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大部分地区都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蒋介石在大陆留下的许多特务以及残余的部队还在秘密活动。
这些残余的部队大多占山为王在山上当起了土匪，他们打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旗号，到处烧杀抢掠，百姓听之色变。
其中散布在闽赣交界武平县东北部的钟勇股匪尤其猖獗，他们经常下山杀害我党的革命干部，甚至勾结隐藏在县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员攻打县政府。
还好警卫人员及时察觉才制止了这场暴乱，在这场暴乱中我军抓捕了一名与匪徒勾结的政府职工，经过调查后才发现这名政府职工的身份并不简单。
在解放前此人曾经参加过当地的保安团，后来假装起义，被安排进政府工作，被捕后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一支钢笔，没想到却因此引出了15年前的一桩血案。
那么，这名勾结匪徒攻打县政府的职工是谁？15年前的那桩血案又发生了什么呢？
假装起义，勾结匪徒
这个勾结匪徒攻打县政府的职工就是林绩轩，解放前林绩轩一直都是为国民党政府工作，在武平县的保安团任职。
1949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退回台湾，许多国民党政府的军队纷纷起义，投靠我党，林绩轩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起义后林绩轩被安排进县政府工作，但是林绩轩并不安心就这样默默无闻的当一名政府小职员，一直悄悄的为国民党残余的势力传递消息，企图破坏我党的政权建设。
1950年，林绩轩与武平县东部的匪徒暗中勾结，计划攻打武平县政府，这一群土匪暗中约定在晚上从围墙中进入政府机关，林绩轩作为内应偷偷地打开政府大门，让匪徒可以尽快攻下武平县政府。
但是就在匪徒翻上县政府的围墙时，被巡视的警卫发现，这个警卫发现之后立即敲响警钟，召集所有的警员与这些匪徒展开了生死搏斗。
在双方交战中，有警卫人员发现政府职工林绩轩竟然试图打开政府的大门让土匪攻进内院，这下林绩轩是土匪内应的身份再也隐瞒不住了。
县政府的警卫人员英勇作战，再加上占有地形优势，这些土匪很快就被打得仓皇逃窜，林绩轩看到情况对自己十分不利，又想到自己身份已经暴露，于是悄悄地逃回自己的老家七坊村。
之后我党积极的张贴匪徒的告示，向群众宣传，与当地的群众相结合开展剿匪斗争。
当地的群众早就对土匪的行径深恶痛绝，看到我党的剿匪告示后，很多群众都秘密地向我党举报土匪的行踪，其中就有林绩轩的踪迹。
根据群众的举报得知林绩轩逃回了自己的老家，我党负责剿匪工作的李逢蕊同志立即带领着部队前往林绩轩的老家，亲自抓捕林绩轩。
林绩轩被捕后，对他搜身时发现他身上有一支非常精美的钢笔，李逢蕊接过来一看钢笔上面竟然还刻着“瞿秋白”三个字，李逢蕊立即察觉到事情不对劲。
瞿秋白曾经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主持中央的工作，当时除了陈独秀外瞿秋白就是最高领导人，而林绩轩当时只是国民党的一个保安人员，不可能仰慕瞿秋白。
于是李逢蕊立即审问林绩轩：“钢笔是哪里来的？”
林绩轩吓得浑身发抖，一直支支吾吾说不清话，李逢蕊派人将林绩轩抓回去审问。
之后和林绩轩一起共事的同事供出林绩轩之前一直向他们炫耀说：“他杀了我党的重要领导人，并且还经常拿着那支钢笔到处炫耀”。
同事的供词让林绩轩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至此，15年前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的遇害细节，才得以被世人所知。
掩护主力转移，治病被抓
1933年，国民党军队对我党展开了第五次围剿，敌军派出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围攻。
当时我党被王明“左”倾思想所领导，坚持使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敌人进行正面交锋，使我党损失惨重。
我党因此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地位，根据地的范围越来越小，最后我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前，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已经缩小到瑞金、兴国、宁都等县，但是为了保住剩下的根据地并掩护红军的主力进行转移， 中共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领导人及红军。
讨论后中共中央决定留下一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并且十分熟悉中央苏区工作的高级干部，其中就有瞿秋白、项英、陈毅等人，几人临时组成了中央分局，负责领导南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战斗。
在瞿秋白的领导下，中央苏区顺利的牵制住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为红军主力的撤退做出重大贡献。
在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不得不转移到深山里活动，环境的艰苦加剧了瞿秋白的病情。
瞿秋白原本就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十分虚弱，走路时间长了就会喘不过气，更何况在环境如此艰苦的深山之中。
瞿秋白的病情一日比一日严重，于是陈毅将军便向项英将军提出，护送瞿秋白出山接受治疗，项英对此十分赞成。
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为了保留重要干部，派出了一个警卫排的力量，护送瞿秋白、妇女部部长周月林、以及项英怀孕的妻子张亮等人赶往永定县。
当时邓子恢率领的游击队恰好也要前往永定县，于是他们就跟着邓子恢的部队一起前行。
为了安全，他们每天都是夜晚前进白天隐藏，赶了几日路后，他们在汤屋碰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
此时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十分严格，为了能够顺利的把瞿秋白等人安全送出去，万永诚让瞿秋白等人穿上红军的衣服，装成被俘的俘虏，然后他令手下的一个排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押着瞿秋白等人走出了敌人的封锁线。
之后瞿秋白一行人走到上杭县的梅坑时，半夜突然传来了枪声，邓子恢立即命人阻击敌人，掩护瞿秋白等人向后山进行撤退。
但是当瞿秋白等人到达后山时，他们突然发现前面没路可走，只有一个斜坡，此时敌人已经从山下不断向山上开始包围，邓子恢率领的部队也被敌军冲散。
此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滚下山”，瞿秋白等人毫不犹豫地抱着头朝山下滚去，瞿秋白滚下山后已经没有力气行走，同样滚下山去的还有周月林和张亮。
周月林扶着瞿秋白与张亮一起向山下走去，准备找个地方先藏起来，但是还没来得及隐藏，就看到国民党的部队已经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于是三个人商量隐瞒各自的身份，瞿秋白称自己叫做林琪祥，被红军抓到瑞金，在军中当一名文化教员，红军撤退后，他就找了一个机会逃跑，刚好趁乱逃到了这里。
周月林称自己是红军中的医护人员，有孕在身的张亮则是称自己是香菇店的老板娘，刚开始敌人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就把他们关押在普通牢房。
之后保安团的团长钟绍葵对被俘的红军战士一个个的严刑拷打，让他们交代情况，但是被俘的战士们没有一个人说出瞿秋白的身份，于是保安团的人就想着趁此机会向他们的家人索要一笔保释金。
上杭县有一个叫做林鸿昌的糖果店老板，因为和妻子多年没有孩子，听说保安团抓了一个怀孕的女犯人之后，给钟绍葵送了一笔钱把张亮保释了出去。
敌军营长李玉的妻子即将分娩，急缺医护人员，于是就把周月林保释出去给自己的怀孕的妻子当陪护。
瞿秋白以林琪祥的名义给鲁迅和妻子杨之华写信求救，但是此时杨之华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于是向鲁迅先生借了一部分钱，之后又托人前去保释瞿秋白。
身份暴露，宋希濂劝降
但是没想到就在他们筹钱期间，敌军得到了一条重要消息，把瞿秋白严格看守了起来。
原来是万永诚率领的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攻，万永诚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万永诚的夫人徐氏也被抓捕，徐氏被抓后禁不住敌人酷刑的折磨，便供出瞿秋白曾经在汤屋住过两个晚上。
敌军根据徐氏供出的情况很快就从俘虏的人中找到了瞿秋白，为了证明他们的猜想，又让被俘的郑大鹏指认瞿秋白。
面对指认，瞿秋白非常从容镇定，笑着说：“既然这样，我就不用冒充了，没错，我就是瞿秋白，十多天来我是林琪祥的口供就当作一篇小说看吧。”
瞿秋白的身份彻底暴露后，张亮和周月林也被重新抓了回来，敌军判定她们是和瞿秋白一伙的，将她们抓回重新审问，最后张亮和周月林被国民党判处了10年徒刑。
之后国民党派人审问瞿秋白，让他供出我党的藏身之地以及我党的一些重要信息，不管敌人问什么瞿秋白统统回答“不明了”，最后敌人没办法只好将他继续关押起来。
瞿秋白被抓的消息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上层的重视，正在厦门养伤的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在瞿秋白的身份被证实后立即赶回长汀。
宋希濂回到长汀后，立即命令下属不要再审问瞿秋白，并询问了瞿秋白的生活情况以及身体状况。
宋希濂曾经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在黄埔军校时受到我党思想的影响，在陈赓大将军的介绍下加入我党。
后来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大肆屠杀我党的党员，宋希濂也在这场事件之后退出我党，加入了国民党。
但是在黄埔军校期间，宋希濂曾经读过瞿秋白的文章，还听过瞿秋白的课，对于瞿秋白的学问十分崇敬，也算是瞿秋白的半个学生。
于是宋希濂想要借师生之情劝诫瞿秋白投降，还专门派了军医为瞿秋白进行诊治。
瞿秋白却说：“用药减轻点伤痛尚可，至于认真的治疗则是完全没有必要了，看在师生的份上，请你给我一些笔墨和书籍，我要写东西。”
宋希濂满足了瞿秋白的要求，并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说道：为瞿秋白先生准备一间大房间，供应笔墨和书籍；按照师长标准供应饭菜；允许瞿秋白先生自由出入院中，派军医照料他的生活等等。
当时宋希濂的属下对此十分不解，于是宋希濂解释说：“如果照料不好，瞿秋白的身体出了问题，我们没办法向老蒋交代，对于瞿秋白这样的人物，不能来硬的，要慢慢的软化才能让他劝降。”
就这样大概过了半个月，宋希濂亲自到狱中劝降瞿秋白：
“国民党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委员长秉持三民主义的宗旨，全国民心归顺，而共产党16年经营的山头，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共产党如果能救中国，何至于落得现在这幅局面？”
瞿秋白回答说：“我感谢你可以让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是徒劳的。”
宋希濂劝降失败后，并未因此苛待瞿秋白，瞿秋白依旧每天写文章，还用毛笔写下了《多余的话》，对自己的往事进行剖析，充分抒发了一个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心路历程。
不惧酷刑，慷慨就义
从此，宋希濂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审问和劝降，过了一段时间，宋希濂将自己的审问情况汇报给南京政府，很快南京政府就派了特务王杰夫和陈建中来审问瞿秋白。
不管王杰夫等人如何威逼利诱，瞿秋白始终没有透露过关于我党的任何消息，经过几天的审问王杰夫依旧没有任何收获。
原本宋希濂以为老蒋会把瞿秋白押往南京处置，但是就在此时红军再一次逃出蒋介石的包围圈，再加上听到瞿秋白不愿意投降的消息，蒋介石一怒之下给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1935年6月17日，宋希濂收到上级蒋鼎文发来电报要求处决瞿秋白，宋希濂拿着这封电报默默地看了许久。
当天晚上宋希濂召集参谋长向贤矩、政训处长蒋先启、特务连长余冰以及负责照顾瞿秋白的军医陈炎冰开会传阅电报，并决定在6月18日上午10点在长汀中山公园对瞿秋白执行枪决。
这一晚宋希濂彻夜未眠，参谋长向贤矩和陈军医走进了瞿秋白的房间，瞿秋白此时还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个士兵刻印章。
参谋长招呼瞿秋白坐下，一旁的陈军医脸色有些不好，瞿秋白立刻就意识到有事发生，于是也不拐弯抹角直接问道：“是要送我上路了吗?”
参谋长严肃地说：“是的，你从被俘后就没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政府来电，命令就地枪决你，你还有什么话、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会视情况尽力办到。”
瞿秋白没有丝毫的惧意，缓缓地喝了一口酒答道：“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请陈军医将我的遗墨，在我死后寄给我的一位朋友。”
第二天早上，宋希濂命令自己的部下在中山公园的凉亭里准备好酒菜，八点钟瞿秋白换上洗好的白色裤子和黑色的唐装上衣，泡了一杯浓茶，坐在窗前写下：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之后瞿秋白放下笔又整理整理衣服，神色从容地走出了这间困了他一个月的房间，院中的阳光正好，门口还有两排士兵守着，瞿秋白看了看周围，走出了大门。
宋希濂站在师部二楼的办公室里，听着院中传令的声音，忍不住掀开了窗帘目送着瞿秋白慢慢走出大门。
瞿秋白跟着士兵一路走向中山公园的一处八角亭，在特务连长的要求下，瞿秋白背手挺胸，面带着笑容地拍下在世时的最后一张照片。
之后瞿秋白一路走一路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红军歌》，走到罗汉山下，瞿秋白看到一处草坪，他盘膝而坐，对着枪杀他的刽子手说道：“此地正好，我不能跪着死，不要打我的头。”
这个行刑的刽子手就是林绩轩，杀了瞿秋白之后，林绩轩从瞿秋白身上拿走了这支钢笔，事后林绩轩还经常向人炫耀，他杀害过中共的重要领导人。
直到1950年，林绩轩勾结匪徒攻打县政府被抓，在审判时，林绩轩狡辩自己只是按照上级的命令行事，希望能够为自己减轻刑罚。
但是不管林绩轩如何狡辩，他都是杀害瞿秋白的凶手，况且解放后我军对起义军十分优待，但是林绩轩还是与土匪串通围攻县政府，充分体现其险恶用心。
最后经过审判，林绩轩被处以枪决，瞿秋白的钢笔被上交到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作为革命的文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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