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经济蓝皮书：#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0%#
12月6日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将延续复苏走势，但复苏面临不确定性。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0%，2020~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5.1%。考虑到全球疫情仍在持续，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5.3%左右，2020~2022年三年平均增长5.2%，略高于2020~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李金磊）
12月6日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在执行房地产“三条红线”“两集中”政策过程中，积极推动房地产业“软着陆”，既要防止土地拍卖频繁流标、热点城市供地不足导致后期房价暴涨，又要防止四、五线城市房价过快下跌引发连带风险。
12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承办的2022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在京举行。蓝皮书认为，2022年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较多，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蓝皮书表示，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3%左右；进出口量稳质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继续下降；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蓝皮书认为，上述经济增速、就业、物价等预期目标，体现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要求，与今后目标及“十四五”时期目标平稳衔接，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发布会实录（来源：中国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2022年《经济蓝皮书》主编谢伏瞻院长：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首先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蓝皮书》编委会向各位嘉宾致以热烈欢迎和诚挚的问候，感谢大家百忙中参加这次发布会。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召开这次发布会就是为了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更加完整、准确、全面地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交流思想、研究对策，为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服务。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疫情点状散发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一方面有序做好疫情防控，有效推进疫苗接种，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推动经济朝着更加稳固、更加平衡的方向持续恢复，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表现出较好的复苏态势，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实现“十四五”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是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2021年我国GDP实际增速预计达到8%左右，超过预期目标，也将高于世界其他绝大部分主要经济体。
二是就业形势整体平稳。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提前实现，调查失业率保持在预期目标之内。
三是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增强。我国在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的位次提升至第12位，实现了自2013年以来连续九连升。
四是营商环境继续改善，市场主体活力明显增强。2021年新推出金融让利阶段性税收缓缴等政策持续激发和保护市场主体活力。
五是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全面绿色转型。大力推动重点行业领域节能降碳，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建设，印发关于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方案。
六是一系列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举措落地生效。改革开放持续深化，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我国还积极向有需要的国家供应疫苗，捐助抗疫物资，支持国际社会抗击疫情。
与此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重点研究和妥善应对。下面我讲个人的三点认识：
第一，坚持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有效应对疫情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复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尽管国内的新增感染不多，只是呈现零星点状发生的态势，但对经济运行的冲击不可低估，必须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抗疫方针，做到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继续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加快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根据海外疫情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人员入境政策，防范海外疫情输入风险，为宏观经济恢复正常轨道创造良好条件。要有效应对全球产业出现的分散化、多元化、地区化、本土化趋势，降低芯片短缺、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国际海运运力紧张等问题对产业链供应链保持稳定的影响。一是集中力量强基础补短板，加快对关键领域零部件核心技术的研发，防止关键领域断裂风险。二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固优势、促协同，进入产业集群发展，巩固产业链。三是扩大贸易投资领域的开放力度，落实好RCEP协议以及参与CPTPP等框架的合作，共享中国大市场产业升级的红利。
第二，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有效需求管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作为两类宏观政策工具各有侧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于中长期视角，目的是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通堵点、去除藩篱、降低成本、补齐短板、汲取动力。需求侧管理侧重于短期视角，目的是通过逆周期调节防止经济波动过大。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中存在相互协调配合的问题。我国经济运行中既有供给侧问题也有需求侧问题，当前短期看有效需求不足对经济影响比较突出，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总需求扩张较快，而生产供给能力跟不上的情况存在根本的不同。因此，应适度增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证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引导平均融资利率适度下降，通过综合施策促使有效收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争取和创造更大空间。数字经济是近年来重要的新增长点也是全球竞争的前沿领域。当前在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也出现了关键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资本无序扩张、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等问题。对此应当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一方面加强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把握发展自主权。另一方面，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坚持规范监管和促进发展并重，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第三，防范政策落实中的“共振效应”。
要全面准确贯彻党中央确立的方针，统筹协调抓好各项重点工作，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效应。碳中和碳达峰目标提出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理念深入人心。绿色转型是一个中长期过程，既不能等、不能拖，也不能操之过急。一些地区和行业将长期目标短期化甚至影响了地区经济正常运行和民生保障，增加了不必要的风险。下一步，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的“N”，为各地区、各行业制定更为详细的政策依据，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另一方面，应加快建立碳排放相关的统计监测和标准体系，完善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政策配套，循序渐进平稳有序地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当前，部分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较为突出，正处在应对和化解之中。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近期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土地出让出现了放缓迹象，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下跌和购房的观望情绪。房地产相关产业链条较长，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依赖较高的地区，房地产市场一但过度放缓可能触发更为复杂的风险传导链条。一方面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一城一策的调整基调，防止房地产政策变调走样。另一方面要从各地的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一是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处置化解个别房企的风险事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二是审慎管理房地产市场，做好稳房价和稳预期的工作。三是输堵结合，合理增加人口净流入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稳定相关政策，调整信贷供给，通过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
谢院长、江院长，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想借今天蓝皮书和经济形势分析会这个机会谈一点就业的问题。刚才谢院长也讲了，我们从去年即使遭遇到疫情冲击，城镇调查失业率也仅仅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达到比较高的水平，随后回落。整体上今年的就业表现还是很不错。但就业这个事儿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要不断地提起的，不仅要时不时提起，还要看它的新变化。中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就是在各个领域都会出现一些新变化的时代，所以今天我想讲一下就业矛盾，已经从总量变成结构，主要矛盾从数量变成了质量。我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就业总量问题已经不再是就业的主要矛盾
就业问题是存在的，但要找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总量不再是主要矛盾。从各种人口数据和劳动力数据看总量都会发现，最近这些年已经出现了供给侧的一些变化，从过去一直在增长，近些年出现了绝对数量减少的趋势。
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最高点，随后都是负增长。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开始也进入了负增长。除此之外，最核心的红色的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5年开始出现负增长。直接就业人数从2014年也开始了负增长。唯一一个还在正增长的就是劳动力数，但显然增长速度非常慢，它仍在增长可能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有关，但是从数量上也都很少。因此如果一定要抓主要矛盾，有利于做好工作，我们先做这个决定，和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条件相比，劳动力总量制约已经不是过剩的问题，而是不足的问题。
2018年1月，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个指标从发布到现在，去年遭遇了疫情，升到百分之6点几随后下降，现在基本在5%左右略微波动，也就是说相对是稳定的，从我们特定的国情来看，5%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上是一个自然失业率。就是没有很大的冲击因素，所以也是比较平稳。
农民工是我们劳动力供给的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是我们现在人口总量不再提供劳动力增量的时候，那么从农村向外转移的这部分就至关重要。这些年总得来说外出农民工还在增长，但增长速度一年比一年减慢。去年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是因为去年的特殊年情的临时现象，还是从此变成持续现象？很难说。但历史上看，往往是通过一次突发事件、一次冲击，把一个长期的趋势提前带来了。今后它至少不会有显著增长了。农民工增长减速的趋势，有制度阻碍、就业条件、宏观经济形势等等，总趋势还是一个人口变化。早些年我们预测人口时就发现16-19岁的农村人口已经在2014年就开始到达峰值，然后变成负增长。这部分人是农村初中、高中的毕业生可能还有辍学生，也就是说进城的农民工主要是这部分。这部分人已经负增长，进城农民工的增长一定会减速。
二、结构问题已经成为就业主要矛盾
当说失业率的时候，其实是指三个组成部分：一是结构性失业，主要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他的技能和需求者不一致，产生了一个差距。这期间他要受培训等，因此他处在结构性失业状态。二是摩擦性失业，因为市场功能不那么强，有时候需要劳动力的雇主和想要就业的人碰不上面，在他们碰面之前劳动者处于摩擦性失业状态。三是因为宏观经济波动导致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总是有，因为任何时候劳动力市场就有供需矛盾，因此把它叫做自然失业率。随着技术变革的加快，我们正在进入新技术革命时代，产业结构变化加快，自然失业率倾向于提升，因为劳动力素质的改善速度相对是慢的，但是市场上对新技能的人力资本的需求变化非常快，二者产生矛盾以后就会使得有一部分人想就业，可能他的技能不能适应。
根据过去的估计和目前的数据走向，在2000年之前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大概4%左右，这之后我倾向于认为在5%左右。或许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有可能会略有提高，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变成了应对自然失业现象，因为周期性的去年已经过去了。这种情况下公共就业服务以培训人的技能为主要功能的公共就业服务就越来越重要。
结构性失业的核心是人力资本，你的技能归根结底来自于你受教育的水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总体进步非常大。相应我们劳动力的能力也得到了改善。主要靠三个因素：一是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效果非常好，一下子把劳动力素质提高了。二是扩招，进一步延长受教育年限。与此同时新成长劳动力规模很大，不断有人涌入劳动力市场，这部分人带着更高人均受教育年限而来，改善了劳动力存量，因此我们总劳动力得到不断改善。现在看这两个速度都在放慢，普九和扩招的效应都是一次性的，暂时已经过去了。相应的我们看到每年新增加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减慢的，这和每年毕业生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另外新成长劳动力不仅减慢而且是负增长，这两个叠加，每年新成长劳动力，毕业类、未升学、辍学的这些人加起来除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到每年新增人力资本总量，叫做“人/年”。这些年蓝色线在逐年下降。未来我们要想出特别大的办法，才能迈步上这个短板。
我们不是不需要人力资本那么快增长，从国际比较来看，即使给定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算高。最近我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它把中国排在高人类发展水平上，这是比较好的水平了。人类发展水平是由人均GDP、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预期寿命等因素共同构成。我们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全球第85位，就算高水平了。但是我们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排在第115位，和我们同组的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平均比是低的，和世界平均水平比也是低的。只是比总体的发展中国家高一些，所以差距还是大的。2025年我们应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个行列中相比，我们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还是有差距的，因此中国的教育还要继续得到发展。
三、就业质量关乎民生和发展质量
我们既然说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我们的就业质量必须得到明显改善。首先，看青年失业率，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是远高于城镇失业率水平，最高可以达到17%，同时可以看到波动性，每年7、8、9月也是青年失业率的高峰期，这显然是结构性的失业现象。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它表现出我们就业质量的问题。现在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我们当年上完大学毕业找工作，很在意自己是不是专业对口。现在问大学生，年轻就业者是不是就业对口，没有人在乎，绝大多数人学的和用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教育资源仍然是有限的，我们人力资源更是宝贵的，但都存在着浪费。同时也说明，我受了教育，反而劳动力市场不欢迎我，说明劳动力市场上过多的岗位是低质量岗位，而不是高质量岗位。因此青年失业率的高，可以做更多的解读。
其次，现在城镇大部分人想工作都能找到工作，现在工作越来越采取灵活就业的形式，灵活就业不一定是低质量就业，但是如果确实变成了非正规就业的话那就是低质量就业。从统计局数据看，城镇就业可以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多种所有制等，可以看到还有一部分没有被任何一个部门登记的，我叫做“残差”，这部分显然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他们的就业不稳定，劳动报酬也比较低，显然这部分是非正规就业。当年他们占比非常高，就是图中深蓝色的部分，近年来占比比较小了，但是和它对应的个体经济占比就大了，这两个是在统计上我们做了一些变化，近些年我们加大了市场主体的统计要求，因此过去很多没有被统计的变成“残差”的这部分就业，现在统计为“个体就业”，这两个加起来，我想它的非正规性就很明显。这两个加起来，目前有30%左右。除此之外，其他的单位就业也有一些不正规的情况，可见不正规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出了一本《全球社会流动报告》，它给每个国家都打一个社会流动性指数，在中国的平均分它又分不同项目，其中有一个低于平均分的项目，就是劳动报酬低的比重人口高，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就业质量不高，非正规性明显与这个高度相关。
农民工的就业出现了内卷趋势。这里的“内卷”是原意的，从生产率高的就业领域转向生产率低的领域，因此报酬也降低，这对经济进步没有好处。统计局公布了城市没有户籍的调查失业率，也就是意味着农民工失业率看上去不高。因为，找不着工作或者不能出来工作的人都不在分母里，当然分子里也没有，这是一种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方式。在美国特别明显，如果不想就业了，我退出劳动力市场有很多办法，一是干脆退出，二是申请残疾人补贴。我们一个最典型的退出方式，在城市如果工作不好找，我就回家乡，回到家乡没有人把我当调查对象问我是否就业，失业率里没有我的统计。事实上去年外出农民工负增长，与此同时即使外出农民工只负增长2.7%，但是很多所谓的外出农民工是只离开本乡镇，越来越多农民工不进城、不离县，因为现在有电动车，他骑车通勤，每天可以离开自己的乡镇到外乡镇就业或者县城就业，就业是好事儿。但是如果从过去的大城市、中等城市退回到县城或者其他乡镇就业，你的生产率是下降的，报酬也在下降。所以叫做“内卷化”，内卷化是不太高质量的就业倾向。返乡没有问题，在家里搞家庭城镇化，这很难说是高质量的城镇化。
非农就业的质量和数量决定了农业的就业质量和数量，因此必须把城乡劳动力市场进一步一体化。目前看，农业经营规模还是太小，尽管还有人在务农，但他们经营的土地大体分布在一亩到六亩之间，没有规模经营，当然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同时没有一定的规模，也就吸引不到高素质劳动力，这个就业也是低质量的就业。
崔建民:
感谢蔡昉学部委员的精彩发言。温故而知新，2021年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多重重要性，理解好今年的经济增长特点有助于我们下一步经济政策的制定。
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江小涓:
我非常感谢谢院长、李所长和各位的邀请，让我参加我们院里这次皮书的撰稿工作。让我写“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原来我有一定的研究，但是写成文章确实还是有相当差距，我比较短的时间内写了一篇，尽可能和高质量的皮书能够匹配起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都是皮书中的内容，我稍微简单点讲。首先是“十四五”规划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部署。然后看看规划的部署怎么完成。两个重要特点：数字技术创造新增长空间、数字全球化带来了非常重大的机遇。
一、“十四五”规划的部署
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给数字经济作了完整部署，分别讲了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据要素市场。这四部分比较完整地包括了“十四五”期间数字发展最突出的几个领域，这里只提了一个数量化要求，数字经济分成了两部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和原来的数字产业化是一个概念，有了数字技术，然后变成产业，是核心产业。产业数字化就是产业+数字带来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里只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提了量的要求，从“十三五”末期的7%点几要涨到10%。所以先看看这个数量要求是什么样的难度？我们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从“十三五”末期的7.4%涨到“十四五”末期的10%，只提高2.6个百分点。
我们看“十三五”期间那条非常平的黄色线，“十三五”是我们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而且很热闹的时候，数字核心产业占GDP的比重，只从6.9%涨到7.4%，微乎其微的增长。在“十四五”期间，要从7.4%涨到10%，难度是相当高的。
数字产业核心增长率要比GDP增长速度高2.3倍，“十三五”期间只是1.3倍。我们就要想想“十四五”到底有什么比“十三五”更有优势的地方，使数字经济比重可以明显提高。这是数字核心产业的问题。
对产业数字化“十四五”规划没有提出要求。我们大体比照“十三五”相同速率，是非常匀速的，这个要求不难达到。再倒推一下产业数字化的部分，从“十三五”末期的23%涨到42.3%，再加上刚才说的数字核心产业就是数字产业化的10%，两部分加起来到“十四五”末期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50%。
所以我们的判断数字经济是经济的半壁江山和主要的增长点，这是数字经济在“十四五”期间的基本态势。这个要求是不低的。我们先把这个挑战说出来。
我们怎么做到？我们依托什么？“十三五”末期我们大概占6.4%左右。数字经济三大方阵，第一方阵德国、美国、英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都在三分之二以上；在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中间，大概还有7个经济体，中国在第二方阵。我们的判断，“十四五”期间我们达到50%左右，我们大概会升到这个位置，但其他经济体也会升，感觉要升到第一方阵不可能，我们会在第二方阵中的位置有所前移，在三分之一以下就是第三大方阵经济体。这是“十四五”末期简单的描述。
二、数字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空间
数字消费增长仍然有广阔空间，相当于产业+数字，就是产业数字化的部分。数字投资和生产快速推进，数字投资是典型的数字技术产业化的部分。数字生产是两部分都有，既有数字技术产业化，也有产业数字化。我们判断第一部分是主要增长空间。后面两部分，数字投资会有一定的带动，数字生产是起步后的加速阶段，达不到全面放量的阶段。
数字消费的增长，在2018年以后略有回落，它带来了GDP的增长。各个大平台都有感受，2018年下半年以后，各大平台都说进入互联网下半场，要进入到数字生产阶段。背后是他们对于现在以数字消费为主的增长的难度有了切身体会。他们都感觉到似乎数字消费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其实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主要还是5G相关，新技术的发展。它能够支持产业+数字，带来很多新的突破。以前数字学习、数字医疗基本就是远程听课、远程会诊，现在有了5G后它是真实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和动作，可以带来新的产出增加和消费者获得感的增加。
举几个例子，以前所谓远程教育传输的主要是文字和声音，老师在一端讲课，学生在远端听课，和真实教育场景是不一样的。工科需要实验，职业教育、医学教育需要实训，它对真实课堂的替代余地很小。换句话说它变成一种收费的消费不太可能，都还是占市场、拉流量的过程，它本身的服务带不来数字增加值。到5G后，数字空间中借助AI方式，实训、操作、动作都可以在互联网教育空间完成，替代线下课堂的真实度越来越高，消费者愿意用这种方式接受教育的意愿在增强，所以带来的生产端的收费空间的增长和消费端获得感的增强都带来新空间，是原来远程课程系统的全面替代过程。
5G医疗发展得更快。我上周去看了一场手术。以前5G医疗主要是会诊，乡镇医院、县级医院和301医院连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鉴别诊断疑难病人，二是治疗建议，真实的治疗过程不可能完成，因为需要非常稳定的网络空间和非常低延时的网络体系。现在国内远程手术做的最好的是骨科，但仍然很困难。现在积水潭医院做了很多例的5G手术，比如开腰椎手术，腰椎的血管和神经非常丰富，以前打开之后，从医生来看是两维，看不到三维，如果看三维需要加上X光，病人和医生会暴露在X光下，所以手术是很高难度。现在5G之后远程手术变得可行了。一个远端配远程操控和操作系统，手术端是操作臂、实时定位系统，病人手上有一个视踪器，事先规划好以后，现场远端医生可以根据5G路由器操纵远端医生，远端必须有医生在现场，然后操纵手术臂移动，移动到要打钉子的精确位置，先有一个导管打进去，确认无误后现场医生把它打进去。钉钉子的过程远端可以自动完成，但由于手术是有执业证，进人体的所有操作必须是执业医生来做，所以远端会有一个医生。很多基层的医生做不了这种高难度手术，需要把病人运到北京来，而且腰椎受伤的病人运转非常困难，所以病人很可能由于手术到不了位会终身残疾。现在有了5G以后，医生在远端操作设备就可以了。这套手术非常好地说明，它给医疗体系带来非常大的变动。医生在一个地方执医，可以给全球提供医疗服务，他的水平都是最好的。起码身处任何地方都可以接受最高水平的医疗不是梦想，变成了可行方案。这都是5G带来的变化。
还有常用的健身，健身对于很多年轻人是刚需。智能体育是疫情中间发展最快、发展最好的一个大产业。如果买一台左上角的这一套设备大概1万，在家里戴上头盔和眼镜之后，就可以在家里做骑行运动，可以选一条真实的赛道，风景优美的土质还是专业赛道都可以，你的骑行和现场骑行的感觉是一样的。觉得没有意思的可以约朋友一起骑行，可以比赛、可以分组。智能体育现在是很大一个产业，是很长的产业链，从研发、技术、制造、服务是很长的产业链。5G之后变成真实场景后，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数字投资和生产在快速推进。5G基站，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我们都是全球领先，我们占70%、80%的全球占比，进展非常快。数据中心的建设也很快，今年年中的时候发改委有一点控制，合理、有序建设分了四类。总的来讲那个建的比较快，而且成了耗电大户，有人说2%的电都被数据中心用了。我确实认为它有点乱的问题，但数据中心是整个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不能只拿它的耗电来说它是高耗能的产业，它是为整个社会提供能源的，数字中心和数据产业基础设施为是为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备的，所以它的能耗不能那样看。数据投资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行业。
数字化生产端靠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来连接。我们的产业互联网很多，原来说13类现在说17类，常见的、成型的、可自我运转的大概只有这几类。产业互联网会使原来的产业链整体快速重整，失序是必然的，有的人会很快在新的秩序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有的人就失去了，是技术发展带来的很重要的变化。
COSMO是海尔的平台，它的技术开发平台很强，其他人可以在这上面开发自己的APP，可以给链主企业造产业链，可以给行业头部造行业链，可以给中小企业造一个完整的供需链，这个链条在产业互联网中，产业链在重组。老说什么链断掉了，从整个社会看这不一定是失序的。因为上线以后可能发现你并不一定是最优的选项。
数字有消费、数字有生产，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数字全球化。数字技术链接海量数据和巨量用户，越多越好，没有规模递减效应。如果政府不加槛，跨境并没有额外成本，所以全球化是必然选项。如果没有太多的各国政府间的互相设限，数字时代就是全球化时代。想象不了为什么要物理割断它。
这一段数字化中变化最大的是服务业。以前讲服务业，我当学生的时候，老师讲服务业不可贸易，因为必须搭载在劳务身上，消费和生产同时同地，不可措时、不可错位，是非贸易产业。有了互联网、卫星电视以后可以远程提供，但是从来没有做到过像制造那样全球分工，简单的国际贸易和全球分工是两个概念。全球分工是把一个产品拆成很多部分，简单国际贸易是我的做好了卖给你。制造业过去四十年主要是全球分工，服务业没有做到。在数字化以后，服务业开始了全球分工过程。刚才我们讲的数字教育和数字医疗的服务可以在中国北京提供，也可以在纽约或者乡镇提供。发展最快的还是数字服务业，我们看这条线，它占服务业全球贸易比重是上升最快的，这和生产型服务业的特点相关。
首先是研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把研发留到母国，然后制造转移出去。2000年以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全球开发者贡献全球人共享，共创网络就是共同创新网络发展迅速。中国在这中间比重提升很快，紫色是中国的比重，我们持续在上升，最早的时候没有，现在我们和韩国两国各占25%左右。
数字设计服务业，现在平台都提供全球并行研发。2018年这款新车35个国家340位工程师在互联网空间中共同研发的，它非常快，一张草图出来摆到空间上大家一起看，不满意的话几分钟之后就在现场出来一张，大家再看，和以前的设计完全不一样，或者是人或者实物，发送E-mail来回讨论的话，它是数字空间并行的研发过程，零部件也可以、整车也可以，整个服务在全球分工体系。我们强调的是以后在网络空间中服务业分工体系的形成。我们自己的企业做得非常快，这是我们一个不太大的企业，但是全球研发做得很好。每接到一个研发任务，他是把全球这个领域最好的专家找出来，有的做研发、有的做评审、有的做评价，现在大家有一个共同平台，研发工具现在非常昂贵，而且迭代非常快，所以这个平台上有最好的研发工具大家一起来做，所以它的进展是非常快的。
这是讲服务业在5G条件下全球分工的形成。这是国内一家企业做生产者服务全周期个性化的提供，有点像淘宝网，淘宝上面就业的就有千万人，也不能说他是低质量的就业，比如一个母亲生了小孩以后就在家开网店。淘宝乡村大概有百万人。起码卖家的量是很大的。这上面有1200万人，主要是个人注册。现在不想出去做工作了，我就在网上挂一个我可以做什么。一个企业想设计一个什么东西，比如给企业取名等，把要求提出以后，平台帮你智能匹配，你们再一对一地谈。这上面就1200万人，我们区分不了哪些人是白天在公司上班，哪些人是只在家，以前卖货，现在卖知识、卖能力。总得来讲，服务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我们就举这些例子，5G之后带来了全球服务要素重组和产业结构重构。我大体就讲完了三部分，“十四五”数字经济到末期半壁江山，主要增长点，靠5G带来的新增长空间，无论是数字服务、数字投资还是数字产业余地都很大。同时数字全球化会给我们带来全球范围内要素再次重组，特别是服务业要素再次重组的机遇。
我们发展数字经济有有利的条件，中央高度重视、市场巨大、企业创新活力强、数字消费空间巨大、数字投资规模巨大、数字生产正在快速拓展。数字全球化加快发展带来多种新机遇，全球范围内技术和产业优化重组会带来效率提升。我们要利用好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保持经济合理增长，提升技术和产业全球竞争力。谢谢大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经济蓝皮书》副主编李雪松: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代表课题组发布2022年《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主题报告。
主要包括六方面的内容：一、国际经济环境。二、国内经济环境。三、对2022年经济工作基本思路和主要预期目标建议。四、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政策建议。五、对2022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建议。六、2022年中国经济预测。
一、国际经济环境
2021年全球经济走出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造成的历史性大衰退，并逐步复苏，然而疫情反复和供给约束造成复苏势头在三季度以后再次明显减弱，多方面的结构失衡引发次生问题。一是供给恢复慢于需求恢复，引起通胀高企和政策两难。二是服务业恢复明显滞后于工业，引起减排降耗压力和服务贸易失衡。三是就业恢复慢于产出，自动化加速对劳动力替代造成就业市场永久性失业的疤痕效应。
在疫情影响持续的背景下，外部环境风险和挑战有增无减。一是芯片短缺、港口拥堵、集装箱配置失调，极端天气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引起的供给短缺或将持续对全球贸易进而全球经济增长造成阻碍。二是受到持续供需失衡，低收入国家粮食短缺导致粮价高企，通胀预期改变等因素影响，美欧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经济体通胀或将持续更长时间。三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退出将产生外溢风险。四是在经济尚待完全恢复之际，气候变化、绿色发展成为国际治理新理念，碳中和被普遍提上各国发展日程，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大的绿色转型压力，碳关税也可能成为国际贸易领域新的壁垒性工具。五是部分国家普遍出现就业增长未达预期而通胀却已然高企的类滞胀局面，而遭遇政策权衡的困难。
二、国内经济环境
2021年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我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较好复苏态势。表现出一些亮点：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尽管三季度以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在创新发展方面，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日益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加速形成，市场主体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在协调方面，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有力有效推进，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在绿色发展方面，多措并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在开放发展方面，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外贸实现超预期增长。在协调发展方面，城镇劳动力市场韧性较强，整体平稳的就业态势得以延续。此外，2021年中国宏观杠杆率有所降低，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正在有序推进，向制度建设层面深入。
2021年，我国经济不仅是增长速度有望实现8%左右的增长，在全球遥遥领先，对全球经济增长继续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中国在2021年产业升级、新动能的成长、数字经济、医药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绿色转型这些方面都是明显升级加快。这是中国经济2021年明显的亮点。
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两年平均仍然慢于GDP增速，消费恢复仍然乏力，有效需求偏弱，需求端弱于生产端矛盾仍未发生改变。就业质量仍有待巩固，中青年群体就业不足问题凸显。基础科技、关键零部件和产业链短板亟待加强。数字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仍然短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显著抬升了中下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产成本，煤炭、电力领域出现了阶段性运营紧张。个别大型房企因盲目扩张和经营管理不善导致风险暴露。它的影响还需要持续关注。
三、对2022年经济工作基本思路和主要预期目标的建议
2022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做好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以满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做好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坚持系统观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特别是要统筹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科学精准实施疫情防控和宏观政策，强化科技战略支撑，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新动能，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稳步推进经济绿色转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对2022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的建议。建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设定在5%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人均涨幅3%左右，进出口量稳质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继续下降，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过去几年我们一般设定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继续下降，我们建议改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继续下降。能耗里既包含清洁能源也包含非清洁能源，既包含高碳能源也包含低碳能源，我们要更加强调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继续下降。
建议2022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设定为5%以上的主要考虑是：2022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5.5%，但受疫情反复、大宗商品上涨等影响，实际增长速度可能略低于潜在增长率，目标设定为5%以上，留有一定余地，较为稳妥，也有利于各方面集中精力推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5%以上的增速能够确保完成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考虑到2022年城镇男性劳动者退休规模预计明显大于2021年，疫后经济恢复势头延续环境因素，2022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可能超过1300万人。因为2022年要退休的男性劳动力，大部分1962年出生，1962年、1963年是中国人口出生高峰年，因此2022年是退休高峰年，移出更多新增就业岗位。因此5%以上的增速能够确保完成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当然有一个不确定性，如果2022年全球疫情再度明显恶化，特别是现在新的病毒传播，实现5%以上的增速并不容易，需要各方面付出艰辛努力才可能实现。
对于通货膨胀，建议2022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预期目标设定为3%左右，同时预计2022年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涨幅将下降到5%左右，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过去几个季度较为普遍的大幅度上涨后，一些门类大宗商品长势正在逐渐趋缓，特别是我国多项保供稳价政策作用下，煤炭等部分门类大宗商品价格近期已经高位回落，这些因素将带动2022年PPI涨幅收窄。另一方面前期涨价因素已经明显太高了上游能源原材料价格水平，使得中下游和最终消费端未来一段时期仍将面临上游成本转嫁传导的压力，加之部门领域关键零部件供应短缺，以及猪肉价格可能触底回暖，预计2022年CPI涨幅相比2021年将有所扩大。但总体而言，在疫情不确定性尤存，居民消费恢复不充分、不稳固的情况下，2022年CPI将处于温和区间，出现全面通胀风险的可能性不大。
四、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建议
给出了四方面的建议：
一是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继续保持一定的支出强度，更加注重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对冲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继续保持适当赤字规模，财政支出节奏适当前移。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设为3%左右，财政赤字规模大约为3700亿元，比2021年增加300亿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大对“两新一重”建设，技术改造、产能绿化等领域支持力度，通过财政支出助力供给侧固本培元。在教育、文化、体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扩大供给，提高品质，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与“十四五”重大投资项目匹配，提高地方债发行和使用效率，提高社会资本参与专项债项目的积极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力度向社保基金划拨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利润，补充社保基金。加快改革户籍制度，降低人户分离人口比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缓解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收支矛盾。针对疫情局部散发局面，研究设立补偿救助措施，稳定市场主体尤其是服务业中小微主体的预期、信心和投资意愿。因为疫情多点散发，很难判断在哪个地方出现。如果在某个街道、某个社区出现，中央财政可以出手，对这个地方街道、社区的一些企业和居民实施现金救助，设立补偿措施。
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量降负，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引导实体经济平均融资利率下行，降低实体经济利息负担，有效应对成本推升型通胀。
1.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坚持稳健基调的基础上，边际上可适度宽松，保持实际经济流动性合理充裕，既要用再贷款、再贴现、直达工具等结构性工具，也要注重货币政策总量工具在宏观调控中的基础性作用。最近总理讲到我们在适当的时机进一步降准。
2.供需两侧双管齐下，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稳定性，高度重视当前企业信贷意愿不足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放缓情况，一方面缓解信贷需求端的不合理约束，合理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信贷及居民合理改善型住房信贷，适度提高市场化高效能主体的信贷意愿，避免信贷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进一步下滑。另一方面增强对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支持力度，提高银行体系信贷投放能力。
3.利用好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将动未动的时间窗口，合理引导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来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造成的成本上升压力。
4.利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推动稳步有序落地生效。为生产和使用清洁能源、促进节能环保、开发运用碳减排技术等经济活动提供适宜的低成本资金，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同时继续对符合环保标准的煤电、煤炭传统能源项目提供合理信贷支持，避免盲目现贷抽贷造成融资接续困难，威胁能源供给稳定。
5.灵活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坚持以我为主，实施国内货币政策。面对中美经济周期错位，增速差收窄格局，适度调高稳增长在宏观政策制定中的权重，避免货币政策跟随美联储被动收紧。
三是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加快破除劳动力市场结构结构性矛盾，强化城镇就业扩容体制。
1.扩大市场的就业容纳能力，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减负力度，加快优化保市场主体援企稳岗的方式，对暂时性经营困难企业补贴性的扶上马、送一程之后，要更加注重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成本，适当政策倾斜等柔性扶持方式，增进企业自身发展的动力，不能持续扶持。如果它本身就该淘汰的就要让它淘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稳岗扩就业的持续性。
2.进一步增进公共就业服务的普惠性和政策精准性，密切关注退出性限制性行业规模性人员溢出。注重激发劳动者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匹配筛选的积极性，提升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能力。加快消除各种就业歧视，把吸纳已育妇女就业情况纳入履行社会责任的考察。
3.以鼓励劳动者就业或创业为导向，提高财政就业补助资金使用效率，推动财政就业政策更多向末端劳动者延伸，更好发挥各类公共资金的就业促进作用。
4.以缓解制造业招工难为重点，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刚才蔡院长也讲到，在制造业方面它是高质量的就业，但是招工很难，一方面要重点推进用工主体降本增效，提升盈利能力，改善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大幅提高制造业对青年群体吸引力，另一方面促进制造业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互动融合，提高各类劳动者适应制造业就业能力。
5.持续扩大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并通过改善生产率提高从业人员报酬。发展先进现代服务业，科学统筹促进生活服务等密接服务业加快修复，吸纳更多农村适龄劳动力到城市务工，提高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
四是加强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竞争方面的政策协调，既要防止相互掣肘，也要避免政策叠加共振。
要把握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提高能耗双控限产政策的分阶段分区域实施弹性。在执行房地产“三条红线”“两集中”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动房地产产业软着陆，既要防止土地拍卖频繁流标、热点城市供给不足，导致后期房价暴涨，又要防止四五线城市房价过快下跌，引发连带风险。要注重反垄断监管的市场沟通，引导市场预期，凝聚多方共识，减轻市场振荡。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条件下，相关法律法规可能出现之后，要及时完善法律法规在实施有关政策时提前预告，科学引导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发展信心，推动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和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要规范监管，另一方面要促进发展，对于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平台企业要齐抓共管，目的是保持持续健康发展。
五、对2022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建议
2022年继续做好点状疫情防控、加大疫苗接种力度，视情优化疫情防控策略同时，进一步巩固经济恢复态势，且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兼顾长远，进一步为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打基础、聚动能。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推动需求结构升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推动消费扩容升级。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增长，着力绘就共同富裕的民生底色，促进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形成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新格局。二是推动供给结构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2022年要持续大好势头，加快完善科技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打好科技创新三年攻坚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切实增强产业体系稳定性和韧性。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稳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三是努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有效应对成本提升型通胀。四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五是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性经济新体制。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更加注重调动市场主体发展积极性。全国20几个自贸区的成功实践和负面清单加快复制推广到全国实施。
六、2022年中国经济预测
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左右，2020-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5.1%，考虑到全球疫情仍在持续，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5.3%左右，2020-2022年平均增长5.2%，三年增速高于疫情前两年平均增速5.1%，说明经济在持续恢复过程中，但略低于潜在增长率5.5%。这是因为有疫情的影响，要达到这个增长率是很困难的。随着主要经济体产能逐步修复，中国出口替代效应将有所减弱，新出口订单PMI领先指标连续多月处于收缩区间，中长期下滑趋势明显，预计2022年我国口和出口增速分别为10.4%和6%，增速明显回落，但仍然保持一定韧性。预计2022年物价总体温和上涨，PPI涨幅下降，CPI涨幅提高，PPI上涨5%左右，CPI上涨2.5%左右，二者剪刀差明显缩小。需要说明的是，对于2022年预测因疫情变化而存在向下调整的可能。
具体指标预测在蓝皮书中有详细报告。最后我说明一下，2022年《经济蓝皮书》的篇章结构，我们的内容是由三位领导在前面序言，谢伏瞻、蔡昉、江小涓，三位的报告之后，我们有24个报告，分为总报告“宏观走势与政策展望”篇章、“财政运行与税收分析”篇章、“货币金融与风险防范”篇章、“产业发展与低碳转型”篇章、“投资消费与对外贸易”篇章、“就业、收入与共同富裕”篇章，共24章，加前面三个报告共27个报告，内容比较丰富，我们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撰稿。今天参加发布会的6位专家只是占24个报告的1/4，很多专家因为时间限制无法邀请到现场，以后还有机会，我们希望把《经济蓝皮书》打造成为坚持质量第一、坚持问题导向、敏锐捕捉国内的热点问题和苗头性问题，提供政策展望和政策建议，为各行各业提供有益的参考。
王利民:
感谢雪松研究员的发言。这部报告是岁尾年尾，今年各类研发机构发布的相关的宏观经济预测报告的第一部。下面将有5位研究员作专题报告。首先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研究员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这儿作简短的讲演。首先，我非常赞成雪松提出来明年的经济增长应该定一个调，5%还是更高或者更低，我认为GDP目标依然是重中之重，一旦失去GDP目标对很多政策的统领都会有不小的冲突。中国经过疫情冲击以后要恢复信心，要恢复增长，我赞成蓝皮书中提出的5%的GDP增长目标，这有助于我们统领经济增长。
2021年多种因素叠加减弱了我们的经济增长，最严峻的问题还是疫情，疫情冲击使得我们预测的波动很大。社科院的这几个预测差别不大。疫情冲击、碳中和、拉闸限电又是一次冲击，国内强化监管也减弱了很多行业。财政今年是收缩的，货币政策也是比较正常的，并没有明显的扩张特征。这几个因素叠加削弱了我们的增长。
另外可以看到全球的预测，IMF下调中国到5.6%，10月之前他们作的预测，估计会进一步下调。高盛最新的预测，中国增速4.8%，低于5%。这里一个潜在的就是隐含了疫情冲击的不确定性和全球的一些变动。不管是IMF还是高盛的这些预测都是围绕5%上下波动，我认为明年的增长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些事情。
我想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有短期问题，还有一些长期的讨论。在短期看动力，下降最快的是投资。房地产估计也会向负增长转变。基建明年可能拉到正增长对冲房地产的下降。现在主要依靠于出口。雪松预测到明年还会转弱一点。整体来看，我们的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带动压力是比较大的。
可以看到投资的贡献率，三季度出现了负，这是少有的。如果房地产没有基建对冲，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可能超预期的下滑，对经济还有负面影响。所以要讨论投资压力是比较大的，这种投资压力与短期政策和长期问题都有关联。
未来的增长是典型的K型发展，有的很好，比如江小涓教授讲的数字化一片红火，但是实体压力很大。新能源很好，但是传统的拉闸限电，传统电厂折腾得很厉害，这都是一些K型特征，这种结构性特征也是全球和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这需要我们调整和适应。这一轮经济特征表现为K型特征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如何在这一次全球经济大调整中把握好结构，进行再调整，这是中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
除了全球经济的调整，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开始进行人口转变。我这个报告主要集中在人口转变对中国的长期增长的影响。IMF定义的，中国从现有趋势，2024年中国人口峰值见顶，这是根据联合国预测。2021年的监测生育率看，这个趋势越来越向着悲观发展，2024年人口总量见顶，意味着中国很多关于增长的话题，消费的话题和投资的话题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增长中，大家知道我们都是用的经济增长模型，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里面有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加上资本增长，加上劳动力增长，一旦人口峰值见顶，我们的劳动力增长2010年就变负了，怎么算长期增长率，这都是一个新问题。
现在的增速，受疫情影响我们明显放缓，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我们越来越快向发达经济体的增速进行收敛。过去我们一般认为这种收敛差不多接近2050年，现在看这个收敛速度会比较快。我们做的长期增长图，让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增长减速并非是简单问题，隐含了长期人口变化和其他变化。人口变化还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人口减少，减少劳动供给，另外近年来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使得现在资本动员能量实际下降。所以长期问题也是对短期问题的重要视野，增长的减速并不简单。
随着人口下降，有两个指标是可喜的，一个是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如何持续提升？这是我们的问题。劳动份额的提升对消费是有支撑的。如何使得劳动份额提升与人力资本和劳动效率三者一起提升，才是正向循环和共同富裕的根本。只是劳动份额提升，人力资本和劳动效率不提升是不可持续的。二是明年进入“退休季”，中国的就业压力相对不那么强。但是要缺了劳动力，需要更高劳动效率和更高劳动素质。
老龄化对整体需求还是有很大挑战。从国际上讲，我们的贸易水平还可以，但是我们海外净收入一直是负的，随着老龄化有大量产业要转出，有大量资本要素要输出，获取国际上的收益，但中国这方面做的并不太好。所以我们老龄化过程中，国际上的贸易份额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我们的要素回报是比较弱的，这是我们现在没有能从海外获得更多收益弥补国内。总得来讲，中国短期的问题背后也有长期的问题，也有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发展问题。
宏观政策，刚才雪松已经讲了。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或者2024年人口见顶，我们的货币供给适当应该高于名义GDP，而不是与名义GDP同步，适当对中长期需求有一定的刺激。两次债务峰值，一次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债务峰值，第二个峰值是老龄化带来的债务峰值，所以中国现在需要对长期债务的可持续性，从现在开始要作出更为长期的讨论和制度安排，从而完成关于债务问题的可持续分析。最后关于劳动力素质提高和劳动力收入以及劳动效率三提升的一些思想。在这儿不更详尽地说明了。
总之，这些都是基于长期政策讨论当前的问题，希望在当前政策和当前发展形势有更长期的思维和视野。谢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微：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社科院蓝皮书的发布和演讲，我也是第二年参与蓝皮书的写作，感谢社科院谢院长、李所长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今天我就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市场运行态势和趋势跟大家作交流。
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对扩大内需有了新提法，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消费为主导的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把全面促进消费作为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工作的非常重要的战略任务。
现在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不仅仅是短期经济恢复和实现稳定增长的需要，也是中国迈向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老百姓的消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衣食住行的刚性消费的数量增长，而是涌现出很多新消费，这些新消费会带动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壮大国内市场。
从2021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来看，有几个特点：
一是消费市场全面复苏态势非常好，基本确立了复苏走势，消费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地位，展现出了比较大的韧性。在这个过程中，消费的创新也非常重要。从今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还是比较突出，“压舱石”的作用在逐步恢复，在三大需求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逐季回升态势，一季度的53.5%恢复到二季度的77%，到三季度的78%，对整个经济的贡献高于投资和进出口的程度。
消费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由于我们疫情的恢复和国际不太一样，我们是供给的恢复相对快，需求相对滞后，特别是在去年，使得我们整个消费市场的供求平衡状态相对比较好。表现在市场上就是CPI的价格运行比较温和，不像美国和欧洲市场CPI快速的上涨，对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产生很大影响。当然，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带动了国内能源、煤炭等价格的上升。进入三季度以后，我们看到部分消费品市场陆续上涨势头在加快，核心CPI涨幅超过CPI整体涨幅。表现在一些重要的商品，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商品上，整体价格上涨虽然不快，但是老百姓日常的感受会强于CPI本身的涨幅，这是市场上的一个基本特点。
从创新角度讲，今年市场上出现一些非常重要的，对消费有很强引领作用的因素，比如新国货，这是今年消费市场上最热门的词汇。新国货在很多细分品类市场中，中国国货市场正在超过国际品牌，特别是快消品方面，新国货对市场增量贡献超过国际市场，新国货对于年轻人的影响非常重要，得到很多年轻人的高度关注。再有扩内需的政策，海南市场我们引入免税消费以后，消费回流速度非常快。海南市场今年在十一假期继续保持了70%以上的高速增长，免税消费不仅在海南，在一些重要的一线城市，比如上海、北京、广州也在布局新的免税消费场所。现在消费对于中国老百姓的吸引力，吸引消费回流起到很大作用，这中间也包括了跨境电商。这对整个供给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二是创新过程中数字化对中国消费的影响在不断加速。特别是去年疫情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判断，疫情加速了消费向线上迁移。今年保持了去年的势头，今年网购零售额占社零额的比重到24%，但是一些创新形式，比如像直播带货，对整个消费的带动力更加强大。同时，我们看到今年比较重要的是数字创新加快向线下赋能，推动线下渠道的创新和进一步的分化。比如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鲜活农产品的数字化过去是最缓慢的。最近这几年生鲜的O2O销售、智慧菜场、社区团购都是数字化新型销售渠道。在数字经济的大省浙江现在基本具备数字化能力的市场已经到1100家，覆盖超过50%的线下农贸市场。还有5%左右的菜场已经变成了智慧菜场。数字化对老百姓周边生活的影响十分巨大。社区团购，现在也有很多诟病，认为是资本乱入的一个领域，但是在真实改变社区零售商业的变化。包括社区便利店、社区菜场和社区团购叠加以后，也推动了生鲜农产品的加快销售，而且带动了很好的零售商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中心仓、网格仓还有冷链配送设施，所以这种创新对老百姓的消费起到很大支撑作用，同时也使得零售行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三是城市特别是大型中心城市和城市圈正在成为中国消费市场的增长极。这几年快速发展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今年8月国家宣布了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和天津5个城市作为国家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试点，事实上这项工作从2018、2019年已经开始了相关工作。在疫情恢复过程中，这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消费增速的恢复快于一般城市和乡村地区。消费进一步向大型城市圈加快集中，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以及成渝这四个最大城市群在整个消费市场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中国现在消费市场格局的重塑，正在塑造新的增长极和消费高地。这是消费中的一些新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短期看，由于疫情反复和一些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就业问题，消费增长的短期不确定性比较强。今年7、8月份出现了快速回落的短暂趋势，虽然10月、11月有所恢复，但是这种迹象值得高度关注。另外，大家都在讨论为什么疫情来了以后，制造业恢复得比较快，消费恢复得慢一些？我们觉得有四个方面的流失在加快。过去对经济带动比较大的大额消费，包括家电、汽车、通讯器材，因为它已经过了普及期，即使有很多政策在促进这些消费，但是消费的增速在下降，再加上汽车芯片的短缺，所以大额消费的带动性比以前有所下降。再就是企业机关单位的集团消费在下降，由于企业的经营困难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今年成本上升、大宗商品上涨挤压了利润，很多企业在营销活动、客户拓展方面的消费在下降，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些支出也在下降，也对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块大概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0%-30%，这一块的流失也比较快。再有服务消费，我国的消费升级正在从商品转向服务，服务占支出占比超过50%，但实际市场统计中服务消费是比较弱，除了餐饮有比较及时统计，其他方面的服务消费没有正规市场统计。再加上大量服务型企业都是小微企业，很难纳入统计中，这是比较大的问题。当然还包括一些政策的相互冲突也会造成一些服务消费的流失，所以服务消费从市场角度看还是存在低估。
过去我们说得比较少的，但真切影响我们消费市场的外来消费，比如北京市的旅游消费，一年大概7000亿元，其中6000亿元来自全国老百姓到北京逛吃的费用，还有大概将近1000亿元是国际游客的消费，大概几百亿元才是北京老百姓在周边市场的旅游消费。疫情来了以后，一些密接的行业的消费基本消失了。大量的国际游客，境外居民在中国市场的消费，这个规模大概有3000亿元左右，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0.8%，如果再考虑考虑和境外消费者的交通、住宿、娱乐等服务性消费，这个比例可能更大一些。这也是影响当期消费滞后于供给方面的一个原因。
从2020年和中长期消费趋势看，2021年中国的消费还会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会继续恢复，增长速度在6.8%左右。中长期来看，新发展格局下消费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关键支撑。从发展阶段来看，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过程，消费对各国经济支撑作用都是第一位。所以我们觉得中国会走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中长期来看，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正在创新，出现了很多不同以往的新消费，比如衣食住行方面的提质，像所谓新国货和品牌消费都是提质的重要表现。再就是扩容，消费重心从过去买买买向体验和服务在转变。大量新技术推动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消费方式的出现，这种创新对中国消费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中国老百姓的消费从过去排浪式、集中式正在加快分化，不同年龄层次、收入、受教育水平都会成为不同的细分消费市场，它会为更多产业提供非常重要的市场基础。
城市化进入以城市圈为核心的新增长阶段，未来大型城市圈会成为中国消费的新增长极，当然也会对下沉市场带来影响，和数字经济结合以后以县域市场为核心的下沉市场发展也会非常迅速。所以我们说中国消费市场的重塑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当然，这些新消费都和我们所说的新阶段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内在一致。而且这些新消费的形成一定会带动很多的消费性的制造业、服务业加快发展，所以它会与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产生非常大的需求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新消费孕育新产业，也会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带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制度性的变革，所以它会成为畅通国民经济的关键和最主要的动力，也会成为国内和国际循环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集。所以推动消费不能仅仅从短期入手，还是需要从中长期针对消费的形成和将来的释放途径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现在中国老百姓新消费需求增长很快，供给滞后，所以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改革，通过补短板、增供给、优环境、促改革、建示范的方式，更好地为新消费释放提供高水平供给，实现更高水平的供求动态平衡。
也需要从需求角度进行相关改革，包括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金融等等方面都有很大改革空间。从引领企业变化的角度也有一些突破口，需要以消费变革为核心形成新的供给体系，以品牌化为核心加快提升消费质量，以国际化为方向加快塑造和提升我国消费市场的新优势，最重要的是要以数字化转型为导向，加快中国从消费到供给之间的供应链体系的重塑。我们要从制度环境的改造方面加快相关改革。
以上是我们从短期的分析和中长期的展望来做的一些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
我讲个具体点的和房地产有关的看法。谢院长的主旨演讲中谈到房地产还是要合理发展，当然也要注意它的风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房地产有太多的讨论、争论、误解，我希望给出一些事实，给出一些历史，让大家对房地产有一个更好分析框架和背景。
首先大家都知道房地产的重要性，它是经济的枢纽，中央提出促进金融、房地产、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它为什么是枢纽？咱们可以来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对老百姓来讲居者有其屋，是百姓的立足之地，也是居民最重要的财产。电影《无依之地》，就是讲的和这个有关系，既讲了房子的重要性也讲了和房子相关的贷款。对于政府来说它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地方发展的龙头，是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基础。对于银行来说，是重要的抵押物。银行业到今天为止仍然是靠抵押来放贷，尽管有很多金融科技办法，但是抵押放贷是最重要的一个办法。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家讲到土地在现代经济中特别是在生产函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抵押的作用。当然他有很多模型，这里不展开了。对于银行来讲是信贷最好的投放领域。对实体企业它是什么？是脱实向虚的好去处。另一个层面，房租也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很大障碍。所以很多地方房价很高，它好像在脱实向虚这块获得很多，但是实体企业怎么发展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房地产是整个经济的枢纽，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现在讲共同富裕，为什么大家关注房地产，关注它的下一步发展会不会有根本性变化。最新一个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做了实证研究，现在财富差距很大，远远高于收入差距。差距最重要的靠什么解释？70%靠房产解释。房产差距能解释财富差距的70%。这是枢纽的重要性。住房为什么成了老百姓财富中的最大单项？
我们看这个变化，最上面的两条线都是中国的，最下面的是美国。中国的，无论是占总资产的比重还是占净资产的比重，住房占比都远高于美国。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可能大家觉得不符合我们的直觉，为什么下降了呢？你的住房财富本身并没有大量缩水，你可能会说平均房价还在涨，分子应该高，但为什么比值在下降呢？居民的资产在扩张，以更大幅度在扩张，所以这个比值在下降。居民财富的扩张，我们看到市场上很多研究，得出的结论不是这样。问题出在哪儿？对居民财富的估算，通过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估算，里面一个重要成份，很多的估算是没有的。我们把企业的财富最后分尽了，企业自己是有净财富的，但是要么归政府部门、要么归居民、要么归海外。如果把企业部门的净财富分到居民部门，实际上这个财富增加了。这个可能没有直接到你账上，但是确实归居民部门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们看到2014年以后城市土地供应趋紧，城市化继续推进因素作用下，住房资产相对规模又开始缓慢上升，后来又持平了。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住房资产在居民总资产中，尽管是下降态势，但是比发达经济体要高得多，这是一个重要事实。住房以及房地产投资为什么那么有吸引力呢？我只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每一位都有切身感受，房子有一些附加价值，是被资本化以后到房价里面。房价受什么影响？区位、建筑质量、户型设计、小区管理等，除此之外还有户口的关系、和教育有没有关系，和医疗资源有没有关系，所以还有更多附着在房产上的附加价值。它资本化以后就会变成房产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体现房产投资的金融属性方面。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到了今天大家说房地产已经过了什么什么了。这个判断可能是对的，进入下一轮好像不行了，这个判断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看发达国家是怎么经历过来的。尽管我们有中国特色，但我们还要遵循经济规律。两三百年以来，发达经济体住房财富是怎么变化的呢？一是住房价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二战以后；二是住房财富占整个国民财富的比重基本上都超过50%。我们先看美国，美国这个占比算是最低的，我们统计美国住房财富和土地财富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美国是相对低的，是不是因为土地太多了所以估值并不高。我们看下面两个阴影部分，大家关注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实，在早期的时候，土地和房产加在一块儿，土地价值特别高，房产价值特别低，但今天土地价值特别低、房产价值特别高。土地价值就是农地价值，农地价值就是用农业产出作为现金流，然后资本化过来的，除它的折现率得出来的。这就知道为什么它那么低了。
英国也是这样。最右边这个柱子，所有的比值都是比GDP，比如这边看到100%、500%，都是跟国民收入的比重。英国早期是更高的，占整个财富的70%左右，在1700年的时候，到今天也是50%以上，土地的价值几乎为零了。
加拿大也基本是这样，总体是相对持平的，没有特别大的波动。
大家注意，所有的波动基本上都出现在二战，有的在一战，包括大萧条，基本是这中间出现的，其他的时候都往上走。
德国也基本是这样，也是超过了50%。
法国是大概超过60%。
中国是多少，我们简单估算，在3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离发达国家这个数字还很远。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搞房地产泡沫，意味着房产价值在整个社会财富中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是越来越高的。这是经济规律。
接下来我们再讨论，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应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我们的房子太多了，我们的总面积太多了。未来20年或者未来40年房产面积不需要了，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个判断不是我的判断。住房矛盾从总量短缺变为结构性供给不足，结构性供给不足，我们想办法把它调匀是不是就可以了呢？房子是不能挪的，只有人挪。我们分析一下结构性不足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方面我们是一下子解决不了的，还是要通过盖房子。
第一，住房分配不均。总量是很多，有些人两三套甚至更多，有些人一套没有。你是被平均了。这是分配结构的问题。
第二，住房本身的质量和老百姓的更高要求之间的矛盾。比如折旧的年限，房子的质量，中国的房子很快折旧了，国外房子一百年，我们的房子是不是20年重盖。过去老房子，公共卫生间，我们需要更好的房子。过去一个孩子的时候两居室就够了，现在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了。人口老龄化以及生育政策的变化会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仍然是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结构使得我们结构性供给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显现。
第三，这里特别强调房子区位分配不均的问题没有办法通过总量来增减平衡的。乡下有很多房子，但到城里工作，房子带不走。城里还要给他盖房子。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一二线城市房子不够，三四线城市房子多了，房子也匀不过来。人口流入的城市房子必须要盖，人口流出地的房子要想办法处理。
我今天提出来的很多不是政策，很多是问题的剖析。政策当局会提出更好的意见。结构性不足也是不足，这些需要通过盖房子来解决。
最后提出几条意见：
新旧动能转换，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没有变。这一点听起来没有变，但实际上非常重要。很多人会想要共同富裕，房产差距能解释贫富差距的70%，那房产会变成什么？变成共同富裕的那个对象。那就意味着底层逻辑可能会发生变化。我想强调的是没有发生变化，没有在那个层面上改变房地产的合理定位。这是对房地产合理定位的基本遵循。房地产仍然是中国经济重要的部门，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关联交织的枢纽。无论是经济增长、民生改善还是共同富裕都需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再加一句，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故事就是为了这一句。事实上，在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市场经济体中，房地产的重要性仍然没有改变。
结构性不足也是不足，要维持适度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刚才张平研究员都提到了是不是要下的更厉害，是不是要负增长了。
中央提出依然要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这还是要考验当地的执政艺术。
最后一条，为什么政府要在保障性住房方面作出更多工作呢？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这是政策文件。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我们居民的杠杆率已经非常之高了，甚至超过了日本和德国。而且最近有一个连续剧叫《鱿鱼游戏》，里面最后讲了一个故事，韩国居民债务水平已经很高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加了一句“仅次于中国”。居民债务核心是抵押贷款，政府要承担这部分责任的作用是什么？帮助居民减少跟住房相关的负债，以降低居民的杠杆率。
王利民:
感谢张晓晶研究员的精彩发言，他讲到财富向房地产的转移，特别是政策性，不能够“上山下乡”来解决房地产问题，要坚持房住不炒。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研究员作报告，大家欢迎。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
各位专家、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我给大家报告的题目是碳中和。现在碳中和已经有一周年了，从中央提出双碳目标以后全国积极响应，过去一年我们经过起步、试错、纠偏，现在进入起飞阶段，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这个为标志，中国的双碳工作进入了起飞阶段。但是能否平稳的飞行，我觉得还面临着很多挑战，有很多东西需要基础、需要夯实。要保证双碳目标的顺利实施、实现，首要问题我认为还是解决认识问题。认识问题如果解决了，剩下的都是操作性和技术性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它推动起来就会非常困难，或者说推动过程会产生一些偏差，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乱象、一刀切、碳达峰攀高峰等问题。另外它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减排压力一旦小或者出现什么情况，它就会容易反复。现在重要的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央提的这个文件，标题是“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通常文件不会这么绕，贯彻新发展理念就可以了，还加上了一个状语“完整准确全面”，所以是特别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要避免用传统发展模式下的旧发展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什么是旧发展理念？内涵是很多的，但是一个标志性的问题就是你如果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是冲突的问题，或者减排是一个倒U型的关系，或者认为减排是一个负担，我觉得就可以归为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的旧发展理念。你认为减排有可能是经济跃升到一个新的更有竞争力的结构，可以归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判断。
我觉得有几点是要明确的。一是我们现在做碳中和它不是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战术层面的考量，不然我们就会出现国内和国外的说辞不一。二是现在中央反复强调碳中和减排不是别人要我们减，而是我们自己要减，这个过程是中国艰辛探索可持续现代化战略的一个战略选择，不是一个别人逼着我们来减，不然的话如果某个大国过几年一换届又退出来了，是不是就不减了，不是这个问题，不管其他国家减不减我们都要减，因为这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以后，经历了这些不可持续的变化得出的战略选择，这也是我们在国际气候谈判，处理和一些大国双边关系时的战略底气，我们的战略在战术层面可以做很多工作。如果经济社会一放缓，很多人觉得我们可以上点这些东西，或者某个国家一退出，我们觉得国际压力小一点，就开始放松。如果你的发展理念还是旧发展理念，减排行动就一定不会坚决，一定会反映在行动上，就会心有不甘。
另外一个要明确的是，我们现在国家的气候雄心和大国担当，其实可以体现在“两个共赢”和“两个由内到外”。“两个共赢”是习主席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时曾经提出过“两个共赢”一个是环境发展、减排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共赢，另外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共赢，这两个东西是内在一致的。中国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时是“两个由内到外”，一个由内到外是，现在新发展理念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表现在行动上，绿色发展、生态文明为什么能够进入宪法、进入党章、进入“五位一体”战略，进入“十四五”规划。另一个由内到外是，国内行动和国外行动是内在一致的，不是说我在国内这样做，在国外未来应对国际压力怎么做。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碳中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范式转变，有140多个国家承诺了碳中和，大概占全球人口60%左右，经济75%左右。这不光是总量的问题，其中更实质的是，其中有70%左右是发展中国家，这在过去传统的发展模式下，先污染后减排的模式下是不可想象的，现在这么多国家承诺碳中和，实际上就意味着欠发达国家低碳起飞成为可能，至少不会像过去那种形状，并且这么多国家去承诺，不是因为道德的召唤，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比如说过去十年新能源成本下降90%，电动车、新能源车现在已经是完全有竞争性的。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一个新发展时代的开启。
现在讲转型的时候，容易和过去讲的转型概念相混淆。八十年代开始讲我们要发展方式转型，那时候讲从粗放到集约，讲技术进步、产业进步，上升到所谓的“微笑曲线”的两端。现在讲的转型和过去不一样，在过去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不是爬到“微笑曲线”的两端，只是把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全球碳中和的问题，如果用过去的模式很难解决全球问题。现在中国很多城市，大概有11%的城市已经实现了碳排放绝对下降和经济增长同时增长，就是所谓的脱钩，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你仔细看他们的消费端就会发现，很多高碳的东西可能是从外面其他地方生产和进口的，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个模式是没法推广到全球或全局范围的。我们一定要进行彻底的从发展理念到发展内容的转变，这个转变说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回到发展的初心，发展的初心是什么？发展的初心是提高人的福祉。GDP是必要手段，但是根本目的是福祉，过去在传统工业化模式、发展模式下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发展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我们要从一个过去GDP导向的增长向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这背后涉及到关于对美好生活的重新认识，一些新的约束条件，然后再改变人的行为。
接下来我讲讲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战略机遇。讲到战略机遇和挑战的时候，不是比较一下碳中和的机遇和挑战，机遇大于挑战所以我们要进行碳中和，不是这样的。现在的碳中和不是选择题，是必答题和应用题，是如何来做的问题。
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我们过去的那套发展模式，包括能源体系、经济体系都建立在化石能源和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基础上，需要系统性的转变，包括从能源、交通、建筑、经济体系、空间格局，中国面临的时间跨度和规模、难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央说这是一场自我革命，但是更多的是重大的战略机遇。我从两个层面解释这个机遇：
一是碳中和是对现代化的重新定义。现在的这套现代化标准都是工业革命以后建立的以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发展内容为标准，后发国家都是来学习发达国家的这一套东西，对发展的内容并没有深刻的反思。正是因为这套发展的内容，是建立在一个高物质资源消费、高碳排放、高破坏环境基础之上，这套模式可以让世界上少数人口实现丰裕的生活，上百年的历史都是全球的北方和全球的南方，全球的南北差距。为什么现在有些大国相信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打压一个国家的崛起，我想同历史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工业革命以后，以工业化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建立了工业革命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个模式现在很难持续。他们自己也没有实现所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们的SDG、碳排放、生物多样性目标发达国家搞的都不是太好，他们其实也业没有实现。中国现在实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后建立的现代化概念的重新定义，这应该是可以为全球共享繁荣的，这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连在一块。如果这样的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是全球的，为全球带来大量的机遇。
二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来说，给中国提供了换道超车的机会。因为绿色发展是一个从0-1的结构性跳跃，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新能源和新能源车等等，现在在全球基本上是处于第一方阵，有些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汽车行业按照原有轨迹走，中国很难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产业，中国在其他新兴、绿色技术产业上还不错，未来四十年，从现在到2060是四十年，正好和前面一个改革开放周期四十年时间是相等的，过去的四十年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能够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个就是市场神奇的作用，不是任何模型能算出来的。今天在这里讨论未来四十年事情的时候，不妨假定一下，你觉得碳中和很困难的话，我就问你2060假定化石能源枯竭，我们现在已经有可以和化石能源相竞争的新能源，有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我们在2060的前景是悲观还是乐观，我们如何打造一个繁荣的新世界？你稍后变换一下，实质就是这样的。如何使我们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好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我相信市场会有神奇的力量，把未来四十年变成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四十年。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的力量，我觉得会有这个结果。前一个四十年和后四十年有本质的不同的，前四十年我们更多是学习发达国家的模式，现在我们从学习者到引领者，新的绿色发展中国实际上是进入一个无人区，我们需要有非常高的创新能力，需要有市场竞争力，并且对政府的职能也要重新定义，不是过去意义上简单的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划分。
最后，双碳为什么要纳入生态文明的整体布局？现在讲到双碳时，我个人观察有几个倾向。一是讲到双碳就讲到我们要有技术突破，我们要有能源替代，好像一个新的技术突破以后问题就解决了，化石能源全部解决以后问题就解决了，并且现在很多做法，唯技术和能源、唯减碳而为减碳，这两个都是有问题的。技术的突破不一定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因为双碳目标是要解决可持续的问题。我们知道技术提高会降低强度，但是会带来整个消费的扩大。现在我们有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技术，但是我们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可持续的危机，技术是必要的条件，不是充分的条件，能源也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在有百分百的新能源以后，我们的可持续目标就能够实现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定美国现在能源消费非常高，换成百分百的新能源就解决问题了吗？不是的。新能源的生产本身是需要消耗各种物质、造成各种污染、造成各种环境破坏。能源是驱动其他资源的使用，比如你制造电器，它的能源不是简单的消费能源的问题，会驱动很多其他的消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一些倾向。中央提出要把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如果不纳入的话，实际上双碳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双碳不是一个简单的能源问题，涉及到一系列深刻的转变。可能单靠一个环保部门很难推动，直观说就是这样，如果不纳入双碳还有很多后果，百分百的新能源也不一定意味着你会是一个可持续的结果。这个减碳和降污，还有保护生态，一定要是相互促进的作用。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减碳会有协同效应，比如空气质量会改善，确实是会改善空气，但对关键矿物的东西，对生态的破坏，如果从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来看的话，可能必须要把它纳入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框架才能实现相互促进，不然的话只是为了减碳而减碳，把碳减下去了，但其他方面翘起来了，是这样一个概念。现在讲新能源车，氢能源清不清洁，都是讲碳排放和汽油车的比较，如果用更大的范围来看，就会更加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性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COP15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在生物多样性大会上宣布中国在“1+N”。为什么在生物多样性大会上宣布气候变化的问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并且他宣布人类携手进入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这也是在生物多样性大会上提出的。按说这种概念应该是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但就是在生物多样性大会上提出。我们现在讨论的环境这些问题，是对整个发展概念的重新思考，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对整个现代化概念、对发展的概念最基本问题的重新反思。所以生物多样性目标“爱知目标”过去十年实现的都不理想，真正要实现就必须要从根上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不然很难真的获得生物多样性的目标。这些目标和气候目标、资源目标都应该纳入到整个框架下。
我就跟大家报告这些，不对的地方请批评。谢谢。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斌：
谢谢王社长，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听了一下午学习到了很多，前面讲的很多发言内容都非常好，我也很有收获。今天给大家简单报告一下，其实也是蓝皮书报告的一部分内容，关于中国外部经济环境，我主要向大家分享两个内容，一是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特点，二是需要采取的对策。
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2020年经济上受疫情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大的下行。到2021年，尽管疫情还在，但是经济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复苏，这个复苏从区域和国别的角度上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经济体，一种是恢复情况比较好，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疫苗接种普及率比较高，现在种疫苗之后有些新病毒变种未必能挡住，确诊率还很高，但是重症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这也使得很多国家尽管疫情还在传播，有些数据甚至还创了新高，但是疫情的社交管控大幅度下降了，这是支撑经济恢复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它有比较强有力的刺激政策也好，或者叫支持性政策也好，财政货币政策上对经济的支持都比较大，这种类型的经济体，一个是疫苗接种比较普及，同时经济刺激力度比较大，这种类型的经济体恢复比较好，主要还是发达经济体。另外一种经济体是反过来，疫苗接种情况不太好，不能够做到广泛接种，疫情防控还是比较严格，同时也没有太多的政策余力刺激经济，这类经济体的复苏情况不太好，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今年，低收入国家还面临债务问题比较突出。总的来说这些经济体恢复情况不是特别理想，可以看到是一个分化的复苏。
第二个特点，也是大家关注比较高的，今年大宗商品的上涨，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到第三季度以后有一些调整。为什么会上涨呢？它有共同的基本面的故事，去年疫情期间大宗商品价格有一个非常大的下跌，随着对疫情防控的减弱，随着经济的往下走，支持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这是一个共同的过程。对于不同商品来说，尽管有大的背景，但是有各自不一样的故事。比如石油，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一些头部产油国，沙特、伊拉克，他们的石油产量恢复情况还不错，但是一些中部产油国受疫情的干扰或者别的因素的影响，产油恢复力量比较慢，这就使得头部产油国在市场上的定价力量增加，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石油生产还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不光是传统油田，美国页岩气开采比疫情前还有一定差距，这是石油的故事。如果看金属，各有各的故事，如果看有色，新能源车对有色金属的需求在增加，如果看黑色金属，可能跟中国的房地产，由于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房地产部门比较景气，跟房地产、跟中国的因素关系很密切。如果再看天然气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天然气甚至跟气候问题都有关系。今年极端天气比较多，其他的新能源供应，比如风力、水利供应受到一定影响，需要更多天然气，但天然气的供应本身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使得一些天然气现货价格上涨很快。但是天然气现货价格影响面很小，大部分的天然气供求之间是长期性的价格。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大的基本面支持，但是不同的大宗商品每个故事都不一样。
另外，美国通胀引起特别高的关注。美国通胀有暂时性的因素，这也是市场主流认为的暂时性因素，比如芯片供应、集装箱货运。同时也可能有一些中长期的因素。不管有什么样的因素支撑，决定未来通胀水平高低的通胀走势还是在美联储的手里面。美联储的态度，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对通胀的容忍度，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美联储在很长时间内不光是美国，对整个发达国家来讲面临的很突出的问题就是通胀预期太低，对整个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对投资增长不利，因为商品价格太低以后企业销售没有利润，企业投资意愿也会非常低。如果通胀预期能够抬升一点，这样对他的真实利率下降有帮助，对他的刺激投资、提高支出都有帮助。大家可以看到美联储在通胀问题上，它并不是看到通胀上升就急于控制，而且适当容忍通胀的程度。现在主流看法，未来通胀不会特别高，但是通胀中枢会有一定上行，这对经济复苏未必是不好的。
第三个特点，供应链的中断。刚才雪松所长报告里面提到，我们现在面临芯片生产问题、集装箱货运问题，很多这方面的供应链从生产到运输，各个环节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各个国家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对供应链的安全更加重视。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层面上，2020年国家层面对国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出台最多，而这些国外直接投资政策里，有一部分是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这种政策的数量下降。而限制国外投资的，出于一些安全理由，这类政策数量大幅提升。全球范围内对海外的投资，外部环境其实面临了更困难的境地。在企业层面也会做一些调整，一方面可以做一些离本土市场更近的生产基地，通过增加多元化来使得供应更有弹性，另一方面是加强供应链风险的管理，包括江小涓院长讲的，使整个供应链更透明，透明度提高，就能非常明确地知道供应链里面各个环节在什么时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供应链中断出现一些问题，能够非常及时地了解信息找到替代方式，这方面企业应对措施也是在提高的。
在这几个背景之下，我再谈一点2022年的主要风险。我们现在面临的风险还是挺多，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讲一点。美联储现在因为经济恢复的情况不错，通胀也上来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接下来就要调整，除了缩表之外，甚至明年有可能加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化不光是自身的影响，也会带动全球货币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的调整，对实体经济部门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不是第一次做，好的是这不是第一次做，次贷危机之后做一切都是新的，做的路径完全不知道，这次大概怎么做，对市场上的影响，比上一次确定性高一点了。不利影响是，刺激力度比上一轮大得多，退出时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尽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力度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就使得对全球经济的压力我们不能忽视，特别是对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在疫情冲击过程当中面临的债务压力、经济基本面恶化情况比上一轮更严重，这样对他带来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最后，中国的应对措施。
第一，刚才雪松所长已经讲了很多，我再强调一点，从疫情之后这一两年的经济复苏情况来看，消费跟投资偏弱，而出口偏强，支持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力量是出口。随着接下来几个季度美国货币政策环境变化，全球大经济环境变化，我们对这方面不敢期望太高，因为政策不再是刺激，而可能慢慢转向中性甚至收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不敢再过多指望出口，我们必须要扩大内需，必须要扩大消费跟投资，必须要有支撑，否则这5%是很难保得住。既然需要对国内消费、国内投资支撑，我们在疫情防控方面非常重要，如何把精准化做的更好，对受疫情管控的群体怎么样做到更直接的帮助，这也是必须要做的。宏观政策上，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应该对实体经济部门有更实质性的支持，这是第一条扩大内需。
第二，要有更弹性的汇率。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如果说美联储货币政策发生变化了，对汇率有压力，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调整，现在汇率水平跟市场预期变动的汇率水平持续有比较大的偏离而且持续得不到纠正，你得到的是持续的单边升值或者贬值预期，投机资本大量流动，市场预期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稳定是比较大的威胁。如果转过来更有弹性的规律，能够吸收到这种冲击，经济不好的时候贬一点，经济好的时候升一点。通过这种不光把金融市场的投机压力卸除掉，同时对实体经济部门也形成了一定的缓冲期，对实体经济部门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弹性汇率在明年也是一个考验，遇到压力时更多让市场在汇率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坚持对外开放。有了疫情之后，全球一体化格局包括开放格局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疫情之前我们面临着很多发达国家，以美国为首的，孤立立场，在全球化甚至采取往后走的政策，特别是对中国很多做法是不利于这种全球化推进的。当有了疫情之后，各个国家有点像微软系统的安全模式，那个模式大家平常都不用，但是特殊时候会用，很多国家在疫情之后转入了安全模式，就转入了更封闭的模式。我前面也提到，很多国家对外投资的限制比过去更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民粹主义情绪的抬头增加了全球一体化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开放对我们来说不是要和不要的问题，不是选择要和不要的问题，开放对我们来说是必选项，是怎么把它做好的问题。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对我们的耐心、韧性、智慧都是新的考验。此前中方政府宣布对CPTPP包括区域性、全球性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议有一个积极意愿，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一件事。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退步，对于中国经济也是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结果。
我就给大家报告这么多。谢谢。
王利民: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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