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上午，在石景山区的北京·银行保险产业园举行的第二届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提出，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条件下，激励的财政政策，要兼顾扩大内需和调结构的双向兼容。其中，减税降费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例子。

他表示，以往的减税降费侧重是需求效应和总量效应，但是这次加强结构效应和供给效应方面的调整。比如，减税降费要求有明确的主体。往年注重总量效应和需求效应的时候，减税是企业、个人综合起来减的。通过减税，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或者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收入增加一定会带来总需求的增长。但是今年的减税降费，主要是给企业减税，给实体经济减税，这是完全不同的。

具体减什么税？高培勇进一步解释称，往年，我们减税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而今年减税降费的主要目标是增值税。为什么呢？因为给企业减税降费目的是给企业降成本，而不是给企业扩需求，减税的重点一定要放在和企业的成本相关的税种上。哪一种税和企业的成本密切关联？任何产品的价格构成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它的具体成本，原材料投入成本和人工成本，二是流转性税费，三是利润。这里，流转性税费，特别是在中国，就作为国家减税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