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选举的“暴政

贝淡宁
现代西方社会是多元社会，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人们对任何事物都要争论一番，却似乎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达成统一意见。然而，在那里有一件事似乎的确拥有共识：应该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择政治领袖。
选举民主在现代西方社会获得了近乎神圣的地位。人们可以质疑对上帝的信仰，而不会被指控为丧失了道德指南。但是，对质疑一人一票制度神圣性的人，这种宽容消失殆尽。这些人会被认为是为专制的“恶政”辩护的坏家伙，与那些独裁者是一丘之貉。
选举民主：最不坏的制度？
从表面上看，很难理解为什么选举民主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吸引力。至少有一点，通过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选拔国家领导人的历史比较短，在大多数国家还不到100年，而科举制在中国实行了1300 年之久。像其他任何政治体制一样，选举民主有优点也有缺点，断言它是一直以来的最佳制度，未免言之过早。更根本的是，赞同一种不要求领导经验和专长的制度而几乎完全不怀疑它，似乎有些怪异。
权力的实施有很多形式——在车间、学校、医院、监狱等地方，自然的假设是高层领导人需要具备过往经验才会被赋权。任何一家公司或者大学，都不可能选择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性领导经验，尤其是缺乏在本领域内的经验的人担任高层领导。可政治权力是个例外：选择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担任领袖并没有问题，只要他（或她）是用投票的方式挑选出来的。
政治民意调查显示，东亚社会公民所理解的民主，往往是实质民主而非程序民主。也就是说，他们看重民主是因为其产生的积极后果，而非民主程序本身。
那么，民主选举能否产生良好的结果？从后果角度支持民主，或许体现在温斯顿·丘吉尔的那句话之中：“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不坏的政府形式。”这句话被反复用来为民主辩护，并往往用来“封杀”任何针对民主优缺点的辩论。无论民主有什么缺陷，其他选择都更糟糕，所以就让我们更加努力地增强对民主的信心吧。甚至西方世界中最尖刻地批判投票权的当代哲学家也承认（虽然没有任何实证性的证据支持），“与其他竞争者（如寡头政治）相比，民主的表现更好些，即便选民参与程度不高”。
然而，民主真的是最不坏的制度吗？
当然，丘吉尔时代的两个主要选择——纳粹主义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已经被埋葬在历史的坟墓之中。可如果另一选项是一直在实行的政治尚贤制的话，“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一说法，就未必一目了然了。请看两个支持民主的最毋庸置疑的后果论观点：（1）阿玛提亚·森（印度裔学者，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论证，民主国家没有出现过饥荒，以及（2）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无须质疑这种说法的可靠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两个非西方式民主国家——中国和新加坡。 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都有意识地进行了旨在提升政治领袖水平的尚贤制改革。新加坡自1965年获得独立后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奇迹，而且没有参与战争。就中国而言，它不仅消除了饥荒，还在消除营养不良等问题方面比推行西式民主的国家印度的表现更好。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尽管如此，我并不是质疑民主国家在总体上的表现，比从前的其他政府形式都更好。我打算质疑的是以下这个观点，即在善政的关键指标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民主选举制将继续比政治尚贤制的表现更好。
在本文中，我将讨论西方式选举民主的4个主要困境：多数派暴政、少数派暴政、选民共同体暴政和竞争性个人主义者暴政。
多数派暴政
在选举民主中，投票权转变成了政治权力。最常见的对于民主的批评，或许是选民多数派将使用其权力压迫少数派。在柏拉图看来，“多数”统治意味着头脑简单的公民，很容易被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或诡辩家）动情的论述所左右，造成不公平的后果，比如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死亡判决。
“多数派暴政”这个术语因为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 穆勒的使用而广为人知，他担忧非理性的、自私的多数派，依靠民主程序使用权力压迫少数派，并推行恶政。
在20世纪，自由民主巩固了对多数派统治的宪法限制，相关国家通常都会保护少数群体和不受欢迎的个人，使其权利免受多数人的侵犯。
问题在于选举民主制下的大多数选民，包括富有的自由民主国家的选民在内，在经济和科学等领域选择有动力和能力推行良策的政治领袖方面的表现并不好。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些“发达”民主国家的选民“素质也不高”，缺乏政治素养的并非仅仅是中国农民。
简而言之，当今时代的民主政治建立在人们通常都能理性行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我们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偏好，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将以满足自身需求的方式投票。
事实上，实证性的证据显示，选民往往根据他们认为的国民共同利益而非自私利益进行投票。基本问题不是大多数选民寻求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大部分选民缺乏做出知情的政治判断所需要的知识。即使多数人渴望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也常常缺乏相关的知识。
首先，多数人缺乏时间了解政治动态，并根据了解的内容进行投票。与古代雅典相比，现在的情况更加糟糕。其次，不仅仅因为人们缺乏时间，现代民主国家在规模上往往比古希腊城邦国家大得多，个体选民的决定不大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任何统计学上的影响。因此，选民将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似乎更划算，正如学者詹森·伯南所说：“公民无知是符合理性原则的。”
即使选民有时间和动力去了解政治，他们也会受到种种认知偏见的影响——潜意识推理错误会扭曲我们对世界的判断。丹尼尔·卡尼曼（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总结了几十年的学界研究，结论是人们对自己的判断往往过于自信。过分自信的例子之一是“无所不在的乐观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会导致一种我们控制一切的观念：“心理学家已经证实，在许多美好的品质面前，大部分人都真诚地认为自己优于他人……‘90%的司机相信他们的驾驶水平比平均值高’，这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心理学发现。”创业者同样拥有这样的幻觉，“美国小企业在创立5年后还能继续生存的概率在35%左右。但是开办这种企业的个人并不相信这个统计数字适用于自己。超过81%的创业者认定，自己成功的概率在70%或者更高，33%的人说他们失败的概率是零。”
考虑到多数选民缺乏时间、动力和认知技能来获得政治知识，大部分选民常常对关键议题非常无知，也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有研究表明，“79%的美国人不能认出本州参议员。在选举年，大部分公民认不出自己所在选区的国会候选人。就在2004 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70%的美国公民不知道国会已经增加了医疗保险的处方药福利，即使这是联邦预算在过去几十年增加幅度最大的新补贴项目。一般来说，其他民主国家的公民也并不比美国人更知情”。
上述研究还揭示，有些选民“持有明显的愚蠢想法。比如2009 年对新泽西州选民的民意调查显示8%的人（包括5%的民主党人和14%的共和党人）相信巴拉克· 奥巴马是反基督分子，19%的人（包括40%的自认为是左派自由主义者的人）相信乔治·布什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已经得知‘9·11’阴谋”。
而2005 年美国律师协会的一项调查发现，2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三大部门是“共和党、民主党和独立党”，在1987 年——苏联解体之前——半数的美国人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就写在美国宪法中。
当然，当代政治不仅仅是有关政治人物和机构的知识，科学对政治学也很重要。可是美国选民有关科学的观念，同样充斥着系统性错误。与科学家中几乎达成共识的观点相反，只有44%的美国人相信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相反，77%的美国人相信有迹象表明外星人访问过地球。科技界中的绝大多数人（97%）认为，人类和其他事物一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演变，这是自然演化过程，但只有21%的美国人相信进化论。
无须担心选民无知的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他们选择的官员并不这么无知。选民或许缺乏对政治机构和政策的了解，但重要的是，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有足够的智慧判定他们所选的领袖的品格，他们能够选出拥有足够的美德和专业技能的领袖指导政治走向清明。
可事实证明，候选人在选举季节会迎合选民的非理性，当选后他们却通常会违背选举时许下的诺言，因为他们原本就知道，这些许下的诺言是不现实的或者不道德的。比如，20世纪70 年代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竞选人，都通过指控在任总统“溺爱”中国而挑起选民的排外偏见，而一旦他们登上权力宝座之后，往往会继续前任的温和做法。
少数派暴政
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是大部分现有民主国家的苦难根源，美国或许是最极端的例子。与“二战”后几十年的共同繁荣相反，大部分美国人在过去30 年里，越来越远地落在少数超级富豪群体的后面。根据学者哈克和皮尔逊在《赢者通吃的政治》一书里所言：
“从1979年到‘大萧条’（按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即使将雇主承担的健康保险、所有联邦税收和所有政府补贴考虑在内，位于顶端的1%的富人仍获得了所有人家庭收入的36%。在2001~2006 年之间，经济增长更加扭曲，其中位于顶端的1%的富人的收入增长比例超过了53%。”
这种收入分化常常被归咎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获胜者因此获得可观的回报，太多的失败者却遭到抛弃。正如查尔斯· 库普钱（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所说：“美国工人财富缩水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竞争。”
但是，美国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连续多年比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更快速，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应受谴责的银行却能够继续控制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的决定，每年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从2008~2009 年增加了5倍。在2009~2010 年的经济复苏期，93%的收入增长进入了1%的纳税人群体的腰包。
刺眼的收入分配差距未必是引起人们担忧的原因，虽然新的财富集中在顶端的少数人手中。从公平正义的角度看，真正重要的是弱势群体的命运。按照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只有在其有利于穷人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才具有合理性。但在美国，穷人变得更穷了：2012 年11 月，美国人口统计局报告说，超过16%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包括20%的儿童（这是1993 年以来最高的比例），而在2009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只有14.3%。穷人中最贫穷者的情况更糟糕：2011年，美国的极端贫困者，若去掉政府补贴，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的家庭数量，是1996年的两倍，即多达150万个家庭，其中包括280万儿童。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超级富豪变得更加有钱了，穷人中的最贫穷者也变得更穷了。
无论如何，收入不平等还没有达到威胁民主政治制度生存的程度。美国的选民仍然对自己的国家抱有信心，他们相信攀爬收入阶梯成为有钱人的机会还是很大的，虽然现实情况未必如此。最近有学者指出：
（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工业化民主国家都更差。但是，在美国民意调查中最具讽刺性的发现是，美国仍然是尚贤观念最强烈的地方。自1983 年以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一直在针对一个问题进行随机调查：“你认为在这个国家，穷人经过努力工作最后发财致富的可能性还有吗？”1983 年，57%的人认为有可能，到了2007 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81%。甚至在2009 年，即使在刚刚过去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还记忆犹新、失业率再创新高之时，被调查的绝大部分家庭（72%）仍然坚持这种信仰。
这种失实的信念让政治制度保持稳定，因为“失败者”并没有像他们应该的那样去抱怨制度。选举制本身也提供了一种虚幻的控制感。对现有政治体制的讨论中——无论在媒体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充斥着对选举驱动下的变革的常规性叙述。哈克和皮尔逊继续不无调侃地写道：
“‘红队’和‘蓝队’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像NBA比赛中的凯尔特人对湖人队的比赛一样。难怪选举政治的奇观，对媒体来说如此有吸引力，它激动人心，却又简单明了。球迷能够记住他们最喜欢的球员的进球记录，或者熟知以往的每一场精彩比赛。而且，每个人都喜欢两个铆足了劲儿的球队决一雌雄的精彩场面。”
现实生活中，政策制定发生在一次选举与下一次选举之间的时期，而且大都被排除在媒体的关注焦点之外：那是大企业利益集团动员起来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的时候，他们希望政策能使“私有”市场的结构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用体育比赛来比喻，就好像棒球球迷相信他们能够影响棒球比赛的结果，因为他们能够投票选出全明星赛的运动员，却没有意识到，比赛结果常常是由球队的财富和联赛的所有权规则决定的。
换句话说，选举帮助转移了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力，诱惑他们虚假地相信改变政府是实现政治变革的最有效方法，选民的非理性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给政治稳定带来的伤害。
越来越多的批评家认为，民粹政府的大众选举模式不能对政治精英问责，也不能积极回应大众的需要，不能限制富豪对政府运作产生过大的影响力。诸如协商式民意调查等机制，也许可以用来补充选举民主制，这种机制旨在形成更加知情的和经过思考的公众意见。
但只要选举被视为唯一的和主要的选拔“真正”决策者的方式，要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抗衡“富有的少数派暴政”就是困难的，甚至根本不可能。
选民共同体暴政
即使民主选举按照预想的那样顺利进行——选民是理性的、关心公共利益的，政策在总体上有利于选民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富有的精英群体——它还是一种有重大缺陷的政治制度。政治平等仅限于政治共同体的界线之内，界线之外的人则被忽略。
民选政治领袖的关注焦点集中在国民身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他们本来就是要服务于选民共同体的利益。可是，政府的政策不仅仅影响选民，它们还会影响非选民，比如子孙后代和外国人的利益。但在民主政治体制中，没有人代表非选民的利益。因此，如果选民的利益与非选民的利益发生冲突，选民的利益几乎总是占据优先地位。
民主化往往会强化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显著性，这将加剧与邻国的紧张关系，而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拥有更长的对非选民造成伤害的历史。比方说人权侵犯，系统性地使用体罚手段等。我们往往认为，这种侵犯手段主要是“非法”政权的行径，它们似乎根本不在乎遵守普遍的人权制度。最糟糕政权中的最糟糕者，往往就是这样的流氓政权，纳粹德国就是不讲道德的国家中最恶劣的代表。
但是，美国学者达赖厄斯· 里贾利指出，“某些民主国家已经将体罚合法化，视其为准合法的调查手段，或者虽然明文禁止但私下里却在悄悄地例行实施”。民主国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体罚形式，很少留下血腥的伤疤或看得见的痕迹，以回避公众的监督和问责，“现代民主国家的施刑者知道如何将嫌疑人打得失去知觉，却不留下任何痕迹。”
里贾利在他超过800页的著作里，罗列了民主国家在过去200多年里形成的种种形式的“不留痕迹的体罚”，从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和美国军队在越南使用的电刑，到以色列军队在占领区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身体折磨。
“民主国家体罚”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它往往是针对非国民采取的系统性做法。在古代共和国，体罚更加明确地与国民身份联系在一起，是专门用来针对奴隶、外国人和“野蛮人”的。在现代民主国家如法国，体罚自殖民地或战区出现，随后回流到宗主国。当今民主国家体罚的受害者不是奴隶，而是“街头流浪儿、无业游民、游手好闲者和非法移民，这些人被认为是邪恶势力的代表”。
换句话说（沿着里贾利没有明说的思路），民主国家的体罚往往指向那些被剥夺了投票权的人，因为没有人代表他们说话、表达愤怒、在民主制中为他们争取利益。有时候许多（甚至绝大多数）公民欢呼或者无声地支持那些似乎必要的不法行为，以便维持其民主的生活方式。
因此，选民共同体的利益与外国人或外国居民的利益之间，存在着理论上和现实中的紧张关系，而后者往往要为此付出代价。
这就是说，民主国家可以承受这个事实，即非选民常常会受到出自民意代表之手的不道德政策的影响，而这些代表的首要任务，是为选举他们的选民的利益服务。或许选举民主的“阿喀琉斯之踵”——真正导致其垮台的因素——是对被剥夺了现有选举权的子孙后代产生的负面影响。
竞争性个人主义者暴政
选举民主的特征之一，是政治权力的开放式竞争，大选是长期持续、紧张动员和全民参与的典型时期，对立的各方都使出浑身解数，寻求每位选民的支持。这样一来，选举民主往往会加剧而不是缓解社会冲突。
“负面选举造势”是大部分选举的特色，政治候选人和政党用虚假的指控抹黑选举竞争者，为的就是让选民厌弃对方。这种选举策略很泛滥，但也很有效，美国记者丹· 拉瑟（CBS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金牌主播）说：“负面选举造势策略就是管用！”
最糟糕的情况是，无论选举活动期间还是赢得选票之后，代表多数派利益的政治领袖都会追求民族和种族团结，同时压制少数族群。选举时的政治分裂会产生“身份认同政治”——投票支持某个政党，变成类似于部落身份认同的东西，正如在泰国发生的那样，社会两极化将使政体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在民主国家连谁是“人民”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话，那么内战的威胁将无处不在。
在更加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能轻易地被多数派投票剥夺或限制，但选举活动造成的恶果之大，使得理性求同存异几乎不可能。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强烈仇恨，让“妥协”与“和解”变成贬义词。政治群体之间的差异，源自人们对不同生活方式和“善”的概念所表达内容的不同理解，选举能够而且确实在强化这些差异。
这种方式就像将上法庭打官司作为处理家庭纠纷的首选一样，可能会破坏家人之间的和谐。托克维尔（19世纪法国政治学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说，参加选举政治的权力，让个人有胆量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积极行动。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同样正确的是，选举造成的分裂可能为政治领域之外的纠纷解决，树立了一个恶劣的榜样。
在自由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社会里，社会和谐的破坏可能成为意料之中的事：我为自己的利益，或者我所理解的公共利益而斗争，你争取自己的利益，最终最强的人取得胜利。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乐观的民主派提出了改善人们行为、促进社会和谐、关心他人的解决办法，却不去质疑一人一票的政治制度。
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政治候选人在通往选举胜利的道路上采取不当的手段。很少有证据证明，好心的政治理论家的论证，成功地推动了一种可以阻止竞争性个人主义洪流的政治对话。如果真有此对话的话，互联网的出现将为不负责任的卑劣政治话语泛滥提供方便，从而不必要地毒化社会关系。
作者Daniel A.Bell，加拿大籍国际知名政治学者，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苏世民书院教授，拥有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及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研究员。本文节选自其新作《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版），转载已获授权。文中为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感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