，更多爱上或者忍受虐待我们的人，在生活之中，其实颇为普遍。
温特的研究指出，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斯德哥尔摩症状，尤其是在与权势人物的相处中,我们往往会对其产生正面情感，即使受到对方的不公对待甚至加害，人们也往往会保持这种正面情感，甚至如同温特父亲一样放大各种小恩小惠。这种情感看起来不理性，其实是一种理性策略，“改变境遇的机会越渺茫,人就越有可能对权势人物表达正面情感,而将自己受到的不公对待归咎于自己。”这种情感未必是一种主动策略选择，而只是一个进化本能，它客观上可能增大了人们在面对不可更改的权力分配格局中的生存概率；人们往往并不是自知地位低下而强压怒火，而是情不自禁地对于某些有权势的人更宽容，无论是屡屡受到家暴却不离开丈夫的女性，还是屡屡原谅劣迹斑斑的老板的员工。
反过来说，如果在愤怒对我们更有利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也会迅速反击，甚至倾向于更愤怒。比如对待无足轻重的对象，人们往往不加思索地反击，甚至往往会借助愤怒的力量。设想一下你的航班如果不幸拖延半天，而同一航班的某乘客告诉你他刚刚成功改签一小时后飞机，那么此刻你去服务台的抗议必然和普通情况不同。随着你肾上腺素的激增，你的愤怒多半溢于言表，怒火多半也分外炙热，与此同时，措辞与威胁由此看起来分外掷地有声，可信度也大为增加。
温特认为，在权力分配的不利的情况下，情感机制就会与认知机制相互配合，调节个人的受辱感与愤怒感，反过来说，如有权势人物一旦施以小恩小惠,情感机制也会放大感激之情与对方的慈爱一面。也正因此，在警察审讯犯人中，往往是两个警察搭配，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唱白脸的警察演完戏却没能让犯人认罪后,唱红脸的警察忽然以天使般的姿态出现,要么递咖 啡,要么递烟,总是将犯人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这种小恩小惠即便是来自极其可怕的权势人物,也有一定的情感力量。”
上述情况初看不理性，却又司空见惯，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的本质在于，人类社会是一个权力社会，而且即使这种权力关系再隐蔽，还是存在各种不对等，那么意味着存在各种权力滥用甚至施暴行为。如果面对这种强弱悬殊、一时难以更改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便会显得对于强者更宽容，也容易被坏人的小恩小惠收买。换而言之，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爱上虐待我们的人。
也正因此，随着进化，面对权势不同人物的情感反应，已经内化成为我们应对机制的一部分，毕竟人们在多数时候难以改变现状，只能接受，所以不得不借助对于权势人物的额外开恩来自我谅解。就如同埃亚尔的父亲小汉斯一样，一个坏人造成了他在德国岁月的主要痛苦，但是这个坏人偶然的温情也成为他在德国岁月的情感源泉，这种情感保护了他幼小的心灵，即使在他长大之后不需要保护的时刻，这种情感仍旧挥之不去，随着在德国的记忆随时闪现——这种情感保护机制无疑对当事人是有效果的，但是显然这种自发机制对于其时限则没有严格规定。
作者微信号《徐瑾经济人》，近期出版《有时》《印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