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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38 财富分配为什么会不平等？

我们在上次的文章，说过减少贫穷与过分的不平等，是一项重要的政府功能。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何有财富上的不平等，减少不平等有何好处。

中国经济随着改革开放而高速发展，但贫富差距也随之大量增加。虽然难以完全避免这结果，却应该设法减低。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多年大量上升之后，这几年已经大致维持在高水平，没有明显继续增加。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官方的数据低估真正的不平等程度。中央政府也知道贫穷与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致力于在2020年底前基本除贫，看来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贫穷，尤其是极端的贫穷，对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孩子，是会造成巨大伤害的，包括对身心健康与学业与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论证。贫穷条件下的母亲，甚至对胎儿也有重要的负面影响。【详见Persson与Rossin-Slater 2018。】显然的，绝对的贫穷会造成难以克服与补救的重大负作用。因此，避免绝对贫穷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温饱小康水平之后，财富与消费并不能带来绝对意义上的快乐。人们还是要更多的财富，这主要是人际之间的相互攀比，以及自己与以前的比较。条件比以前好了，会感到快乐。也可以说，在温饱小康水平之后，除了人际攀比，不是财富与消费水平带来快乐，而是水平（包括质量）的增加带来快乐。关于人际攀比，我们在以前的文章已经讨论过。

我们现在来讨论，为何会有不平等。不平等可以指不同方面，包括身高、寿命、外貌、智力等方面。我们针对经济上的不平等，主要是收入与财富上的不平等。造成经济不平等的原因，可以区分为几类：

1.天生与后天因素影响人们有不同的赚钱能力，例如姚明身高2.3米又很会打篮球；黄有光只有1.6米，不敢参加篮球比赛。

2.在市场经济，大致由供给与需求决定的各个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资源与才能的价格，加上各人对这些要素的拥有（包括上面第一点），决定他们的收入。

3.人们对于下述选项的选择：工作vs休闲；消费vs储蓄；努力vs偷懒；危险、费劲、肮脏vs安全、轻松、有趣的工作；生活方式健康与否；捐款、馈赠、留遗产。

4.获得的馈赠、遗产（而这可以追踪到前一代或前几代）。

5.是否有与是否愿意利用一些权力、关系、机会与方法来牟利，包括合法与非法的。

6.运气。

收入与财富的差异，如果是由选择（上述第3项）造成的，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不平等。例如，某人选择更多的闲暇（工作时间比较少），更多消费（较少累积财富），选择轻松与安全的工作，他就可能比另外一个愿意勤力工作，多储蓄，肯冒险的人的现在或将来的收入低很多。如果这两个人在其他方面是一样的，他们真正的“全部收入”（full incomes）应该是相等的。这种收入上的不平等，是因为我们在衡量平等程度上，忽视闲暇，只针对当期收入等缺陷造成的表面上的不平等，不是真正的不平等。

由于上述第5点，利用权力与关系等造成的不平等，应该是最不应该，负作用最大的。除了这点，其他各点，实际上都是各种不同的运气。例如，如果不是靠努力等，你可能因为幸运而在商界或股市赚大钱；你也可能幸运地出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庭，而得到比较好的教育机会或人力资本投资与遗产。

由于运气造成的不平等，虽然没有由权力与关系等造成的那么糟糕，但如果不平等程度很大，尤其是如果有极端的贫穷，则还是须要处理的。如果除贫与减少不平等的成本不是很大，社会或政府应该进行提高平等的工作。我不接受Nozick （1974）的观点，认为只要“取之有道”，不平等不是一个问题。

减少不平等或增加平等程度，至少有下述三个重大好处。第一，我们以前也有提过，人类是群居的物种，最初靠相互合作打猎来维持生存。因此，我们天生有偏好平等的倾向，帮助我们进行合作。因此，平等程度的增加，直接提高我们的效用，因为我们偏好平等。即使是一个有钱人，如果给定他自己的财富水平，整个社会的平等程度提高，多数有钱人应该也是要的。

第二，由于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一千块钱对一个穷人的效用，远远大于对一个有钱人的效用。因此，增加平等，如果有关的行政与反激励成本不是太高，应该能够增加总效用。

第三，传统的关于效率与平等问题的讨论（如Mirrlees 1971，Okun 1975/2015）强调效率与平等之间的替代作用，增加平等会减少效率，例如通过劫富济贫来增加平等，会有打击人们工作的激励等减低效率的作用。近来的研究发现，增加平等也有减少犯罪，增加社会和谐，甚至增加经济成长率的作用(见如：Mokyr 2014)。这包括，在以前，物质资本比较重要，因此分配不均通过提高储蓄率而提高经济增长率；现在人力资本比较重要，反而是分配越平等，通过更多人力资本的累积而提高经济增长率（Milanovic 2011）。

经济历史学者们论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利国家出现之前，英国的贫民法大致促进了技术进步，因为它减少那些因技术进步而损失者的抗拒，减少社会不安 （Solar 1995; Greif与Iyigun 2013）。经济历史学者们（包括Lindert 2004, 2009)也论证，政府的福利支出（及其所需要的税收）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大致上利益与成本相当，使“福利国家”成为免费午餐。如果考虑对平等的贡献，福利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应该增加。一些南欧国家的经济问题，原因并不是太多福利，而是太多政府债务。北欧国家福利更多，但大致并没有问题，反而长期在快乐指数上，领先全世界。(见《世界快乐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0。)

我们下次的文章，要讨论增加平等程度的方法。读者们，你们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文献

GREIF, Avner & IYIGUN, Murat (2013). What did the old poor law really accomplish? Aredux.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Discussion Paper 7398.

LINDERT, Peter H. (2004). Growing Public: Volume 1, The Story: Social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DERT, Peter H. (2009) Growing Public: Volume 2, Further Evidence: Social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ANOVIC, Branko (2011). More or less. Finance & Development, 48(3): 6-11.

MIRRLEES, James A. (1971), 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m income tax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8:175-208.

MOKYR, J. (2014), A flourishing economis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2(1): 189-196.

NOZICK, Robert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New York).

OKUN, Arthur M. (1975/2015),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ERSSON, P. & ROSSIN-SLATER, M. (2018). Family ruptures, stress,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4-5), 1214-52.

SOLAR, Peter (1995). Poor relief and Engl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8(1), 1-22.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0 https://worldhappiness.report/.

往期回顾：

https://c.m.163.com/news/s/S1578293650996.html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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