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呼出了他最后一口气。
随后，带着对周总理无限的敬爱，工作人员开始对他的办公室进行“整理”，很快，有人打开了周总理的抽屉，拿出了一张薄薄的纸。
这张纸虽然薄，但是当有人将纸上的内容念出后，许多人都落下了眼泪。
这是一份毛主席在两年前写下的最高指示，而周恩来，却是硬生生的将这份指示给压了两年。
那么，这份指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1974年12月，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与毛主席商量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在长沙，毛主席做出了著名的“长沙决策”，保障了革命事业的继续蓬勃发展。
关于选举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人选时，有人提议邓颖超应该当选为副委员长，毛主席表示同意，因此，毛主席写下了一份指示：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当时谈话时，周恩来没有多说什么，可是等一回到北京，他就将毛主席的这份指示给压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直到两年后他去世，工作人员在整理他的遗物时，这份指示才“重见天日”
有人看完内容感动落泪，有人却是不解，甚至还有人埋怨，认为周恩来压制了邓颖超，使得邓颖超的贡献和她的职务并不符合，浪费了邓颖超的才华。
那么，邓颖超对革命的贡献，是否能够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周恩来为什么要扣押下毛主席的指示？
邓颖超知道后又说了什么呢？
邓颖超的祖籍是河南光山县，但是她是在南宁出生，她的父亲邓廷忠曾担任过清朝的南宁镇台，全权管理南宁军务，后来由于得罪人惨遭陷害，最终客死他乡。
小小年龄的邓颖超只好与母亲过上相依为命的生活。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可不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女性。
杨振德是湖南长沙富商家庭的女儿，她生来就是一位具有浓厚反抗封建意识的女性，后来杨家举家来到南宁谋生，因而她结识了邓廷忠，并喜结良缘，生育了邓颖超。
后来的邓颖超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也多是源于杨振德的影响。
给女孩缠足是封建时期的“传统”，在邓颖超很小的时候，邓廷忠坚持要给邓颖超缠足，杨振德据理力争，她竭力反对，她说，自己的女儿不应该有“三寸金莲”，应该“走出闺房，为革命劳累。”
正是如此，杨振德给女儿立下了一个远大的理想。
而邓颖超，最终也没有让母亲失望。
1919年的北京“五四运动”，很快席卷了全国，10月，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聚集在南开大学的操场，举行共和八周年的纪念会。
此时已经是“觉悟社”成员的邓颖超，成为了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
也是在这里，邓颖超与周恩来有了第一次相识的机会。
周恩来后来有一个绰号叫“伍豪”，这个名字实际上也是源于他在觉悟社革命时所起，当时觉悟社的成员都要以抽签的方式起代号，邓颖超抽到了1号，因此取名为“逸豪”，周恩来则是抽到了五号，因此起名为“伍豪”
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邓颖超了解了周恩来，周恩来也了解了邓颖超，不过那个时候两人有的只是“同志间的感情”，并没有爱情。
甚至此时周恩来还大力宣传独身主义，
1920年10月，周恩来决定前往法国寻求救国道路，邓颖超得知后，知道欧洲寒冷，因而刻意织了一件毛衣给他。
周恩来拿到毛衣十分感动，他感受到了同志间真挚的友谊。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其实有了一位“心上人”
他的这位心上人叫张若名，张若名比邓颖超大两岁，但是两人在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时是同班同学，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发起了“觉悟社”
可以说，那个时候，张若名与周恩来的关系，要比邓颖超与周恩来的关系要亲密的许多。
如果不是周恩来宣传独身主义的话，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张若名与周恩来是最般配的一对，后来他们还一同去了法国。
不过，也是在法国，张若名与周恩来最终“分道扬镳”
张若名在法国进行革命运动时，由于被法国当局针对，再是因为她的出身问题，受到了党内的审查，因而她一气之下退出了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此事对周恩来影响很大，他此时已经不再信仰独身主义，与此同时，他还认为自己要找一位伴侣，就必须要找一位能够坚持革命到底的人。
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给国内的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寄了明信片，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邓颖超接到信后，立刻给周恩来回信：“你不是一向抱有独身主义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回信说：“我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与恋爱并非对立，因此，我改变了独身主义的主张，在法国，我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所以，我也希望能找一位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
周恩来在信中再次向邓颖超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邓颖超被感动了，随后，她给周恩来回信：“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接到这封来信，周恩来高兴至极，1924年7月，他离开法国，回到了国内。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为夫妻，从此，两人“夫唱妇随”，为革命事业共同奋斗了一辈子。
周恩来入党后的履历，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他长期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对于邓颖超的革命履历，很多人并不清楚，因此，我们就主要来说说邓颖超的。
大革命时期（1924-1927年），邓颖超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蒋介石在上海掀起“四一二反革命”后，邓颖超奔赴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妇委书记。
在此期间，邓颖超还身兼数职，多方面的指导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邓颖超来到了中央苏区，历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央机关总支书记等职。
当时也是邓颖超卸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后，由邓小平接任，后来，邓小平也是以这个身份参加了在我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遵义会议”
抗战全面爆发后，邓颖超的革命生涯也进入到了一个的新的时期。
此后，邓颖超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等职。
邓颖超之所以能够多次的履任要职，并不是因为周恩来的原因，而是她本身的能力很强。
早在大革命时期，邓颖超就多次领导和推动了妇女解放工作，抗战时期，邓颖超广交社会各界朋友，救助战地儿童，寻找烈士遗孤，发动妇女参战，致力民主统一战线。
如果说谁是近代以来我国最有名的妇女运动领导人的话，邓颖超必定名列其中。
正因为邓颖超对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有人找到了周恩来，专门谈邓颖超的工作。
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首任总理，他要组建“内阁”，考虑了许多方面，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和平起义，保住了古都北平，贡献巨大，因而周恩来安排他做水利部部长。
冯玉祥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后来两人分道扬镳，冯玉祥亲近我党，后来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时，不幸于海上去世，为此，周恩来安排了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为卫生部部长。
周恩来考虑了许多人的职务，可是唯独没有谈到邓颖超。
作为两人的好友，张治中首先看不下去了。
张治中打趣道：“周公啊，别人都说你这个周总理很“周”到，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啊。”
周恩来笑着说：“文白兄（张治中的字），你请讲。”
张治中：“无论怎么讲，总要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部长职务才让人心服口服。”
周恩来笑笑，婉拒道：“文白兄，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就不必操心了吧。”
张治中无语，只好作罢。
但是不久后，党内一位同志又找到了周恩来。
此人就是革命先烈彭干臣的妻子江鲜云。
江鲜云：“总理啊，我们共产党人提倡男女平等，那你为什么不给小超大姐安排一个职务呢？”
周恩来最终还是拒绝了江鲜云，他说：“我如果安排你小超大姐当部长，那么，你想想，以后她所在的部发出文件，命令，会让人误认为是我的意见，叫人家不好办......”
江鲜云还想说些什么，周恩来一句话堵住了她：“只要我在政府当一天的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任职。”
江鲜云听后，气冲冲的走了。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正是因为如此，在1974年毛主席特别指示要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周恩来扣下了这道指示，没有让邓颖超在政府任职。
对于丈夫的所作所为，邓颖超能理解，因而她从来也不去索求什么，
不过，对于丈夫扣下毛主席指示一事，邓颖超却从不知道。
直到周恩来去世后，工作人员在他的办公室抽屉里找到这份指示，邓颖超才了然于胸，知道了有这么一件事。
对此，邓颖超并没有多说什么，不过，华国锋却是有话说。
华国锋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是在此之前就已经下了，是由于周总理扣了下来，但是这并不能不算数。
因此，在1976年底的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表示，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由此，邓颖超被增补为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邓颖超这才开始担任了许多党和国家的要职。
1984年，邓颖超在接见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一家时，专门谈到了此事。
邓颖超说：“你们知道吗？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他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员长，他坚决反对，后来小平同志告诉我说，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
“解放初期，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他不让，组织上安排我在妇联做副主席，他和人家吵架，不同意我上，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有我，又画掉了。因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在压我......”
“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又是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都是因为你伯伯的关系......如果你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就是了....”
邓颖超发出这样的感慨，实际上并没有丝毫的怨恨感情掺差其中，她更多的是对丈夫的爱和理解。
周恩来压住邓颖超，不让她在政府任职，也许对邓颖超来说并不公平，但是如果这是为了革命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而他如此的做法，也更加凸显了他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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