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3万字解析何鸿燊家族传奇：赌王故事能否继续

据央视新闻报道， 5月26日，港澳知名爱国企业家、第9届至第11届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8岁。

被誉为“赌王”的何鸿燊可以说是澳门的标志性人物，无论家族还是生意，均与澳门息息相关、关系深厚。这位叱咤港澳、名扬海内外，影响力遍及全世界的巨富，不但因富可敌国而出名，也因经营具有争议性的博彩业，以及妻室子女成群等备受关注。

对于何鸿燊的传奇人生，及其家族的故事，尽管常有报道，学术与半学术的研究和分析也为数众多，但总是难以令人满意，不是太过流于表面、欠缺分析，就是出现资料不全、观点偏颇等问题。

事实上，何鸿燊应该是家族发迹后的第三代。何鸿燊出生于香港的巨富家族，他的父亲何世光渴望摆脱父荫色彩，能够比上一代更成功，结果却落入了别人的圈套。不但掉进“输身家”的险境，更是不得不避走他乡，这也影响了何鸿燊的人生路。幸而何鸿燊日后力挽狂澜，让家族东山再起，而何鸿燊能够中兴家族的关键，除了他个人的胆色与才智外，家族的人脉关系也不容忽视。在众多财富家族富至二三代时不幸滑落，然后却能中兴，甚至缔造出繁盛景象的例子中，何鸿燊的故事无疑最受关注，也颇具参考价值。

《何鸿燊的百岁人生与家族传奇》 原连载于中国经营报社主办的《家族企业》杂志2019年8月刊、9月刊、10月刊。

买办家族的崛起

单从外貌，不难看出何鸿燊是欧亚混血儿，这是香港开埠后华洋交往频仍的结果。尽管当时的英国殖民统治者采取种族主义政策，视自己为优等种族，在华洋之间竖立藩篱，但毕竟无法隔绝男女接触交往。

何仕文 (C.H.M. Bosman)

何鸿燊的曾祖父是欧洲人，名叫何仕文 (C.H.M. Bosman)，他在香港开埠不久后，就远渡重洋来到东方经商，与华人女子施氏生下被形容为“无根一代”的何东、何福等混血子女 (Smith, 1983)，但却因为没有婚姻关系，他离开之后，留下子女由施氏独力照顾。母子相依为命，一众混血子女无论行为举止、语言思想等与一般华人无异，长大后更因被母亲送到刚创立不久的西式学校 (皇仁书院) 求学，成年后因缘际会下走上了买办之路。需要指出的是，早年因混血儿受到华洋主流社会排挤和歧视，他们只能组成自己的群体，而且大多只能在自己的群体内通婚，加上他们大多入读皇仁书院，所以形成一个纠缠重叠的网络。

所谓买办，是指受聘于洋行，代为负责一切对华事务，包括管理华人员工、与中国政府接触交往，甚至搜集商业情报、交收货款及银元汇兑等等的人士。他们在角色上具有“既仆又主”的特质，其收入不只是薪酬、佣金，更有不同层面与生意往来关联的隐性收入。

后排左一何福（何鸿燊祖父），前排中何东（何鸿燊祖伯父）、前排右何甘棠（何鸿燊祖叔父）。

自何东、何福担任怡和洋行买办致富后，他们就安排其子侄、姻亲及其他混血儿到不同岗位或不同洋行中担任买办，同时自己又经营不同生意，开辟财源，形成一个环环紧扣、互相依靠，而且一荣俱荣的买办及营商网络。

这个买办家族的核心，当然是何鸿燊祖父、祖伯父、祖叔父三人，他们先后以“兄退弟上”的方式轮流出任怡和洋行总买办一职，紧紧握着英资大行的核心业务；外围则由其他家族成员、姻亲与混血儿等构成，他们分掌不同部门或是担任不同洋行的买办：如何鸿燊的外祖父罗长肇及姑丈张沛阶是怡和洋行助理买办、父亲何世光及叔叔何世杰为新沙逊洋行买办、其兄何鸿邦是汇丰银行买办、伯父何世荣与何世俭为汇丰银行买办，叔叔何世耀及何世华为有利银行买办；至于姻亲，如姨丈公黄金福出任香港九龙货仓买办、表舅公谢诗屏任大西洋银行买办、表舅父谢家宝则出任日本邮船公司买办等。整个家族构成一个生意无孔不入、人脉网络四通八达的圈子，紧紧地控制了香港商业与经济的命脉。

更加不容忽略的是，何鸿燊的祖父何福在1913至1924年间获港英当局垂青，被委任为定例局 (类似今天的立法会) 议员，这是当时极少数能参与政治的华人，地位极为显赫，也为家族带来更大影响力。何福之后，祖伯父何东的女婿罗文锦不但担任立法会议员，更出任行政会议员，政治权力更大，进一步说明何鸿燊家族的财雄势大，这在当时的香港实在无出其右。

父辈贪念入骗局 家道中落

何福一脉分家后的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受国际经济大环境恶劣的影响，无数香港中小企业陷于经营困难之中，作为香港龙头企业的怡和洋行也难独善其身，呈现外强中干之势，因此牵动了家族与洋行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说法是，怡和洋行众大班眼见公司业务发展停滞，而担任买办的何氏家族却从不同生意与投资中获利丰厚，非常眼红甚至滋生了猜忌，怀疑何氏众人欺上瞒下，暗中“吃掉”公司利益。据说，就是在洋行众大班对何氏的不满与不信任下，主导了一场“怡和股票骗局”，令何鸿燊父亲何世光在这场被称为“天仙局”的骗局中“倾家荡产，家道一夜之间衰落”。这种现象当时在其他洋行中也有出现，例如太古洋行的大班，便怀疑其买办莫氏家族吃掉利益，双方曾因此在二三十年代闹出纠纷，最后要莫氏家族“赔偿”洋行损失。

综合各种资料，这场“骗局”发生在1932年，当时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和叔伯们 (何世耀和何世亮) 均为怡和买办。某日，何世亮进入洋行大班的办公室讨论公事，但办公室内空无一人。何世亮“意外地”看到怡和洋行大班的私人信件，内容与怡和洋行股票内幕有关，从日后发展估计，他看到的内容，应是怡和洋行内部决定大量注资，购入公司股票。这意味着公司的股价将会出现大幅上扬。

何世亮如获至宝，觉得是个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便与感情较深厚的众兄弟—身为汇丰银行买办的兄弟何世荣 (自幼过继给何东)，以及同在怡和洋行任买办的何世光和何世耀商量，决定倾囊买入怡和洋行股票，甚至不借举债，以待股价上涨后获取暴利。然而，当他们倾尽家财大量吸纳怡和洋行股票后，却发现股价不但没有如期上升，反而江河日下，之后更发觉那封信原来是怡和洋行精心策划的假文件，故意让何世亮看到，引诱何氏兄弟买入怡和洋行股票，转移洋行经营不善带来的损失，而怡和洋行股票急跌则令何氏兄弟在这场投资中负债累累。

结果，由于不堪债务，何世耀一病不起、含恨而终；何世亮自寻短见，在家族位于大潭水塘大宅内吞枪自尽。至于何世光虽抛售名下物业，但仍资不抵债，最后选择远走他乡。据说他带着部分子女逃往越南西贡，只留下太太及何鸿燊等年幼子女在港。相对幸运的是何世荣，因为他并非怡和买办，加上参与角色不重，又有何东默许承担债务，因而避过一劫。

无论实情如何，父亲何世光一走了之的时候，何鸿燊大约只有13岁，即使生活仍无忧，衣食无缺，只是由大富变成中富而已，但怡和事件始终因何世光而起，家族中甚至有人因此丧命，加上欠债“跑路”的不光彩举动，累及他们一家大小，人前人后难免遭白眼甚至当面侮辱。

何鸿燊经常说起家境落魄时的一个故事：他少年时有蛀牙，找当牙医的亲戚补牙，但却遭到奚落，亲戚说：“没有钱，走吧！补什么牙呢？干脆把牙齿全部拔掉算了。”这些冷言冷语对正处于敏感青春期阶段的何鸿燊而言，一定伤害甚深，才会让他到老仍耿耿于怀。

经历家庭巨变的何鸿燊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激起了拼搏心与不服输的精神，立志努力读书，子为母张，中兴家族。他以优异成绩完成中学课程，并考入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香港大学理学院。相信他那时的人生计划，或许只是渴望走上专业之路，未必会投身商界。可是1941年，还差一年便大学毕业的他却被迫辍学。这一年日军侵占香港，港督杨慕琦投降，香港大学也停办了。原本仍在努力应付考试的何鸿燊只好决定离港赴澳。或许那一刻他也估计不到，这个决定竟彻底改变了他个人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成为他中兴家族的转折点。

转投澳门求突围 第一个一百万

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门，幅员及人口虽较香港更小，因葡萄牙处于中立位置，避过了日军的炮火摧残，能维持和平，经济也能继续发展。澳门成为无数民众的避难所，何鸿燊与祖伯父何东也是众多避难者中的一员。

据何鸿燊所言，当他赴澳时身上只带了10块钱，算得上是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发达的本钱。但他那时才20岁，年轻力壮、志大气盛，渴望能有一番作为，凭自己之力中兴父亲一房。或许就是这种面对困局绝境却不怕输的气势，让他打出一片新天地。

当时澳门各方人物云集，虽然四周烽火连天，但澳门商业贸易仍然活跃，博彩娱乐也盛极一时。战时营商环境虽然恶劣，但懂灵活变通又敢于冒险者，自会找到空间与机遇获得突破，何鸿燊的起家也是如此。在祖伯父何东的美言和担保下，他利用教授英文的便利，逐渐打开了澳门的人际网络，不久即获邀加入联昌公司。

联昌公司是当时澳门最大的贸易公司，主要从事米粮、棉纱和桐油等贸易。何鸿燊这样说：我当上了 (联昌) 公司的秘书，因为我通晓化学知识，而且他们知道我可以信任—我是何东爵士的侄孙。

何鸿燊说得十分清楚，何东侄孙的身份是各方股东信任的重要一环，所以他才被各方认可，掌握整家公司营运的大权。可见何东的名声、关系或推荐，对于何鸿燊初出茅庐时的助力，实在不是金钱能比，让他可以向社会上层攀爬，结识显赫人物，争取其信任，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人脉和网络资本。这些看不见的无形资本可谓价比黄金，其所能发挥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

当然，打铁还靠自身硬，如果何鸿燊没有才干，不但不可能获得祖伯父何东支持，也不可能获得其他人的赏识。何鸿燊本人既表现出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又有立志在大时代发大财的魄力与斗志，所以能够迅速上位。对于有才干、有能力的人而言，哪怕只是一言一语的鼓励，或是一个提醒与一次扶持，就能令其受用无穷了。

资料显示，担任联昌公司秘书后的何鸿燊，凭着过人胆色、卓越才干与领导能力，在那个四周炮火隆隆、政局波谲云诡的年代，身先士卒，哪怕碰到生命悬于一线的困难险阻，均能做出准确的决定，化险为夷，令生意不断取得佳绩，为公司带来极丰厚的回报，他不但获得老板赞许、同辈佩服，更奠定了个人江湖地位，让不少人对他刮目相看。

何鸿燊对Clementina一见倾心，展开热烈追求，最终赢得美人芳心，于1943年共结连理。Clementina后来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黎婉华，她婚后诞下一子 (何猷光)、三女(何超英、何超贤、何超雄) (见何鸿燊家族树图)。通过与Clementina结缘，何鸿燊打进了上层土生葡萄牙人的圈子，大大拓展了他的人脉网络，并登记成为澳门居民。

按传统说法，黎婉华很有“帮夫运”，她过门不久，何鸿燊由联昌公司秘书提升为合伙人，由“打工仔”变成了老板，不再只依靠一份工资，而是可以分享公司盈利。到1944年底，据何鸿燊本人回忆，那时23岁的他已赚得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元”。要知道，当时的一百万元与今天的一百万元价值上可谓天差地别，实在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财富了。

资本扩张“翻筋斗” 第一个一千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澳门失去了“特殊地位”，生意环境骤变。尽管如此，已非吴下阿蒙且腰缠万贯的何鸿燊，利用新环境中的发展机会，尤其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与资本，继续扩张，令身家财富不断攀升，事业节节上扬。

综合各种资料显示，战后，何鸿燊一方面与何善衡合伙，组成 “大美洋行”，主要从事转售战后物资生意，包括经营疋头绒口(纺织品)、燃料、五金及化学原料等进出口贸易。与此同时，他还成立了一家船务公司，购入一艘载客量达300人的现代化轮船，经营香港与澳门之间的客运。

已经坐拥巨大财富的何鸿燊，生意投资自然不会只局限于澳门，开始着意发展潜力更巨大的香港，做出更积极的投资。战后的香港，由于大量难民涌入和资本家云集，房地产市场尤其炽热，生意目光锐利的何鸿燊，自然也投身其中，与友人合伙成立了利安建筑公司，兴建楼宇，进军地产业。

按何鸿燊本人的说法，他会像孙悟空“翻筋斗”般，让个人财富“翻它几番”，当中的学问及详情，虽说只有他能了解，但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泄漏了当中的一些窍门，他这样说：

充分利用资本要靠银行支持，做地产不靠银行便没法做。我做地产时很有信用，跟银行借钱照例早还，从不迟还。钱银过手时，人家的钱要尽快还给人，千万不要拖泥带水，所以银行信任我。

自成立利安建筑公司进军地产业后，何鸿燊利用银行信贷的资本，借力打力，开拓更大生意门路，进入利润更大的市场。而他重视个人信誉，借钱只有早还，不会迟还的作风，自然有助于他建立名声与信誉，在争取更多及更好银行资金支持方面创造良好条件，所以能在房地产发展方面取得不错成绩。

正是凭着这种“以钱借钱”、资金能迅速回笼的投资窍门，何鸿燊不断开拓，生意规模自然越做越大，个人财富也不断膨胀。大约到了1958年，那时他只有37岁，据他本人的说法“已经有一千万身家”了。

可以这样说，二战后的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和澳门无疑又进入另一个极为特殊的发展时期。在那个背景或气氛下，港澳居民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对此，何鸿燊似乎看得淡然通透，觉得时局不安、风险甚高，反而是生意能有大利的最好指标，所以采取了更加进取的策略，利用银行借贷的资金，支持房地产和建筑的生意开拓，让港澳两地的生意不断取得突破，成为港澳一位炙手可热的重要人物。

登上赌王宝座

让何鸿燊名扬四海的，不只是身家财富连续获得爆炸性增长，更是跃升为“赌王”。资料显示，澳门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已实行赌博彩专营政策。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傅老榕和高可宁组成的泰兴公司夺得了澳门的博彩专营权，掀开了澳门博彩业的新一页。

其时，被坊间称为“赌圣”的叶汉一直想竞投澳门博彩专营权牌照，但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04年生于广东新会江门的叶汉，据说自幼好赌，通晓博彩绝技，曾任职于傅老榕的博彩公司，但后来两人反目。虽然叶汉曾四处寻觅开赌地方，但最终还是聚焦澳门，即使是要与旧雇主“硬碰硬”对撞。对于竞投博彩专营权牌照，一来叶汉财力不足，二来澳门人际关系弱，三来没有葡萄牙籍身份，不符合持牌基本条件，所以叶汉通过叶德利的关系，找到了何鸿燊—叶德利的妻子是何鸿燊胞妹何婉婉 (《十姑娘回忆录之与魔鬼抗衡》，2007)，也有资料认为叶德利和叶汉应有亲属关系，两人在四五十年代曾在越南相识，并曾与何鸿燊父亲何世光有接触交往—叶德利曾租用何世光在当地的赌场。对于叶汉的提议，何鸿燊当然很有兴趣，但觉得自己财力不足，于是找上了皇仁书院同窗霍英东，大家合伙参与竞投，与傅、高两家的泰兴公司一较高下。

自1962年取得澳门博彩专营权这项偏门生意后，何鸿燊、叶汉、霍英东、叶德利等人大量注资澳门，兴建赌场、酒店及码头等设施。由于业务需要，何鸿燊自然要花大部分时间在澳门，打理业务。虽然业务开展之初曾碰到不少困难挑战，如生意营运协调欠畅顺及黑势力威胁绑架其家人等等，但最终均一一解决。

众所周知，澳门早年的旅客和赌客绝大多数来自香港，多以水路进入澳门。自战后就已开始经营港澳渡轮服务的何鸿燊，自然不会放过这只会生金蛋的鹅，于1964年大举增加投资，引入新式水翼船，提升服务质量，缩短往来两地的交通运输时间。两地交通运输的改善，自然吸引更多旅客到澳门，进而刺激博彩业。可见何鸿燊由交通运输入手的大规模投资，收到了一举多得之效。

不过，何鸿燊的赌王之路也非一帆风顺。“澳娱”取得博彩专营经营权后，领导大权其实落入年纪较长、对赌博极为熟悉且在赌坛甚有地位的叶汉手中，何鸿燊只能屈居其下。由于叶汉年纪较长，仍是老派江湖人的作风，所以无论是业务推广、管理及服务支持等，均被认为跟不上时代变化，与何鸿燊的管理风格更是格格不入。此外，二人都有不甘居于人下的性格，所以双方的矛盾日渐积聚，最终出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斗争格局。

合伙经营博彩生意之初，由于何鸿燊对行业认识不多，居于次席，事事听叶汉指挥也心甘情愿。但随着时间推移，当他迅速掌握了博彩业各种窍门和细节后，自然希望增加主导权。尤其当他觉得叶汉那一套管理方法已不合时宜时，矛盾和争执骤起。一开始，大家仍然觉得这只是属于可以磨合的小问题，可是日积月累，分歧不但没有变小，反而日渐扩大，因此便有了在明在暗的较劲。

由于何鸿燊在发展澳门生意的同时，也兼顾香港投资，港澳渡轮服务更因博彩生意而发展迅速，因此利润十分丰厚；而从港英政府手中获得港澳码头地皮，更是发展上的里程碑，壮大了公司实力。到了70年代初，面对香港股票市场突然开放的重大机会，何鸿燊与重要股东霍英东等商量后，决定将公司重组为信德企业，于1972年上市集资，吸纳公众资本推进业务，让公司得到更大发展。

有了更丰厚财富的何鸿燊，自然不能容忍居于叶汉之下。要论赌桌上的功夫，叶汉确实比何鸿燊高明，但论人事与权力斗争，何鸿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不用说主要合伙人—叶德利 (何鸿燊妹夫)和霍英东 (何鸿燊皇仁书院旧同窗)—是何鸿燊找来的，与澳葡当局及土生葡萄牙人的关系又是他的强项。两人对“澳娱”的争夺战在1974年进入白热化阶段。

何鸿燊母亲冼兴云于1951年去世，享年62岁。1975年，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去世，享年87岁。何世光于20世纪50年代返港，但一直极为低调。何鸿燊先办理好父亲后事，将父亲安葬于家族昭远坟场，与过世多年的母亲同椁之后，才专心致志全面进攻，争夺“澳娱”控制大权。

到1975年，叶汉察觉到控股权与管理骨干等均已归于何鸿燊，自己优势不再，于是便顺水推舟，以自己年过70，应该退居二线为由，体面地“退位让贤”，将“澳娱”的领导大权交到何鸿燊手上，由他主力管理新葡京。至此，何鸿燊才真正地登上了赌王宝座。叶汉于1982年才完全退出澳娱，并将手上持有的10%股份作价3亿元转给了郑裕彤。

在何鸿燊带领下，“澳娱”出现了新的发展格局 (黄霑， 1981；冷夏，1994；杨中美，2001)。不过，叶何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其实仍未完全终结，如叶汉曾伙同其他商人参与澳门博彩专营权牌照竞标、创办赛马车会和公海赌轮等。直至1997年5月7日，92岁的叶汉去世，何鸿燊亲往吊唁，两位新旧赌王的恩怨才终于画上句号。

从1934年父亲“跑路”越南的家道中落，到1941年底何鸿燊转投澳门开展事业，赚得第一桶金，发展包括贸易、运输及地产建筑等生意，令个人财富不断飙升，之后染指博彩生意，成功获得博彩专营权，从此财源滚滚，1975年登上赌王宝座标志着何鸿燊人生事业的高峰—何鸿燊在这40年间走过的道路，无疑极为曲折传奇，成就非凡突出。尽管如前文提及，家族 (尤其祖伯父何东) 的名声、地位、人脉关系及道德资本等曾为何鸿燊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支持，但父亲的一走了之与家道中落的挫折，从某个角度看又可能是激发何鸿燊上进的极重要因素。所以有分析者指出，何鸿燊父亲的不幸，可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真实反映。

从这个角度看，当家族处于逆境困窘之时，若能化悲伤困苦为力量，激发子女斗志，并做出积极正面的努力，难保不会转弱为强，何鸿燊为家族带来中兴，吐气扬眉，实在是很好的说明。

添丁进口，家族关系日趋复杂

有关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由贫而富、家大业大后的何鸿燊自然也不例外。资料显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改革开放刚迈开脚步而何鸿燊的年纪就要迈入一个甲子之时—何鸿燊便开始被记者追问传承接班如何安排的问题，他那时回应，希望过了55岁就能退休（《南华早报》，1989年2月13日）。至于有关如何安排接班的问题，他的答案则如不少巨富家长一样，尤其表现出开明无私一面。他曾这样说：

我是中国人，我有传宗接代的思想！不过，做生意就未必，我绝对不相信父传子这种方式，已经不合潮流。香港已经有两宗父传子的生意因此而玩完（完蛋）！我虽然重视儿子，但分家产时，儿子分两份，女儿也有一份。不算偏心啦！

何鸿燊在另外一些场合接受访问时也曾表示过“不相信把事业一代传一代这回事”，反而认为“有4000多人在为我们工作和依靠我们，我们有责任选一个最有才干的人来管理事业”。这样的回应深得不少人欣赏，觉得这样做才能更好地促进家族企业发展，成为社会前进的力量。

以下则是相关评论的例子：

现在（1978年前后，当时何鸿燊年约57岁）他已想到退休，也许四年后（即过了60岁）就退休，但退休是不容易的，他几天不工作就会觉得不舒服。何氏热爱工作，这点不容否认，不过，退休这一天是不可避免的。他体内到底有中国人的血液，他那西化的脑袋里始终保留一点传统的思想 （例如他反对女人干预男人的业务，原注）。那么，前面有关事业继承的那段话就有些费解了。我们时常在报章上看到“霍英东和他的儿子” 的消息，但很少见人提起何鸿燊和他的儿子，何氏并非没有子女，假如他真的能够摆脱香港一般大生意人的传统（不管为了什么原因，原注），将事业交给最有才干的人，那算是别开生面了。

然而事后看来，当时坊间的观察与评论明显言之过早。他们或者也没深入了解何鸿燊诸子女的年龄及内部关系，只是单凭未见其子女进入公司参与管理，而他本人又说出了“不相信父子相传方式”的话，便一厢情愿地以为他真的不会父子相传。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镁光灯以外的事物上，尤其是家族与亲人关系上，就不难了解何鸿燊那时实际行动与公开说的话之间其实并不一致。

现实是，任何传承安排都不能从表面来看，更不能只从传授一方来思考。因为传承是一个多方互动的过程，会牵动整个家族不同成员的关系与情感。对于事业和财富不断攀升的何鸿燊，显然同时面对着日见壮大的家族，以及日趋纠缠复杂的家庭关系。

据何鸿燊接受黄霑访问时透露，黎婉华嫁给何鸿燊十年后（即1953年左右），“忽然染上奇病”，即使请了中外名医诊治，也没法根治，她的身体日渐消瘦，而且“需要特别护理”。黎婉华所患的怪病不但令她绝迹人前，无法陪伴何鸿燊出席社交场合，更影响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当然也包括了传宗接代的问题，黎婉华的命运也从此变得坎坷。

1957年，何鸿燊向黎婉华提出纳妾要求，因为当时港澳地区仍沿用《大清律例》，所以有能力的男人可以纳妾，而何鸿燊的祖父、祖伯父、祖叔父等也都是一妻多妾。他这样说：

我不是不爱他，我到现在一样很爱他，不过，就算我爱他也不能一辈子做个和尚。而且有的时候好多应酬，有男又有女，我就整天一个人，这样不好。

据说，蓝琼缨生于1943年 （与何鸿燊年龄相差22岁），在1957年被何鸿燊纳为妾室时只有14岁左右。有关蓝琼缨的年龄、样貌和为人，何鸿燊本人提及时曾说：“她很早就嫁给我……她人长得漂亮，又对我非常好！”。蓝琼缨过门后居住在香港渣甸山大宅，与黎婉华分开。到了1962年，黎婉华为何鸿燊再诞一女，是为何超雄。同年，蓝琼缨也诞下一女，是为何超琼。之后，黎婉华再没生育，蓝琼缨则先后诞下何超凤、何超蕸、何超仪及何猷龙，共育有一子四女。人口多了，家族关系复杂了，但男丁却只增加了何猷龙一人，到1976年才出生。这显然未能满足何鸿燊渴望多要儿子的愿望—哪怕他对黎婉华和蓝琼缨均赞不绝口，时时刻刻“爱不离口”。

同样受到巨大打击的，应该还有与何猷光感情深厚的胞姐何超英。生于1946年，比何猷光年长两岁的何超英，青年时留学英国和瑞士，回港后于1975年嫁给香港“傧仪业大王”萧明之子萧百成，这段婚姻被视为“强强结合”，风光一时无两。可惜，婚姻维持不久，便因丈夫传出婚外情而离婚，胞弟又在这个时候因车祸去世，双重打击下，何超英情绪极度低落，甚至有指她患上精神病。后来，她带着不到3岁的女儿（萧玟铮） 离开香港，在葡萄牙等欧洲各地开始旅游式生活，为时十多年。在很多人心目中，这种生活或许非常浪漫，但也可以说是到处流浪，居无定所。黎婉华在经历丧子之痛的同时，又目睹长女失婚、情绪失控，人生掉进低谷，因此她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

另一方面，蓝琼缨的人生也出现重大变化。蓝琼缨在何鸿燊授意或安排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带着她所生的子女，移民加拿大，在多伦多高角街 （Highpoint Road） 购入豪华大宅作居所，年幼的子女就在加拿大上学。

原来，何鸿燊看上了黎婉华身边的私家看护陈婉珍，那时，生于1954年的陈婉珍已年过30岁。一开始，何鸿燊与陈婉珍的恋情并未曝光，但终究纸包不住火。何鸿燊在20世纪80年代末公开了两人的关系，确认了陈婉珍三姨太的位置。陈婉珍为何鸿燊生下一子 （何猷启） 两女 （何超云、何超莲），让家族人丁进一步兴旺，只是，让何鸿燊念兹在兹的儿子不过由一名增加至两名而已。

若将1946年出生的长女与2000年出生的幼女相比，她们的年龄相差达54岁，在千禧世纪里，这无疑属于极为罕见的现象。在这样一个一妻三妾六子11女、年龄差异巨大的大家庭里，家人关系与纠结必然会变得更复杂难解了。

香港澳门进入回归过渡期时，何鸿燊家族的结构与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家族掌控的各项生意也有重大发展，甚至不断扩张。即使何鸿燊此时身体仍然健康，个人江湖地位及社会名声尤其显赫，但应酬、事务繁重，无暇分身，促使他不得不认真落实传承接班计划。当时黎婉华所生的长女何超英因婚姻破裂出现严重精神问题，移居海外，何超雄及何超贤则对加入家族生意没兴趣，再加上黎婉华健康不佳，无法为女儿们争取或作任何长远安排，所以未见黎婉华所生女儿参与家族企业。而此时陈婉珍和梁安琪的子女尚幼，何鸿燊将蓝琼缨所生的女儿何超琼挑选成为接班人，开始为企业领导与管理交接做实质准备。

先说企业生意上的重大发展。尽管是非较多，但澳门博彩业的生意收入稳定、利润丰厚，进入20世纪80年代，“澳娱”仍紧紧抓着专营权，无人能挑战，何鸿燊头上仍旧戴着“赌王”桂冠。因为生意属专营，又没有够实力的挑战者，因此生意上的创新或开拓并不多，在某程度上甚至出现固步自封的情况，直到澳门回归，博彩业开放，才有了脱胎换骨的重大变化。

家族另一生意旗舰是信德企业。自1972年上市后，公司除了1973~1975年香港经济严重衰退期之外，其他时间均表现突出。20世纪70年代末，公司取得港澳码头地皮，斥巨资兴建公司的招牌商业大厦— 信德中心。经过不断的建设，到1986年，东西两座、楼高40多层的信德中心终于落成启用，成为香港岛上耀眼的地标建筑。由于中心所在位置有港澳码头、港铁站，又处于隧道出口，交通四通八达，因此中心落成后价格大涨，为公司带来极可观的收入，信德企业也在1987年成为表现最佳的上市公司，将公司的发展推上另一重要台阶。

信德企业节节上扬之时，何鸿燊早年已经染指的澳门电力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重要变化。创立于1910年的澳门电力公司（Macao Electric Lighting Co. Ltd.简称Melco），主要业务虽是为澳门提供电力，但公司总部却设在香港，主要投资者也来自在香港及澳门均有投资和生意的家族。该公司的股票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在香港交易所交易，到了1972年，公司改组，部分电力业务转回澳门，其他业务如餐饮旅游及房地产等，则继续留在香港，并维持上市企业身份，何鸿燊也成为大股东。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司改名为“新濠国际发展” （Mel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并与信德企业合作，共同在港岛半山发展地产，兴建豪宅，在地产市道持续上扬的情况下，业绩大有表现。

就是在这样左右开弓的情况下，工作量超负荷的何鸿燊开始安排女儿何超琼接班。生于1962年的何超琼，从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 （Santa Clara University） 毕业后，先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之后加入善美电子成为董事，同时还负责打理母亲蓝琼缨所有的公司业务，积累工作经验。1987年前后，何超琼被父亲安排进入信德企业工作，登上传承接班的新台阶。

上世纪九十年代，港澳进入后过渡期。澳门因社会治安较差，大大影响了旅游及博彩业，经济低迷。而仍然握有博彩专营权的“澳娱”业务也不太好，收入减少。相对而言，香港社会稳定，经济也相当热络。信德企业与不少华资企业秉持一贯的“留港建港”宗旨，进入后过渡期。澳门因社会治安较差，大大影响了旅游加大投资，促进香港经济发展，其中最吸引市场目光的举动就是斥巨资购入位于香港岛中西区半山薄扶林道石塘咀的大片地皮，与新鸿基地产及新世界发展等兴建香港岛中西区著名楼盘宝翠园，该项目完成后成为该区的地标式私人屋苑，为公司带来巨大利润。

新濠国际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也有不少重大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93年信德企业通过进一步注入资本将其纳为附属公司，让两家企业发挥更好的协同效应。有了这样强大的资本后台，新濠国际发展收购了香港仔饮食企业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获得经营香港仔两家重要餐馆—珍宝海鲜舫及太白海鲜舫—的权益。到1996年，新濠国际发展又进行业务与投资重组，最后采取资产换取控股权的方法，与信德企业达成了控股互不隶属的约定。从此，新濠国际发展不再是信德企业的附属公司，而是走上了独立经营之路，但大股东仍是何鸿燊家族。

事实上，对于何超琼来说，20世纪90年代也是她迈出接班步伐后在不同业务发展与管理中学习的人生重要阶段。1990年中，何超琼宣布与“爱国船王”许爱周的孙子许晋亨订婚，并于1991年1月结婚摆酒。喜宴在凯悦大酒店连摆三天，粤港澳台名人及海外亲友均来道贺，人数达2000多人，极尽豪华。婚后的何超琼并没有留在家中，或是很快生儿育女，而是在短时间暂停工作后，于1994年重投事业，继续沿着接掌父亲企业重担的道路前进，期间当然亦有不少突出表现。

毫无疑问，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澳与何鸿燊家族，均出现巨大发展与变化，期间危机、挑战和机会更是繁衍相生、交叠出现，能够应接得住往往成为胜败关键所在。与港澳进入回归过渡期相似的是，何鸿燊家族控股的企业也进入了领导权交接期。那时的何鸿燊早已“登六跨七”（即过了60岁进入70岁），一般情况下，这已经到了不能不传承接班的时候了。可是，无论是健康、生意、婚姻或家庭生活，何鸿燊却是越活越精彩，不仅个人财富不断攀升，家族规模也持续壮大。虽然他亲自安排的何超琼已迈出了接班的步伐，但大权仍在何鸿燊手中。

传承变阵

富豪们的长寿的确给传承接班带来好处，如有更充裕的时间培训接班人、遇到突变也能出面稳定大局。不过，凡事有利亦有弊，创业者长时间把持企业，也会带来不少的挑战及问题，何鸿燊的情况也是如此。如他当初选定的接班人何猷光突然去世，令原来的传承安排生变，幸亏他当时仍身体壮健，可以稳定大局再作绸缪。但他年老时仍精力充沛，不甘寂寞再纳妾室，结果不但妾室们与他年纪相差甚远，诞下的子女年龄上也与兄姐们相距极远，又是同父异母，自然大大改变了家族结构与关系，让继承问题变得更纠缠复杂，容易滋生各种环环相扣的矛盾，埋下更多不稳定甚至争执冲突的种子。

进入新千禧世纪之后，一方面是港澳经济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家族关系出现变化，何鸿燊所面对的，又是一种危机、挑战与机遇相伴的局面，让他无法停下脚步。20世纪末，香港和澳门先后重回祖国怀抱，同时亚洲金融风暴冲击港澳两地的商业与经济，因此生意投资遍布港澳的何鸿燊需要做出各种应变与筹划。另一方面，一些年幼的子女们也已长大成人，促使他必须认真思考传承接班问题。

与此同时，蓝琼缨幼子何猷龙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商学院毕业，与胞姐何超琼一样在投资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了解国际金融资本运作。之后，他曾染指当时方兴未艾的互联网生意，结果网络泡沫不久破灭，何猷龙虽有损失，却学到了不少经验。2000年底，年届24岁的何猷龙迎娶维他奶创始人罗桂祥孙女罗秀茵（罗友礼女儿）为妻，这段婚姻同样是“强强结合”，当时何鸿燊已年近80，甚感“老怀安慰”。这次婚礼另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许晋亨曾来帮忙，并与父母亲一同到贺，这显示出许何两家的关系并没因许晋亨与何超琼婚姻结束受到影响。

何猷龙已经在外边企业中实习了一段时间—期间有打工经历，也有创业经历，加上他已成家立室，因此何猷龙进入家族企业、开启传承接班的准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2001年，何猷龙被何鸿燊任命为新濠国际发展的董事总经理，先开始打理一家不是很大的企业，学习企业经营中的运筹帷幄。

当然，其他子女及妾室们经常在何鸿燊面前争取机会，也会被他列入考虑范围。华人企业家总有这种特质，不同家人 （也包括一些可信的人） 都会向他们提出不同投资建议，争取支持，而在他们力所能及且自己评估过后又觉得家人具有一定商业潜能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不会断然拒绝，而是乐意给予一些投资或鼓励，让他们去闯闯试试。

新千禧世纪的部署

由何鸿燊牵头的澳门博彩娱乐有限公司 （简称“澳博”， SJM）—“澳娱”的子公司—取得其中一个正牌，而另外两个正牌由吕志和家族掌控的银河娱乐 （简称“银娱”） 及美国大亨史蒂芬·永利的“澳门永利”（Wynn Resorts Macao） 获得。之后，“银娱”向政府申请放出一个副牌给“澳门威尼斯人”（Venetian Macao），并获得批准。此举令目光锐利的何鸿燊立即采取行动，与永利渡假休闲一同申请两个副牌，于是有了“美高梅金殿”（MGM Grand Paradise，由MGM集团与“澳娱”合营） 及澳门新濠博彩 （Melco PBL Jogos Macau，新濠国际发展的子公司）。美高梅金殿由何超琼主政，澳门新濠则由出道不久的何猷龙管理。也就是说，原本三足鼎立，又变成了何鸿燊“顶上半边天”的局面，何鸿燊的商业触角与人脉关系网络之强大，可见一斑。换个角度说，若不是何鸿燊仍在掌权，在那个发生重大变化且竞争激烈的年代，难保不会像上世纪60年代一样，傅老榕去世后，其家族难再取得博彩业专营权，从此退出澳门博彩业的舞台。

对于这种重大变化，不少人预测博彩业必然会在“僧多粥少”的影响下走向衰退境地。可是，现实的发展状况真的如某些经济理论所说，在竞争的刺激下，由于竞争者各展所长吸引消费，激发创新及活力，让生意更加兴旺。当然，中国内地进一步放宽国人出境旅游，尤其是2003年推出了俗称“自由行”的个人游政策，也为澳门博彩业注入极重要的发展力量，中国澳门经济迅速走出回归前的衰退低谷，何鸿燊家族的财富也进一步飙升。不出数年，澳门超越了一直稳居世界赌坛一哥地位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澳门的就业、民生、基础建设等等也同时获得了持续改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甚至把香港也比了下去。

香港业绩的起落波动

回到香港的生意上。相对于澳门，香港在进入千禧世纪后反而因“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导致经济急速回落，何鸿燊家族的生意与投资也受到影响，其中包括何鸿燊参与、出任主席的雅佳控股—尽管主理业务的是行政总裁兼大股东丁谓。资料显示，由于丁谓在20世纪末的连串激进收购投资，让资产值暴升，导致那些与资产挂钩的借贷在“亚洲金融风暴”—市场环境逆转下，因利率急升、信贷紧缩出现债务违约问题。

事后看来，丁谓应该是在这种环境下进行了日后被告上法庭的“做假账虚假交易”，给旗下公司注入流动性，但最后资金链断裂，并出现了火烧连环船的情况，结果引来警方调查，揭露了一连串“做假账”事件。丁谓最后被判伪造账目罪成立，入狱六年。尽管何鸿燊没有被直接卷入，但因他有投资其中，又是集团主席，所以也会蒙受一定金钱损失，名声亦被玷污。好在他采取各种方法迅速切割关系，独善其身，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作为何鸿燊家族的旗舰企业，信德企业在进入千禧世纪后，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的香港经济急速回落的冲击，当时公司主要业务—物业地产、船务运输、酒店餐饮、旅游娱乐—盈利大幅回落。2003年，香港更突如其来地遭遇了 “非典”的打击，令经济及社会情绪掉进谷底，信德企业的生意也一落千丈。2003年下旬，中央政府推出“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政策，不仅让澳门博彩业急速上扬，香港的各行各业也有了巨大活力，信德企业的各项业务也大幅反弹，例如那时刚落成的九龙升悦居楼盘便卖了个满堂红，为公司带来丰厚利润。何鸿燊在不同场合出席活动时的谈笑风生可以说是公司再次走上康庄大道的最有力说明。

由于信德企业是香港一家具有影响力的上市公司，我们以香港回归以来其业绩发展作一概括说明。首先，在资产净值方面，公司其实一直都有突出发展，由1996年的大约50亿元，持续上升至2017年的近350亿元，20年间的表现甚为亮丽。其中除了2008年，以及2014至2016年间曾略见回落外，其他年份均获得不错增长 （图2）。当然，若细看信德企业的营业额，则不难看出1996到2017年20年间的起落波动（图3），这也反映了这个时期香港经济和社会的风高浪急。举例说，1996至1997年，营业表现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2001至2006年间，则受香港本身经济长期衰退左右；至于2006年以后的辗转上升，则是经济复苏带动；2009年后的巨大波动，则是受何鸿燊健康出现问题，家族内部又有矛盾的影响，后者情况最备受投资者关注。图4是信德集团除税前后的盈利表现。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1996至2007年间，企业盈利缓慢增长，说明其盈利表现其实并不突出；2008年更一度滑落，随后的10多年间，盈利额虽较过往高，但波动巨大，情况甚为独特，值得日后再作深入了解。可以这样说，自香港回归以来，信德集团的资产净值虽在不断上升，但营业额及盈利则甚为波动，尤其自何鸿燊健康转差、不能自由行动后的波动更加厉害，情况令人关注，同时这也说明公司存在不少不稳定因素。就在何鸿燊港澳两地生意不断发展、家族财富不断攀升之时，元配夫人黎婉华的去世让这个家族复杂的内部关系进一步演化，家族如何分家析产，企业如何平稳发展？

元配去世，诸室相争

迄今为止，能享百岁高寿的富豪巨贾实在并不多见，何鸿燊无疑是少见的个案之一。更为特殊的是，他的人生见证了家族由盛而衰，然后走向中兴。虽然他的家族事实上是混血群体，但其家族的绵延不仅流露与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同时也是走向现代化的代表。这也更能揭示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既以延续血脉为优先，又注重光宗耀祖，强调保护家族，孝顺父母，荫护子孙。

2004年2月21日，与何鸿燊走过一甲子人生的元配夫人黎婉华终于不敌病魔去世，享年82岁。何鸿燊十分悲伤，为黎婉华风光大葬。在澳门天主教堂举行的丧礼上，不少达官贵人均出席致哀。何鸿燊的三名妾室并未出席，只派各自所生的子女作为代表致哀。

丧礼完毕后，黎婉华被安葬于澳门本岛圣味基坟场 (又称旧西洋坟场) 一个风水甚佳的位置，与澳门显赫人物为邻。由于何鸿燊并非天主教徒，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百年之后应不会葬在那儿，显示他的最后归宿应该不会和黎婉华在一起。

由于陈婉珍和梁安琪所生的子女年纪还小，仍在求学，作为母亲的她们采取了“母为子争”的策略——即身为母亲，争取更多家产及生意经营权，维护其所生子女的“权益”，梁安琪表现得尤其果断进取。资料显示，梁安琪自2004年起高调参与港澳的社会事务，比如2004年，她获委任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2005年，她更参与澳门立法会议员席位的竞夺，而且一击即中，取得议席，之后连任三届；她还自2005年起获任为香港保良局总理（香港保良局为香港著名慈善机构，成立于1878年——编者注），并且大力捐输。

由于各房的子女数目——尤其儿子的数量——颇有差异，年龄也相距甚远，所处的人生阶段和需要也各有不同。当2004年黎婉华去世时，蓝琼缨一房既有名份的提升，子女又早已迈出接班脚步，在核心生意上稳居重要地位，自然占了绝对优势，这很自然地令陈婉珍和梁安琪二房觉得不公及不安。但她们的子女毕竟年纪尚小，所以便有了“母为子争”的举动。她们所强调的理由必然是“母弱子幼”的说辞，迫使何鸿燊须要为他们两房着想——尤其梁安琪生的儿子较多，相信这便是自2004年起，陈婉珍与梁安琪动作频频的原因所在。

中风病倒 争产风暴山雨欲来

医生为何鸿燊进行了多次手术，消除脑中瘀血，但半边身体失去知觉则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物理治疗。为了让何鸿燊能更好地康复，在医生建议下，何鸿燊在院留医长达7个月，2010年3月初宣告出院回家，在浅水湾1号大宅中休养调理。

由于何鸿燊已不可能如昔日般自由驰骋于港澳政商之间，家族内部关系发生进一步变化实在无法避免。2011年1月24日，港澳大小报章突然争相报道一个重大消息，称何鸿燊不再是“澳博”大股东，只是象征性地持有100股而已，蓝琼缨及其子女、陈婉珍及其子女成为何鸿燊本来持有的32%控股权的主要受益人。对此，何鸿燊随即透过律师澄清，指他本人对相关安排“并不知情”，认为这是“抢劫”，表示会对相关人等采取法律行动，并于1月27日向香港法院提起上诉。

在这场争产风波中，元配黎婉华一房本来应获得更多财产与股权，但事实上却分得最少，绝大部份财产与生意，落入了三名妾室及其子女手中。可以这样说，黎婉华的子女们 (俗称长房) 既没分得家族企业的控股权，其他种类的资产也很少。按照黎婉华长女何超英女儿萧玟铮所说，长房只分得当时市值16亿元的浅水湾1号大宅。究其原因，应与长房没有男性子孙有关：何猷光去世后留下两个女儿，何超英及何超贤则各有一女，何超雄没有结婚，所以何鸿燊只以嫁妆形式给她们分配了一些财产。

在黎婉华晚年健康恶化后回到香港的长女何超英，自母亲去世后身体也越来越差。由于没有缺乏全面照顾，2014年12月4日何超英在养和医院去世，享年68岁。对此，何鸿燊应该也甚为伤感，因为这是他又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令人不解的是，何超英去世三年后，她位于昭远坟场的墓地竟仍只以帆布覆盖，连墓碑也没有，与其他墓穴或家族成员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这对于拥有过百亿元身家的巨富家族长房的长女而言，无疑又是分家后长房得不到“公平”对待的注脚，甚至有一种令人心寒的感受。

分家析产，各房各展其长

人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家族何尝不是。2011年的争产风波解决后，长房因为没有血脉子嗣反遭排挤，二、三、四房的姨太与其所生的子女们成为赢家，在获得他们认为应得的利益，并厘清了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后，便各自上路，全心全力投入他们自己的生意之中，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和才干。

何鸿燊不只在2017年卸任信德集团主席，他还把“澳博”主席一职同时卸下，交由何超凤担任。尽管何超凤的知名度一直没有何超琼高，但事实上姐妹二人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何超凤在香港成长，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后来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商业管理硕士学位，20世纪八十年代返港后曾参与家族不同生意管，并于20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信德企业，之后参与了船务、旅游、娱乐及物业投资等。同时在20世纪九十年代，何超凤嫁给香港大马主何寿南之子何志坚，同样是“强强结合”的婚姻，婚后两人育有两女何锶珩和何倩珩。遗憾的是2016年两人的婚姻触礁，以离异收场，而何超凤也与胞姐何超琼一样全心全力投入事业之中。何鸿燊中风后，她与何超琼分工更明确，她集中精力主持“澳博”，何超琼则专心打理信德集团。

可以这样说，自2017年何鸿燊宣布退休，标志着全面交出管理大权，蓝琼缨一房的子女基本上已接掌父亲旗舰企业的主导权，成为家族新一代的接班人，这与他们年龄较长，较早进入企业有关。回过头看，何鸿燊曾在受访时表示想在55岁时退休，当时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应该是嫡长子何猷光。但长子意外去世，促使他无奈变阵，自己继续领导企业，同时提拔二房三名子女，期间辗转花了大约40年时间，才真正完成整个传承接班过程，时间之漫长可见一斑。也幸好是他长寿，才能化解这个结构及关系极为复杂家族的恶性纷争。

相对于蓝琼缨一房的子女，另外两房陈婉珍及梁安琪的子女较为年幼，由于年龄差距大，他们基本上无法与何鸿燊交接，只能由各自母亲持有股份或资产，推动他们自行创业或开辟其他事业道路——若加入信德、“澳博”或新濠等，也很难争得过早已坐拥大权的兄姐，还会滋生矛盾冲突。从资料上看，陈婉珍和梁安琪以子女“代理人”的身份争取了巨额家产，将来可作为启动资本，支持他们寻梦开拓，其中尤以何猷君的例子最为突出。

陈婉珍及梁安琪所生的其他子女由于年纪尚轻，真正的表现和能力自然有待日后证明。可以肯定的是，自初步分家后，由于厘清了资产分配，大家的权责变得清晰，各展所长、证明各自本事的动力显然增强了。各房子女各有生意，又大大减少了彼此间的矛盾。可以预期，何氏家族的生意，必然会进一步走向多元化，而陈婉珍及梁安琪的生意与资产，日后也会逐步向子女转移，完成“代理人”的角色。

分家析产后，何超琼、何超凤和何猷龙各自打理一家企业的情况，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何超琼、何超凤日后的财产传承问题。由于何超琼和何超凤均离异，何超琼更是没有子女，两人的财产日后如何传承？事实上，何鸿燊的女儿中，多人还未结婚，如何何超雄、何超蕸，她们的财产日后又会如何安排？是否会传给何家男性子孙？目前何鸿燊还没有孙子，何猷光有两女，何猷龙有一女，家族是否会采取男女一视同仁的传承？还是会将财产捐作慈善呢？这都是一个很有趣而且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日后再作深入探讨。

2019年2月7日，何鸿燊又因健康问题入院，报章大肆报导，称他入住ICU，引来社会关注。从这一点看来，无论市场或社会毕竟仍有疑虑，当何鸿燊有朝一日百年归老，失去了那股稳定力量后，家族内部是否会再次出现争斗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斗争的局面不只关系到何鸿燊一脉，何鸿燊与胞妹何婉琪的股权财务纷争，事实上也并未随着何婉琪去世而划上句号。这说明在巨大利益面前，家族和谐与同心同德仍然让人觉得只是镜花水月，变数与风险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与发展，只留待时间给出答案了。

（作者郑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中国研究项目联合召集人、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兼任《家族企业发展研究》与《香港世家大族》 丛书主编，国际学术期刊National Identities及East Asia编委会委员，《家族企业治理丛书》《家族财富传承丛书》主编。高皓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战略合作与发展办公室主任，兼任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及研究员，《家族企业治理丛书》《家族财富传承丛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