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8年7月5日起，下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鼓励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运用定向降准和从市场上募集的资金，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实施“债转股”项目。支持“债转股”实施主体真正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治理，并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定向降准资金不支持“名股实债”和“僵尸企业”的项目。同时，邮政储蓄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应将降准资金主要用于小微企业贷款，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面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 首席宏观研究员 李奇霖认为我们需要新一轮定向宽松周期

我们在今年年初提到过。今年去杠杆的方向已经发生变化，去年我们的政策着力点是金融机构负债端，而今年，是金融机构的资产端。

回顾2017年的监管政策：一季度的资管新规内审稿，二季度的三三四检查，三季度的货基流动性新规及同业存单限制，四季度的商业银行流动性新规，我们可以发现政策的打击点主要集中在同业和资管，目的是要控制金融机构同业和广义基金负债的扩张。

当时的货币政策取向很明显，就是要维持和制造资金的波动率，不希望金融机构在平稳的资金预期下把金融杠杆又加了起来。

2017年该政策实施已取得较好的效果。存单与理财的同业套利空间基本消失，理财规模在一年时间里萎缩了3-4万亿，表内委外的代表项股权及其他投资项目同比增速也大幅下降了60%。

但到了2018年，监管的政策重心发生了偏移，对于负债端的新要求少了，但对金融机构的资产端监管确越来越严了。银信55号文后对信托通道的整顿，中基协禁止集合类资管投资信托贷款，委贷新规和资管新规收紧非标资产的生存空间等等。

在此背景下，5月社融大幅下降，增速下降为10.2%，市场对经济的韧性和强度因此也被重估，市场开始担心经济下行的风险和潜在的债务风险。我们看到5月无论是基建投资还是制造业投资还是消费数据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行，仅依赖地产投资增长10.2%的高增长托底，而地产投资高增长也是依赖于土地购置。

信用事件开始增多。据wind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6月，交易所与银行间信用债违约笔数已经达到了22笔，涉及主体14家。信托贷款等非标融资工具，从媒体报道披露的情况看，也有4-5家企业出现了不能及时兑付的情况。

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可能正处于五年来的顶峰。一是企业自身创造现金流的能力不足，内部周转困难，对外部融资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二是外部融资收缩，渠道受阻让本来压力较大的企业现金流断裂；三是债务到期压力加剧，2015-2016在大资管扩容的时候，不少发行人以3年期或3+2期限的债务融资 ，到了2018年开始，这些债务都到了偿债高峰，2018年前五个月，仅看信用债到期偿还量（以中票+短融+剔除银监ABS后的资产证券化+企业债+公司债为统计口径），月均规模就已达到4300亿，是2014年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