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杨伟民：积极应对“三稳”新挑战，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导读：
7月16日，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网易财经、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演讲中表示，稳增长的新挑战在于，之前支撑经济迅速恢复的三大动力：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动能都有所减弱，稳增长的政策需要聚焦更好激发经济恢复的动力。
杨伟民表示，实行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用政府加杠杆的办法支持居民扩大消费，特别是要支持疫情受困群体、低收入群体增加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同时要采取一些不花钱的改革办法促进消费，放宽或取消对居民消费的行政性限制。比如说汽车和住房的限购，应该按照主城区或者中心城区来区分，而不是要按照整个行政区进行限购。金融需要继续给居民让利，减轻居民房贷压力，这既有利于当前扩大消费，也有利于长远优化分配格局，从而形成分配促进生产的良性循环。
杨伟民表示，聚焦改善预期，出台制度性、综合性的房地产政策。他指出，房地产在中国还不是夕阳产业，仍有刚需。房地产问题是整体性、行业性、综合性的问题，不是地方层面能够解决的，鉴于此，有关部门应该聚焦新的住房制度、新的房地产发展模式，联合制定出台综合性、长期性、制度性的房地产新政，全方位指明房地产的税收、金融、土地、公积金、预售和租赁等大政方针和政策方向，这样才能够给居民、企业以长远稳定的预期。
以下为演讲全文：
杨伟民：非常高兴参加2022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成绩单，从中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走出4月的谷底，正在逐步企稳回升，但没有出现强势的反弹和恢复，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今年上半年经济波幅是比较大的，1-2月是正常恢复，3月是逆转，4月探底，5月弱恢复，6月恢复加快。所以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我认为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判断，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这个判断仍然符合当下的经济形势。
从稳增长来看，上半年GDP增长2.5%，远不及我们确定的5.5%的目标，如果三四季度没有大规模疫情冲击，经济肯定会加快恢复，但从目前结构性的动能来看，恐怕很难再现2020年的V型复苏。稳增长的新挑战在于，当时支撑经济迅速恢复的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业、出口三大动力都不如之前，所以稳增长的政策需要聚焦更好激发经济恢复的动力。
从稳就业来看，6月登记失业率降到5.5%，这是很不容易的，符合我们的预期目标，但是新挑战在于青年失业率连续四个月上升，连创历史新高，6月已经升到19.3%，相比5月大幅提高0.9个百分点。稳就业的新挑战还在于青年失业问题有短期的疫情影响，但主要不是疫情影响，而是房地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培训等吸收青年就业的主渠道，这些行业出现行业性收缩或者扩张放缓，所以解决就业问题既需要短期的政策，更需要稳定性、制度性的改善预期政策。
从稳物价看，6月的CPI是2.5%，控制在我们的预期目标内，但新挑战在于猪价调整已过临界点，已经连续3个月上涨。新的挑战还在于乌克兰危机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处于高位，而我国是初级产品进口大国，所以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国进口74%都是用于生产，目前下游企业生产已经相当困难，所以实现稳物价的目标面临多目标平衡的艰难选择。
面对上述“三稳”挑战，应当按照再聚焦、加力度、立长远的原则，在以下五个方面出台政策，努力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
第一，实现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居民消费是需求侧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最大因素。2008年我国实行扩大内需战略以来，外需比重大幅度下降，内需比重大幅度提高。但内需中投资和政府消费比重提高的更多更快，而居民消费提高最慢。从消费内部结构看，政府消费比重提高，而居民消费比重下降；居民消费中的房地产和金融消费比重大幅提高，其它领域消费比重下降。
当前居民消费增长十分疲弱，2020年我国最终消费比上年增加8000亿元，但拆开来看，这8000亿元都是政府消费，居民消费还不如2019年的规模。目前每个月社零总规模相当于2019年6~7月的水平，大概3.3万亿，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是比2019年减少的。2019年第一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是5%，如果扣掉价格因素后也就是2%-3%，再加上我国收入差距是比较大的，所以相当大部分的居民，这三年来消费没有怎么增长，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增长0.8%。
过去我国的扩大内需政策主要是以扩大投资为主，目前主要矛盾是居民消费增长疲弱，下半年经济恢复程度主要取决于居民消费，而不是投资和政府消费。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是以改善民生为目的的，改善民生，一看居民收入，二看居民消费，应该转变观念，实行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用政府加杠杆的办法支持居民扩大消费，特别是要支持疫情受困群体、低收入群体，增加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同时要采取一些不花钱的改革办法促进消费，放宽或取消对居民消费的行政性限制。比如说汽车和住房的限购，应该按照主城区或者中心城区来区分，而不是要按照整个行政区进行限购。金融需要继续给居民让利，减轻居民房贷压力，这既有利于当前扩大消费，也有利于长远优化分配格局，从而形成分配促进生产的良性循环。
第二，聚焦改善预期，出台制度性、综合性的房地产政策。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以房价上涨为龙头，房地产、地方政府、金融相互促进的增长模式，相当程度上拉动了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从需求来看，房地产投资推动了总投资快速增长，居民对房地产和金融消费增加更快，占居民消费比重迅速提高。
这种需求结构引领了供给结构，所以房地产、金融、建筑业等和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增长更快、占比更高。供给结构影响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占比较高，企业收入中金融业、房地产业占比较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这种分配结构反作用于需求结构，又促进下一步房地产、地方政府和金融的循环。
目前随着人口增长放缓和跨区域流动的增强，以及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的风险敞口增多，加上监管力度加大，房地产步入行业性深度调整。去年第三季度以来，房地产已经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拖累去年和当前的经济增长，影响就业，还带来一系列经济、金融和民生问题。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房地产在中国还不是夕阳产业，仍有刚需，问题主要是结构性、区域性的，有些问题是住房制度本身带来的。目前地方各自出台的刺激销售政策会刺激房地产的销售，但不会改善供给侧的预期。如果只刺激需求，没有供给的跟进，会进一步增加未来房地产解困的复杂性。
房地产问题是整体性、行业性、综合性的问题，不是地方层面能够解决的，鉴于此，有关部门应该聚焦新的住房制度、新的房地产发展模式，联合制定出台综合性、长期性、制度性的房地产新政，全方位指明房地产的税收、金融、土地、公积金、预售和租赁等大政方针和政策方向，这样才能够给居民、企业以长远稳定的预期。
第三，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这是今年第一季度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明确要求。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名义增长17.5%，是所有行业中最快的。其中作为数字经济核心的互联网服务业，2017年到2020年年均增长35%，互联网及其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经济社会生活，带动和推动其它领域发展，但是信息技术服务业从去年以来陡然减速，从2020年第四季度增长20%下降到2021年第四季度的11.5%和今年第一季度的10.8%，刚刚公布的二季度是7.6%，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互联网服务业的增长减速带来的。党和国家一直大力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数字中国战略，中央“十四五”规划专章阐述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是未来的大方向，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互联网平台。我们正在探索形成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离不开企业，更离不开互联网企业，因为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互联网企业的技术创新在各类行业中也是比较多的。创新特别是颠覆性的创新会产生一些与目前社会共识不合意之处，所以一方面创新主体要自我约束，尽可能符合当前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地引导社会共识，营造宽容创新的氛围。创新会带来某个产品技术、服务的暂时性垄断，需要区分创新性垄断和传统恶性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协调好反垄断与保护专利、激励创新的关系。
党中央看到了平台经济预期转弱的情况，在今年第一季度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我相信，这样的文件落地后会有效地改善平台经济的预期。
第四，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扩大开放。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供给体系韧性更强，需求体系相对脆弱，国内总供给一直大于国内总需求，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供求格局，原因之一是，我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超大规模经济体，我国自有资源不足以支撑100万亿的GDP和14亿人口过上美好生活。
最近的二十年，我国GDP从2001年的10万亿增加到去年的114万亿，净增10倍，同期初级产品进口也在成倍增加，比如2020年煤炭的进口量是2001年的122倍，铁矿砂是12.7倍，此外铜矿砂、原油、棉花、小麦、大豆等产品进口也都扩大了7-30倍，初级产品进口主要是用于生产的，2020年我国进口16万亿元，其中用于生产的占到74%，用于消费的只占14%。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进口，而要大量进口就必须得大量出口，从而形成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在国内加工制造再出口，换回初级产品的格局。面向出口的供给体系需要更大的弹性，生产能力要有一定的冗余度，因此国内总供给必然会大于国内总需求。
我们要全面认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需求端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只有2%以内，看起来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在供给端进口产品的74%都是用于生产，减少进口对我们的生产从而对供给的影响更大。
所以我们既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更要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尽可能地扩大开放，增加贸易量，既要壮大国内大市场，更要注重畅通国内国际循环，正确认识我国产业结构能耗高、碳排放高这一特征背后的大逻辑，不要简单地批评、否定、限制甚至关闭。
第五，坚持多目标平衡完善经济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这一思想非常重要。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些障碍，有些并不是宏观经济政策能解决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进入多元目标的阶段，目标多元了，但治理方式跟进不足，部分领域、部分地区在工作中单打一、一刀切、单向工作极端化、绝对化，顾此失彼，加剧了预期转弱。
坚持多目标平衡下完善经济治理，一要坚持基本路线，当代中国的最高目标是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实现现代化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发展是质与量的统一，高质量发展也要保持一定经济速度，不能单纯以GDP增长论英雄，也不能单纯以单项工作论英雄。二要坚持市场机制，多目标平衡不是回到定计划、下指标的计划经济，不是重视一个目标就设立一套指标，层层分解、一票否决。多目标平衡的发展仍然要坚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相信市场，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亲手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以有效解决多目标平衡的难题。三要坚持系统观念，多目标平衡发展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需要政府助力，但要把握好发展与监管平衡，既要抓监管，更要促发展，不能抓监管之手硬，促发展之手软。要把握目标之间的逻辑，目标是多元的，但目标之间有主次，有先后，有逻辑。所以制定政策要瞻前顾后，既要履行好本部门、本地区职责，更要顾及对全局的影响。要把握长期与短期，长期目标要打持久战，不能打成攻坚战、歼灭战，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要分清抓落实与责任制，不是所有工作都能层层分解、压给地方、压到基层，都能责任到人，精准问责到人。要把握好依法行政和依政策治理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是法治，所以要坚持依法行政。
以上是根据当前“三稳”面临的新挑战提出的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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