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6月14日在上海举行，主题为：迈入新时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出席并演讲。他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防风险的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关键在于财税体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14日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整体来看，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是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只有通过财税改革才可以降低成本、推动新经济的增长。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徐忠：今天上午易行长介绍了大量金融改革方面的大量工作，是不是足够呢？杨主任已经回答了，仅仅依靠金融改革还是不够的。最近市场在讨论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去杠杆还是适度紧张的有利于去杠杆？近年来货币政策空间很小，2009-2016年贷款平均利率在下降，累计下降46.5%，但是利率下行同时杠杆上升，关键在于资产回报率下降更快。

未来一段时间围绕高质量发展和防风险，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关键在于财税体制改革。

整体上来看，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是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主要原因，经济动力迟迟培育不出来。劳动力成本来看，社保缴费使得用工成本太多，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历史欠账缺失政府财政没有偿还转制的成本。总之，只有通过财税改革才可以降低成本，才能够推动新经济的增长。

第二个角度，2017年宏观杠杆率上升得速度明显放缓，企业杠杆率159%比较高，但是实际上来说大量高杠杆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从杠杆机构来看问题在于政府杠杆比较高，根据IMF测算，2016年如果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62.2%已经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

第三个角度，道德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最大的风险点，财税改革滞后是当前财政风险金融化背后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由于中央财政地方关系一直没有理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政府权责划分不清楚，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扩张。其次，政府债务和非政府债务没有明确区分，地方债务当中一大块来源于中央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发债的收益率并非地方财政收益平衡债务风险的反映，而是对中央兜底的预期。

微观看，地方政府缺乏明确的约束，金融机构从来没有见过地方政府的破产。基于历史经验金融机构存在财政兜底的幻觉，地方政府债务刚性兑付扭曲了自身的决策。实际上来说，由于制度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如何破产，金融机构不知道如何执行地方政府破产，坏账如何处理，哪些地方政府资产可以弥补坏账损失。

我要得出的结论就是仅仅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足以解决高质量发展转型和防范金融风险面临的问题。

从实体经济来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需求管理政策只能用来解决短期问题，难以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采取流动性管理措施虽然有助于暂时缓解危机，但是也可能激发软约束主体继续加杠杆的道德风险。

从国际上来看，全球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常化，都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来说谁的结构性改革做得彻底就会在下一轮经济发展当中抢得先机，当前惟有利用好宝贵的改革创造期，激发实体经济内生动力，打破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有利于破解民营部门背后的一道玻璃门旋转门本身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财政改革怎么改？有这么几点：第一，落实国有资产社保措施；第二，改革地方税收体系，降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加快地方政府收入体系；第三，建立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举债体系，提高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匹配度；第四，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提高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和财政信息透明度；第五，探索地方政府财政破产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约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