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金饭碗”成色几何？

一山

民国时人人都说银行职员捧的是“金饭碗”，那么这个“金饭碗”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
以交通银行为例，薪水按照职务性质与级别分别核定。上自总行经理、下至各分支行练习员（生），共分79级，月薪最高的有600元——当然，拿到这个数的都是金字塔的顶层，可谓凤毛麟角。
各处处长及分行经理这一级，算是高管了，月薪一般在两三百元。分行襄理、支行经理属中层精英，月薪低的一二百元，高的也可以拿到三百元左右。支行的股长、主任办事员之类，是每个银行不可或缺的业务骨干，资深的老员工可以拿到一二百元，低的只有四十元。
数量最庞大的普通员工，每月收入是25到35元。练习生每月有10~20元。
不过，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数据。随着整体收入的上涨，银行员工薪水也在水涨船高，一直与交行收入大致相同的中国银行，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普通员工收入就有了比较大的增长。
1934年加入中国银行的姚崧龄，在回忆录《中行服务记》里说：中行总管理处每年招考初出校门的国内外大学毕业生，其数目由十人至二十或三十人不等，视需要而定。录取后称“试用员”，“月支生活津贴国币（当时通用货币）100元。六个月试用期满，酌予补实为办事员，月薪国币80至160元。其他待遇，如房租膳食等津贴，与高级行员同”。
那时候中国银行每年还招考高中毕业生20至50人，取录后，称“练习生”。经过一年或两年训练后，成绩优良者，升级为助员。“练习生”由中行供给膳宿，月支生活津贴国币20元，助员月薪国币60元，其他待遇则相同。银行初级练习生的月薪，可以与同一时期小机关的高级职员相近。
单纯从薪水收入看，和抗战前国内其他行业比，银行职员虽然高一些，但也不是那么突出。
当时，上海华资工厂的中级职员，连年底所得的分红在内，平均有月薪三十元左右，小职员一二十元，练习生大约在十元以下。上海著名四大百货公司中的永安、先施百货，最普通的售货员月薪8～18元，加上公司供给的膳宿，每月实际收入不超过20元。
银行职员的收入，则因各银行而异。一般而言，“四大行”（即中央、中国、交通与农民四大国家银行）职员收入待遇，要优于一般的民营银行。如新华储蓄银行（是当时誉满上海的“南四行”之一）练习生的工资从8元起，一般办事员工资20元起。
民国时期的银行职位之所以被称为“金饭碗”，很重要的还在于其奖金福利制度。毕竟银行财大气粗，大多数时候，都属于盈利的行业，所以拿出来回馈、激励员工的钱，比多数行业要丰厚一些。
各家银行的奖金发放，要根据经营状况及本人表现，每年数额都不一样。交行的惯例是从每年营业净盈利中提出三成作为奖金，总处得1/3，各行得2/3，再根据“奖勤罚懒”原则分配到每一个人。奖金和福利不是平分，要根据考核结果发放，因此考核制度就很重要。每年年终，要上报考绩表，核定员工薪俸及奖励等级。评估主要看职员是否精明、诚厚、明达、谨慎、勤劳，以及实际办事能力如何。
考绩规定中，最可以量化的一项评价指标是，行员一年内的请假天数。按交行规定，行员三年请假不超过一个月的，可以给一个月的慰劳休假，再发给一到两个月的慰劳金。北京市档案馆存有交行北京分行1929～1932年的考核表，从中可以看到侯春华和于振锟两位职员，三年内都没有请过一天假，获得两个月慰劳假，分别得到相当于两个月薪水的慰劳金200元和320元。其他请假在一个月内的，则得到一个月慰劳假，还有相当于一个月薪水的慰劳金。
就当时的收入和消费水准看，银行员工的收入养家糊口还是基本可以保障的。1936年，一位名叫琰君的女行员回忆说：
“我的月薪去年是三十五元，今年加了五元成四十元。月进款除车马交际及另用之外，省俭些还可以多十五元。我把十元津贴家用，有时贴补了弟妹的医费。其余的五元，我把它立了一个储蓄户，存在自己的银行里，行员自己存，利息可以多一点。”
为了激励行员，有些银行还发行“同人股票”，只准银行内部职员转让，永久归本行职员所有。为使员工安心工作，解除其后顾之忧，有的银行则择地建造职工住宅，提供来回班车，让员工享受免费午餐。交通银行甚至为行员支付一定比例的养老金、退职金、病废赡养费等。
换句话说，民国时期银行职员只要正常工作，因失业而失去生活保障的可能性比较小。在那个时时动荡不安的年代，也许这才是“金饭碗”真正的含金量所在。
作者为学术期刊副编审，历史学博士，专治民国金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