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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36 市场的功能：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启示

从1978年底之后，中国进行大量的改革，转型为市场经济。至少很大部分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快速增长。为何市场有这么大的功能呢？

对市场的功能的认识，不但可以追溯到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看不到的手”（invisible hand），更可以追溯到超过两千年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如水之向下”。这个道理，要点是说，市场可以有效地调节经济，使各自为自身利益而决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所独立采取的行动（对各个物品与劳务的购买、消费、生产等数量），能够通过价格机制，而不但相互融洽，甚至是在一些条件下，达到最高的效率。

这个道理，发展到现代，就成为福祉经济学的第一定理。这个定理论述：当一个市场经济不存在任何垄断力量（每个消费者与生产者都不能够独自显著地影响价格），又不存在无知和像污染等外部作用等复杂因素时，完全竞争的全局均衡是最有效率的。或者说，是帕累托最优的。

“全局均衡”通常被误译为“一般均衡”。“一般”是和“特殊”对立的，但所谓“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中的“一般”是和“局部”(partial) 对立的，不应该用“一般”，而应该用“全局”。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指已经达到了最高的效率，已经不能再增加任何人的效用，除非让某些人的效用减少的情况。“效用”是指某些东西，例如消费品，对某个人的用处。比较正式的说法是，某人的效用代表此人的偏好。如果某人i偏好情况或消费品组合x甚于y，则Ui(x)> Ui(y),其中U代表效用utility.

严格地说，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成立的条件是很严格的，是很难完全在现实社会中成立的。例如，一个人往往不是具有完全信息的，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无知的。不过，实际上，第一定理的成立，不必须要每个人都有完美的知识与信息，只要具有有关的信息就可以。例如，当你在决定是否要买冰淇淋时，应该须要知道你是否喜欢吃冰淇淋，冰淇淋对健康的影响等信息，但你却不必知道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 （一个小思考题：为何最后一个是“王”而前四个是“公”？），也不必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在1688年。

即使只限于有关的信息，消费者的信息往往也是不完美的。例如，关于食物，我们未必知道是否安全可靠，因为有些影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产生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有关于食品安全的规定。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应该大致不反对这些规定。但我们却不必有关于食品美味可口的规定，因为是否可口，消费者一吃，马上知道。

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没有垄断力量的假设也很严格。如果一个生产者完全没有垄断力量，他是一个完全竞争者，他就不能够影响价格。如果市场的均衡价格是每个单位10元，他如果把价格增加一分钱，就没有人跟他买；而以10元的价格，他要卖出多少，都没有问题。因此，他也不会减低价格，只能接受10元的市场均衡价格。像这样一个完全竞争的生产者，当他已经在利润极大化的均衡点时，如果你以同样10元的价格，要向他多买，他就不要多卖给你了。因为如果他多卖，他的成本会增加超过10元，他的利润反而减少。

然而，我们在实际经济中，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同样价格，不愿意多卖的情形，反而经历很多相反的情形，像‘一件十元，两件十六元’等愿意大量减价求多卖的情形。这证明他们在同样价格下，不能够要卖出多少，就能够卖出多少，而是必须减低价格，才能够多卖。因此，他们不是完全竞争者，而是有一些垄断力量的不完全竞争者。

实际经济虽然很少有完全竞争的情形，不过，在多数情形，垄断力量不大，又不是人为造成，那么，市场依然会达到很高的效率水平。尤其是在有自由进入的条件下，长期而言，效率会很高。由于创新而生产出消费者喜欢的新产品，或质量更高的产品，或以比较低的成本生产，会有短期的垄断力量与额外利润。不过，如果大家都可以试图创新，这些额外利润，长期而言，只是对创新的报酬，并不是人为垄断力量造成的，是符合效率的，像微软的利润很高，但对消费者的贡献，肯定大很多倍。人为的垄断力量，像生产者或供给者联合成为卡特尔（cartel）, 或规定其他厂商不能够进入，这样就会造成他们可以提高价格而获取额外利润。用基本微观经济学就可以论证，这种人为垄断力量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大于生产者的额外利润，因此，是低效率的。

造成市场出现重大失误的最重要原因是实际经济存在重大的像污染等外部作用。关于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环保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讨论。现在，我们先来解释，如果没有这些重大失误，为何市场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高效率。

主要的道理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你我两个人各自到森林里找食物。你找到许多苹果，我找到许多香蕉。你吃不了这么多苹果，即使吃的了，也很想吃一些香蕉；我也想吃一些苹果。你用一些苹果来换取我的一些香蕉。这样，我们各自都有苹果与香蕉吃，皆大欢喜。这么一个简单的交换，就能够提高人们的效用。原因是这种交换是彼此自愿的，没有强迫，没有欺骗，在没有严重的无知的条件下，这种自愿的交换，也是互惠互利的，是提高效率的。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互惠互利的交换。因此，如果没有像污染等副作用，市场经济能够取得高效率。

即使我们引入企业与企业或厂商对工人与职员的雇佣，基本上都是交换。上述你我两个人的交换所涉及的物品是最终消费品。你买了最终消费品，也未必直接马上吃掉，而可能是带回家中，洗干净，连同其他食品煮成菜肴后才吃。这可以说是家庭内的生产。厂商购买原料、劳动力等，再加上能源与加工等过程，形成可以卖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也是类似的生产过程。在没有严重无知的情形，自愿的交换，不论是只涉及最终产品还是也涉及中间产品与劳动，如果没有强迫与欺骗，是互惠互利的，如果有没有污染等问题，是有效率的。

不过，要达致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说的最高效率，如上所述，条件很严格，在实际经济中，很难完全成立，那么，这定理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还是有的，第一，它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为何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地调节经济。（详见黄有光2005与Ng 2015。）第二，它是一个基准，让我们可以用它的条件与实际经济中的情形来比较，从而认识到如何提高实际经济的效率。例如，这个定理要求不存在污染等外部作用，因此，如果实际经济有严重的污染，我们就可以考虑如何处理污染的问题，来提高效率与福祉。我们以后的一些文章，可能会讨论这环保的问题。在下篇文章，我们会讨论政府的功能。

文献

黄有光（2005）.《福祉经济学》，张清津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NG, Yew-Kwang (2015). Welfare economics, In: James D. Wright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 2015, Vol 25. Oxford: Elsevier. pp. 497–503. 张清津的中译发表于《东岳论丛》，2016年1月，37（1）.

往期回顾：

https://c.m.163.com/news/s/S1578293650996.html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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